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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与叩问——评黄朴中短篇小说
来源:《名作欣赏》 | 王宝丹 王鹏程  2021年05月11日16:41
关键词:黄朴

时至今日,新世纪文学刚刚走完第二个十年。70后作家已经逐渐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在多元化的文学版图中构筑起自己的文学世界,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中篇兴起”和“长篇热”文学现象依然延续的今天,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性”较强的文体,对作家的创作技巧和读者的鉴赏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并“因其自身浪漫的、个人主义的、不妥协的性质——远离了大众”, 但绝大多数的70后作家依然把短篇小说作为他们创作的重点。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个体”,陕西作家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整体观照社会现实与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视点,而在逐渐成为“新生”力量的陕西70后作家群中,曾以《镀金时代》荣获柳青文学奖的黄朴是不容忽视的。黄朴此次以中短篇小说集《新生》向文坛发出有力的冲击,在承续陕西文坛的传统之下,透过异质性的突破与创新,在对时代症候的叩问和内心隐秘的窥探中推动了对这个欲望横流的时代的思考与发现。

从第一代陕西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到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第二代陕西作家,再到以叶广芩、杨争光、红柯、冯积岐等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陕西作家自“十七年”文学以来便在中国当代文坛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柳青以《创业史》为中国当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其精神遗产对陕西后来的作家创作影响深刻而持久,他对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而言,俨然是导师一般的存在。柳青奠定了陕西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根基,促使陕西文学形成了注重严肃展现当下社会结构和追寻生活现实意义的传统。尽管黄朴没有选择以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形式来展开文学图景,但他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极大的使命感、责任感,以生活、生命的经验书写人生、书写地方风情的风格无疑是延续了自柳青以来陕西当代文学的创作精神与创作风貌。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将小说的背景放置在当下中国的城乡巨变中,必然会涉及人们熟悉的社会事件,加之黄朴集作家、新闻工作者、党政刊物编辑身份于一身,由于工作性质和自我道德约束以及这种约束之上的社会职责,使他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有着深入骨髓的察觉和感悟,并能连缀成文,以示警醒。评论家李国平曾说,“一方面,因为职业原因,他(黄朴)自觉地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先进经验中汲取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他对现实的思考,是他自觉的参与中国思想进程、民主进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使然。” 黄朴对突出的社会事件和新闻事件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在《新生》中当下的热点问题几乎都涵盖在内。例如从普遍的社会事件如矿难、毒奶粉、留守儿童(《一个人的年夜》),计划生育、拆迁(《新生》),征地、房地产开发(《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和大龄剩女、相亲、无良记者(《一只蜜蜂飞过半个城市》),卖血、艾滋病(《你不是我爸爸》),到影射具体的热点新闻,如原海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的“另类收藏”(《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大学生蜗居网吧六年(《隐匿者》),西安9•15反日游行队伍砸伤日系车车主(《看见》),企业培养狼性文化、员工互扇巴掌(《镀金时代》)。黄朴对于生活、对于文学是敏感的,即使是在纷杂的信息爆炸时代,他也能从大众媒体津津乐道的人间百态的纷杂事件中攫取资源,经想象与虚构而成精彩的故事。张炜坚持我们期待的文学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简单的信息事件,而是能透过故事给人以特别的愉悦和感动。 《新生》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表现出与新闻信息、社会事件的极大关联,但却并不仅仅是对热点信息的铺陈排叙,而是融入着黄朴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包括陕西作家在内的当代作家往往容易沉醉于个人化的书写,缺少对即时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而且很少积极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而黄朴的眼光却始终向下关注着与老百姓生活、命运紧密相关的事件,但却并不局限于报纸上的社会见闻和电视媒体中的社会大观,而是以此为切入面,深刻地切入到社会的肌理,在那些社会事件的基础上经由作者的想象与虚构,窥探着普通人精神与灵魂的纠葛和苦痛。

《新生》中除了表现出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极大关注之外,最令人注意的一点便是对于“物”,尤其是“丑物”的描摹。黄朴对于各种“丑物”的描写总是令人联想到与他同为商洛老乡的贾平凹。贾平凹对于描绘各类丑陋、污秽、猥琐的事物似乎乐此不疲,无论这种写法是否受到批评与理解,无疑对丑陋的书写已经成为贾平凹小说的一大文学景观。因而黄朴在窥探现实的过程中对于这些丑物的描摹,不论是主动借鉴亦或是无意模仿,总是容易滑向与贾平凹的比较。

