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在中国发现批评史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古典文学，阅读逐渐集中于古典诗歌和笔记杂说，喜欢文献考证。同时又对美学非常着迷，看了不少翻译著作，写下许多笔记，记录自己对美学原理问题的思考。考入广西师范学院读硕士，专业是中国文学史，课程多集中于先秦典籍和文献学，但担任文学理论课程的黄海澄教授，以“新三论”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阐释美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让我们受到新的理论思维和思想方法的熏陶。1985年考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先生研究唐宋诗歌，又在卞孝萱、周勋初、郭维森等老师的指导下受到文献考据和文学史研究的训练。
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是从文献学入手，由作家、作品上升到文学史研究，同时关注文学理论和批评，力图从文学研究中发现、提炼理论问题。在文学研究中，他主张将考据和批评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文献学＋文艺学的学风；在文学理论研究上，他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提出：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
先师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宗旨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从唐诗研究到文学史研究，从清代诗学研究到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一直都在努力践行。广泛阅读文献，最大限度地掌握研究范围内的原始文献；同时热切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以文学理论提供的新视角去观察问题，用文学理论总结的普遍原理去思考问题，并且以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经验与当代文学理论相印证，从古代文论的丰富蕴涵中提炼有普遍价值的理论命题，揭示和消除现有文学理论的盲点，与西方文学理论构成互相发明、互相补充的关系。
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对于文学理论，开始是出于兴趣而接受的，当然也立足于理解与认同。对文学的基本观念，取法于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理论，撰写博士论文《大历诗风》时即以朗格《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两书的观点作为自己把握文学问题的立足点。但随着阅读日广，研究愈深，对文学和文学史就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到某些外国理论学说，会产生深得我心的共鸣。比如对历史的基本观念，最初看到卡尔《历史是什么》、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后来看到海登·怀特的著作，都属于这种情形。不再是学习或接受某种思想观念受到启迪的兴奋，而是自己固有的认识获得印证的愉悦，慢慢地论文中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证就不再是奉为论述的权威依据，而只是作为对先行研究的尊敬。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写完《大历诗人研究》后，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然告罄，很想研究一下古代诗歌理论，给自己充充电。而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收藏历代诗学著述极为丰富，数量众多的清人别集和诗话很少为人关注，于是我便从编纂《清代诗学著作简目》开始，涉足于清代诗学研究。由王渔洋研究到康熙诗坛研究，由叶燮《原诗》笺注到清代诗学史研究，经过20年时间的爬梳剔抉，写出了《清代诗学史》第一、二卷。我的清代诗学史建构，与前辈或时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单一的观念史，而是集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为一身的历史论述。由于清代诗学研究积累薄弱，许多问题都带有拓荒性质，缺乏可参考的研究成果，这就使我的论述无法像一般的通史那样概括和扼要，堆积着许多原始文献的解读和分析，带有浓厚的史论性质，篇幅也相当繁冗。
清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和学术的总结期，学术风气浓厚，学风严谨，诗学也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问，产生许多富有理论独创性和学术深度的著作。虽然从乾隆中叶开始，以袁枚《随园诗话》为代表，诗话写作出现了面向当代诗歌批评的转型，但清代诗学总体上仍是面向整个古典诗歌的历史，面向历代诗歌和诗人，所以研究清代诗学就等于研究整个诗歌史和古典诗学。对清诗话的广泛阅读，不仅让我认识到清代诗学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诗歌史研究的深厚积累，体会到清代诗学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激活了我研究诗歌史和前代诗学的心得，引发我重新思考古代诗歌的一些现象和理论问题，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认识。这些认识慢慢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就凝聚成《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及续编中的一个个理论命题，其中《以高行卑》提出的古代文体互参中的体位定势和《拟与避》提出的“隐性互文”概念，都属于程先生说的“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对当代文学理论不无补充意义。
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学界，近年逐渐形成吸收西方文论精华、发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和总结当代文学创作经验三者结合的共识。这一思路看似颇为通达，但是否行得通，我还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同理论的融合绝不像不同元素的混合，能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新的物质，理论的融合就是原有理论的混杂，不会形成新的理论。文学理论的创新只能出自文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从丰富的经验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总结出具有原理意义的命题和学说。中国文学拥有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经过历代的评估、筛选和淘汰，在不断被经典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诠释和研究。古来积累的数量庞大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文献，本身就是蕴藏中国文学经验的宝库，对它展开深入的探究，必将充实和丰富现有的文学理论。
我越来越坚信，对古代文论和批评的研究是进入中国文学历史、开启中国文学经验宝藏的钥匙。事实上，只有明瞭古人如何理解文学，如何写作文学，我们才能找到妥当的、有效的打开方式，让先人心血所凝聚、精神所寄托的文学境界向我们展开。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刘勰在一千多年前就发出了“知音其难”的感慨。但为了鉴古以知今，守先而待后，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跋涉、探索。而在今天，首先有必要做好刘大白1919年在《中诗外形律详说·自序》里提出的盘点家底的工作，否则我们面对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就仍然无法摆脱刘大白所预言的理论窘境：
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给它们开出一篇清单来。如果不做查账、结账的工夫，而只是胡乱地夸耀一下，指摘一下，抵制一下，这种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
而这种盘点家底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即以诗学而言，清代以前的诗话基本已整理出来，就是数量更庞大的清诗话，几年后也将大体排印出来，但数量尚不清楚的札记、序跋和评点呢？要全部摸清，绝非易事。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仍是个漫长的、有待于学界共同跋涉的旅程。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