黄朴对于物象和场景的描摹充满了大胆的刺激性字眼,直白粗鲁绝不加一点含蓄,读来往往使人感觉不适。如,“那字看着别扭,像是一坨一坨硬挤出的屎”(《一个人的年夜》);“我像突然坠到了下水道。腐烂的肉上爬满了蛆虫。泔水。泔水携带着不知名的物体狂笑而来。我突然呕了一声,打跑了嘴里的软体动物。陈里的脸上落满我的呕吐物”(《一只蜜蜂飞过半个城市》);“新鲜的牛粪像煎饼一样摊在我的脚下”,“牛粪吸饱了水,懒洋洋地撑开身子,几只虫子在上面仓皇地站着,喧嚷的河水让它们暗自忧伤”(《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地球》);“出了厕所,见房东像一只古怪的虫子倚着渗着褐色液体的大树。一片又一片,谁也不慌不忙不分昼夜地落着,一抬头,发臭的树叶,爬满虫子的树叶,破烂的树叶……”“被烟雾熏死的虫子不声不响地落下来,他并不认识它们,就把它们像肉饼一样摊在尼桑的玻璃上”(《看见》);“奶奶嘴里蹦出一口痰,痰青蛙一样蹦到了妈妈的鞋畔”(《你不是我爸爸》);“她打开一沓叠得齐整的报纸,里面窝了一摊屎。还新鲜着呼呼地吐着热气呢。苍蝇们嗡地卷过来,爬满了她的身体,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它们忽而就吃完了,光盘行动啊,吃了大餐的苍蝇们继续开会” (《镀金时代》)……黄朴小说中这样“重口味”的写法着实不少,虽然有时这样的比喻和描摹略显刻意,甚至会给读者造成作者有“审丑”偏好的印象,但是这些物象却是人物实实在在的生存图景,是行文逻辑的出发点。黄朴也曾解释如此行文并不是因为自己热衷于描摹那些丑恶的东西,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是生活构成的一部分,而这些部分经常会影响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从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 黄朴的小说大多呈现的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与心路历程,对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而言,这些物象是他们生活场景中熟悉的部分,是人物存在的逻辑基础,这些物象的描写、场景的构造为小说起到了一种铺垫和营造氛围的作用。因此,也许我们不应该对贾平凹与黄朴之间的这些相似性做过多的苛求,有些时候我们也并不需要去揣摩它们的具体含义,因为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小说中应该呈现的“物”而已。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追求的是将所看到的,事无巨细地描绘出来,致力于将小说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但当代许多作家热衷于用华丽的技巧和新颖的形式遮蔽叙事的欠缺,有时会轻视对于场景和物象的描摹,使得作品里的人物失去了环境及生存图景的依托。而黄朴则在魔幻、荒诞的文本中表现出于对于“物”和场景的细致摹写的巨大兴趣,将“物”的描写恰如其分地融入到人物的生活中去,构成必需的部件。

自觉的文体意识使得黄朴将艺术形式也纳入到内容的考量之中,为更丰富有力地呈现其所要表达的文本内容,他大胆地拓展着现实主义的内涵。黄朴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在对现实的具体关照中,试图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自己的理解。黄朴自言:现实主义既是辽阔的,又是无边的,它具有巨大的融合力,它能吸附现代主义的诸多精神与笔法,在我的理解中,它没有既定的框架和范畴,我想融入的是自己对这个无比丰富而复杂现实的发现、思考、观察,以及我对于这个时代的发掘与建构。 因而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之外,黄朴始终在尝试着一种异质性的突破与创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之下构思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发现和思考,构筑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心灵史。

黄朴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便体现在对世俗的荒诞书写上,在平稳的现实主义书写中融入异质性的声音,以荒诞的笔法,运用荒诞的意象,描绘荒诞的现实人心。在小说现实主义的主题之下充斥着大量的魔幻、荒诞叙述,对现实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变形”和“扭曲”。商洛地处秦岭东南麓,它是关中平原与秦巴山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交汇的过渡地带,同时又是川、陕、豫、鄂四省接壤的边界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南北方文化磨合交融的天然场域,并享有“秦头楚尾”的美誉。商洛的乡村保有大量的湘楚徽豫文化遗风,生于斯长于斯的黄朴对这里的巫楚遗韵自是十分熟悉,并将它们大胆地融入文学创作。如在《最后的仪式》中,黄朴笔下的招魂幡、纸钱、棺材、花圈、铜铃、纸钱夹杂着阴师戚戚的吟唱,在阴师的吟唱中似有《离骚》《九歌》的彷徨与哀婉。王小在混沌之际,思想被拉扯变形,眼中所见心中所想都走向了魔幻和荒诞。父亲的内脏在王小的眼前纷纷跌落出体外,肠子萎缩如蚯蚓,刚一掉落体外便被满身黑羽的鸟叼走;虚弱颤动的心脏则像一团龌龊的木炭;干燥如纤维的肺被乌鸦驮走飞入黑夜;四肢也脱离躯干,化作树干、玉米、麻雀;最后在王小恢复清醒之际看到的是父亲变成锦鸡消失了。阴师咏唱的孝歌是悼亡的安魂曲,在鼓乐声中凡世衰老的肉身在逐渐剥落,衰老的躯体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生命逝去,却又似乎化作其他新生,在对儿孙的眷恋、担忧之中,走入新的生命轮回。黄朴并未直述生命的衰败,而是在魔幻、怪诞的叙述中消解了死亡的伤痛,生命如凤凰涅槃一般,在腐朽的死亡中重获新生。又如在《奶奶在窗外站了一夜》中也夹杂着神秘、奇幻的乡间民俗。“我”因梦见死去的爷爷背着小叔站在屋后的核桃树顶冲“我”招手,后被爷爷背进坟里而发起高烧。奶奶咒骂是爷爷的亡魂纠缠着“我”,做法为“我”驱散亡灵,查医生更是在“爷爷的坟头钉了一根三尺长的桃木撅”,将爷爷的亡魂困在坟中,而父亲却担忧爱热闹的爷爷不能再串门最后将坟上的桃木撅拔掉。黄朴在现实主义的天地中添加了对神秘文化、民间风俗的描绘,以魔幻的笔法写幻觉、梦境,不仅仅丰富了小说的趣味性,更是融汇着对生死、真伪、混沌人生的思索与感悟。

黄朴惯用某种“离奇”的方式使得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都显得有些荒诞不经,语气杂反讽和荒诞于一体,在看似一本正经的行文之下犀利的反讽无处不在。《白豆的远大理想》便是满篇荒诞,联合学院毕业的白豆做起了屠夫卖起了猪肉,他还曾在“国家级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专门论述母猪和公猪性别的优势对猪的繁殖的特殊作用” ,“梦想成真丸”使得白豆深陷成功的美梦,当了领导的白豆面对着满屋的听众只憋出了一句“你们都是一群猪啊”,竟被主持人高度评价,称其是最精彩的重要讲话,对今后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行文最后,黄朴突然笔锋一转,道出原来白豆早就疯了,原本无所顾忌的荒诞在此刻便突然得到了合理的诠释,小人物的心酸、欲望的折磨、社会的打击顷刻显露无遗。《隐匿者》中大学毕业的大强空有一番理想却发现自己在社会上根本无立足之地,因而躲进网吧八年,将自己与家人和社会隔离,陷落在空想之中,最后竟将希望寄托在要教会一只狗算数学题、学说话,让它成为狗中之王,统治世界上所有的狗。在大强荒诞的自我设想中,展露的是对自身无法融入社会的极大消极与无奈,在癫狂的设想中暴露了个体在适应社会、改造社会面前的无力感。

但在黄朴用荒诞的笔调犀利讽刺的同时,此类题材创作也充满了暧昧,即作者虽然直面社会问题,用笔锋触探到内心的隐秘,但却无法拯救内心,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便是亟待作家解决的关键。

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原、孙甘露、余华、格非等一大批先锋作家涌现。他们的创作给文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对小说的多元发展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但陕西作家直到今日仍大都坚守着传统体验式的创作论,在现实主义取向的权威之下,追求客观、真实、细致的艺术表达,而黄朴的创作特征总体可以归为荒诞的现实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是继承了一些先锋小说的精神血脉。

传统陕西文学大都以民间生活为题材,热衷于描绘西北的风土人情和民族史诗,致力于讲述农民的生活苦难。而黄朴以窥探现代人内心的隐秘为写作着力点,在《新生》的创作内容上,继承了先锋文学挖掘人性幽暗复杂的传统,将个体放置在与环境、他人的对立中审视自我,重新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突出生活的荒诞和人心的复杂。无论是农村还是都市,个体的生活经验总是夹杂着欲望,而这些肉体的欲望无关国家大事、历史意识、人类生存等宏大主题,而是世俗社会中人的情感欲望。 黄朴以自己的方式捕捉着小人物的秘密,自发地窥探生活、人心的隐秘,尤其是压抑的性欲与喷发的性欲都成为黄朴窥探人心的重要切口。在黄朴笔下,人性最原初、最蓬发的欲望冲动都被暴露无遗。《一个人的年夜》中年生爸,面对瘫了六年的老婆,竟对儿媳金凤产生性欲冲动;《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中杨发财把对桂兰的欲火烧向了广告牌上的女人,伸着油腻腻的手摸向那女人的大腿;《奶奶在窗外站了一夜》中早早守寡的奶奶,常常站在儿子儿媳的窗外窃听着屋内的动静;《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地球》中少年石头不仅赤裸裸地用最粗俗的文字倾诉自己对于女孩王珍的欲望,而且在絮絮叨叨向“我”讲述王珍时在山林中大胆自慰。黄朴笔下的乡村社会中,人的身体欲望都是被压抑的,无论是公公对儿媳的恶欲,还是守寡的母亲对儿子私生活的窥探,在物质与精神贫乏的乡村,这些遭受苦难的人,他们的性欲需求是不被重视与关注的,他们原始的欲望被压抑而变形以至变态。对于乡村这些身体的欲望,黄朴并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进行指责,而是带着悲悯注视着这些挣扎的个体。但当他的笔触转入到城市,那些毫无节制喷发的欲望冲动则成为讽刺、揭露的对象。《一只蜜蜂飞过半个城市》中到处弥散着肉欲,公交车上的男女甚至是同性公然调情,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胆猥亵女子,相亲时眼见那些富人、官员的淫乱生活与低俗挑逗;《看见》中城中村的发廊中暗藏着皮肉生意,售楼小姐为了销售业绩与客户暗中调情;《镀金时代》中醉汉在人潮熙攘的时代广场欲强暴拾荒女,平凡的上班族借助充气娃娃发泄欲望。在物欲的都市中,性被无限放大,充斥着每一个角落,金钱与性捆绑连接,皆成为满足欲望的手段,在喷薄的欲望面前精神的孤独愈加凸显。黄朴的大胆描述并不在于暴露现代人情欲的无节制,而是揭露正是由于无法真正解决精神的贫瘠与社会担当的缺失等问题,都市人才会在欲望中迷失自我。两性情欲之外的亲子关系亦是黄朴关注的焦点,年生父母对患有食道癌的儿子的漠视(《一个人的年夜》);儿子为了面子捆绑住患病的父亲(《新生》);金明为了拆迁,设计欺骗父亲(《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儿子在父亲去世后,一直监视母亲确保她为父亲坚守着忠贞(《奶奶在窗外站了一夜》),这些扭曲的亲子关系相较于变态的性欲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黄朴将这些看似特殊个体的危机,放置在此时此刻的社会现实中,叙事因此更接近现实也就更加迷人,而后在结合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现实进行剖析,展露了在欲望面前人心的黑暗与空虚,也更披露了当下的社会困境与现实问题。

陕西作家更偏向也更擅长创作史诗性的长篇巨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他们的首要选择,他们更注重主题内容的选择与表达,在技法上面缺乏创新的意识与勇气,鲜少有独特的创作技法。但黄朴在文本的内容之外,在技法上亦思索颇多,意在使文本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拉开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为读者预留出充足的接受空间,极大增强文本的文学性。文学文本不应该和盘托出,若是文学简单直白,读者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厌烦,从而离开“游戏领域”,文学作品需要为读者预留下“空白”,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去进行填充和具化,从而获得“游戏”的乐趣。因此《新生》中的短篇小说乍一看都觉得有些模糊,非得静下心细读几遍方可渐明大意,而造成这种“阅读障碍”的一大原因便是小说中人称指代的模糊,即人物视角的频繁转换。在一段叙事中,眼睛不再聚焦于一点,而是包含多个焦点。如“他把那晶莹递给她说,路上好好听你妈的话。他又把另一团白玉般的晶莹交给她说,真的要去吗?去,她说。他手指头把她嘴角的蛋白揩到她嘴里,看着她说,都十几年了,能找得到么?只要想找,她说,就能找得到。他将蛋黄突然塞进她嘴里。她的脸庞猛地胀大,鼓囊囊地。你要噎死我啊。她看着他将十几个煮鸡蛋装进她的包里” ,在这段叙述中,“她”不断地出现,但每一次出现的指代都不明确,视角不断的在母女之间来回跳动,乍一读,令人思绪凌乱不知作者所指,唯有反复咀嚼,在标点符号、插入语、动作、对话内容等手段的提醒下,读者才能将这些指代一一对应。黄朴使小说产生陌生化效果的又一手段便是对修辞的苦心雕琢。“来自柳镇的班车驶入洛城车站的时候,她最终没有能力堵得住,捂着嘴的手掌被一股力量粗莽地推开,它们就泄洪似的,在阳光里变成一群奇异的虫子,花花绿绿地涂抹着发烫的地面”(《新生》);“后来王小看到父亲像被抛到岸上的鱼张了张嘴,努力着但无法制造出任何声响,父亲三根枯瘦的手指如鱼的尾巴在黄昏的灯光里摆动着……”(《最后的仪式》);“好,他心里叫着,看房东像一截生了蘑菇的木头僵硬地靠在汽车旁”(《看见》);“奶奶苍老的哭声像一条蛇爬上了酒席”(《你不是我爸爸》)…… 呕吐物、虫子、手指、鱼尾、房东、木头、哭声、蛇,黄朴善于将这些毫无联系的事物没有逻辑地堆叠在一起,在这些事物之间建立一种“同一性”,表达出一种混沌、怪异的感觉增强叙事上的陌生与间隔的审美效果。

当代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之时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灵魂的后花园,一个独属自己的文学空间,这个空间是他们写作的最初出发地,是构建文本、塑造人物的依托。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是文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大命题。每一个作家都耗尽心力寻找着那个可以安放他灵魂的栖息地,寻找那个可以让他的思想迸发出最闪亮火花的根据地。正如莫言在东北乡、贾平凹在商洛、苏童在香椿街、毕飞宇在苏北寻找独属于他们的地域资源,黄朴也将商洛的山水视为他写作的精神原乡,在他的文学空间中将其具化为“柳镇”(或“柳庄”)。

尽管黄朴与贾平凹都将自己的灵魂安置在商洛,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却又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逐渐变得浮躁,而黄朴文学地理中的柳镇则大多是被遮掩着的静态存在,是被逃避的对象,由柳镇及其发散出去的空间构成了黄朴叩问现实的场域。虽然《新生》中的小说各自独立成章,看似无关,但它们却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空间——柳镇。柳镇中年轻的一代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出走,本子不愿像父亲年生一样固守土地,他和妻子抛下年幼的儿子,远离柳镇在广州、西安、南京、杭州等地游走打工,把城市当作家(《一个人的年夜》);王珍在城市消磨着青春,厌恶这欲望横飞的都市,却又不愿离去(《一只蜜蜂飞过半个城市》);白豆宁愿在城市做一个屠夫,最终被欲望逼疯,也不愿回到柳镇,接受父亲留下的几十亩荒山(《白豆的远大理想》);王小虎、小倩、一冰这些来自柳镇的年轻人,在城市中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小商贩、发廊小姐、保安,即使是光鲜亮丽的李秀丽,也是牺牲色相才换取了巨大的销售业绩(《看见》);大强蜗居网吧八年无聊到教狗学算术、学说话也不愿回家(《隐匿者》)……无一例外,这些逃离了柳镇的年轻一代梦想着在城市打拼出一番天地,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向往的都市往往带给他们更大的污辱,在都市他们遭受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痛苦。这个“太偏僻、太落后、太封建”的柳庄不仅经历着土地的流失,而且它曾养育的儿女也正在逃离,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现代文化,使劲想要甩脱农民的气质,想要钻入城市却不被城市完全接受。柳镇年轻的一代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写照,他们如同候鸟一般从乡村迁往城市,但却始终只能在都市的上空徘徊,而无法真正安家。与逃离的儿女相反,衰老的父辈与衰落的柳庄始终紧紧缠绕在一起,他们竭力想要召回流落在外的儿女,让他们在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王珍的父亲劝说女儿在柳镇找对象(《一只蜜蜂飞过半个城市》);白豆的父亲为白豆留下几十亩荒山,劝说儿子城里混不下去就回家吧(《白豆的远大理想》);老水执着于寻找儿子八年,想要将他带回家乡(《隐匿者》)……但正如流浪八年的大强虽然被父亲和弟弟带回柳庄,但他最终还是在夜里狂奔着离开一样,王珍们和白豆们也无法再回归柳镇,柳镇是他们不愿将就的过去,而城市却始终是他们无法触及的未来。

乡村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动,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到精神依恋之处与现代化改造之地,再到如今颓废的花园,逃离的儿女,坚守的父辈,这已然成为现在绝大多数乡村的现状。但黄朴对于“柳镇”的情感是隐匿的,没有依恋,没有批判,他的笔触始终是冷静客观的,对历史和命运只做静静地关照而不介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故乡正在资本的冲击下萎缩,但文学地理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那个模糊的、被遮蔽的“柳镇”无疑是黄朴想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具有辨识度的符号的自觉书写。

黄朴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感,他没有排斥对社会时代意义的呈现,将叩问时代症候的目光游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事件和人的精神状况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注重对个人命运、生活的静观,捕捉现代生活中闪烁恍惚的精神和意识,冷峻地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荒诞的时代镜像,魔幻而又逼真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病象。当代文学的母题始终萦绕着现代人的灵肉冲突、心理困惑和精神枷锁等问题,黄朴的创作焦点便在于对这些母题从偏僻处不断挖掘,用荒诞魔幻之笔将现实揭露得淋淋尽致。黄朴的创作在冷静的言语叙述中张扬着犀利的讽刺,直面现实的肮脏与猥琐,对人心的黑暗与焦虑不做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用理解、关照和悲悯关切着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困惑。

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尊严并没有随着物质的繁荣而提升,相反,生存压力的增大,使得个体生命充盈着失落感与空虚感。在黄朴创造的艺术情境里,可见当下复杂的悸动与嬗变,小人物的悲欢与哀歌,闪现了人性的幽微与纷繁,浓缩了现实中国的细微变迁,但却也常常陷入无可为与不能为的困境,缺乏指向性的力量。此外,《新生》中绝大多数创作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本素材,但或许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有些小说人物的形象不够立体,不够鲜明,人物形象常常是模糊的,只是以一个个人物指代出现,但对于小说创作而言,无论何时人物的书写都是不该忽视的。

没有哪一位大家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世界。当代作家身上多有大师的影子如马尔克斯、福克纳之于莫言,博尔赫斯之于马原,川端康成、卡夫卡之于余华, 黄朴也承认作为商洛籍的同乡,自己从陈彦和贾平凹身上获得了某种荣光和滋养。黄朴的小说创作中流露出的那些相似性无疑是创作成长的必由之路,但包括黄朴在内的诸多“新生”作家也须尽力避免过多地套用与模仿,警惕自我的创作风格在这一“学习”过程中的弱化,要在吸收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枝丫。黄朴创作的丰富性在于很难用某一单一的流行标签去做界定,他的作品虽然依旧携带着浓郁的陕西文学色彩,但他一面大力拓展现实主义的内涵,一面雕琢创作技法,以巨大的热情与勇气构筑自己独有的叙述腔调。更为可贵的在于,黄朴敢于担负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与人民的责任与道义,无疑,对于不济济于喧嚣的黄朴在未来我们是可以抱有更多的期待的。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王鹏程: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中心博士后,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曾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数项。曾获“清华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2010)、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汇优秀论文奖(2014)、第四届陕西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5)等。

王宝丹:西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