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9年，林同济（左）、林同奇（右）与母亲一起在北京。

在上海番禺路，曾有一家著名的图书馆，全称“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关于它的史料很少，我在查阅档案时发现，海光图书馆存在前后，与复旦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份上海解放初的案卷显示，海光四位赞助人中有三位来自复旦，他们是张志让（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潘振亚（法学院院长）和周谷城（教务长）先生；再追溯到海光的创办，主持者林同济先生及三位文史哲编译（研究员）林同奇、张荫桐和蒋孔阳先生，几乎都与复旦有关……这一现象让我颇感惊讶和好奇。

林同济：不妨创办一家图书馆

林同济（1906年-1980年）是著名学者，从1942年起，先后在复旦政治系、外文系任教授。据20世纪50年代听过他讲课的陆谷孙先生回忆：“林同济走上讲台，‘金口’一开，立即赢得学生一片叫好；非他任教的小班还上书系领导，要‘争夺’林同济。”（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

林同济出生于福州一个望族，1934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他与陈铨、雷海宗、贺麟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成为著名的“战国策派”核心人物，著名学者朱光潜、潘光旦、费孝通和沈从文等，都是《战国策》的撰稿人。

1942年夏，林同济从昆明迁居重庆，到北碚复旦政治系任教。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与复旦结缘：父亲林鼎章在法律系讲授民法，妹妹林同端在外文系任助教，弟弟林同奇在史地系就读……父亲请人在北碚建了一座二层楼房子，一家人都在北碚定居。有时，林同济在复旦演讲，兄弟姐妹们都会去旁听。很多年以后，已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的林同奇回忆起北碚生活，感慨万千：“父亲作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林同奇《林氏家风》）

正是在重庆期间，林同济与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先生一见如故。陈光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酷爱读书，与文化人多有来往。林同济向他建议，不妨创办一家图书馆，专门收藏西方文史哲书刊。陈光甫听后，答应全力资助，不设资金限制。由此，“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应运而生（据说“海光”一词，即源于上海银行和陈光甫之名）。

1945年5月，林同济应邀赴美学术交流，在奥克兰米尔斯学院执教（后又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他游历欧洲，遍访各国著名学者、作家（如意大利克罗齐、法国萨特和英国拉斯基等人），为筹建图书馆、争取学术和资金赞助四处奔走。1948年初回国，继续在复旦政治系任教。

1948年6月，“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在番禺路209弄16号正式开张，这里原是上海银行为陈光甫购买的洋房，房前有大花园，绿树掩映，环境优雅。林同济任海光常务董事，实际行使馆长之职。他雄心勃勃，采购了一万余册海内外图书，其中不少是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的原版著作；同时广邀名家前来举行报告会、开展学术研究，胡适、巴金、周谷城、周予同、黄佐临、傅雷、李健吾、王造时和熊十力等文化名人都在海光留下过足迹。据顾颉刚先生记述，他于1949年定居武康路后，慕名寻访海光，林同济不仅陪同“参观全馆”，还“嘱予到海光图书馆读书作文，此地甚静谧，且由上海银行供给饭食，可镇日工作……”（《顾颉刚日记》，1949-10-13）后来，顾颉刚的不少“古史辨”论文，就是在海光完成的。

1952年，因公私合营，海光被关闭，所藏图书入藏上海市人民图书馆。改革开放后，林同济积极呼吁筹办一座莎士比亚图书馆。1980年8月14日，胡耀邦同志亲切会见了林同济——他成为当年唯一一位在中南海被单独约见的复旦教授。

复旦大学老照片

林同奇：留下红色印记

海光创办时，分别有文史哲三位编译。哲学编译是时任复旦史地系助教的林同奇（1923年-2015年），他是林同济最小的弟弟，两人相差17岁。

林同奇于1941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就读，但受林同济影响，偏爱文史哲。1943年，他转学复旦史地系，并与林同济同住北碚。据林同奇回忆：“我和同济住在二楼。他和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从西方历史开始，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1946年林同奇毕业后，原来打算到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但正在美国的林同济来信说，他将回沪创办图书馆。于是，林同奇就选择留在史地系任教，与哥哥一起筹办海光。

关于林同奇留校任教，金冲及先生告诉我：“1947年我考进复旦时，史地系除了教授外，没有讲师，只有两位助教，一位是闵煜铭，还有一位就是林同奇。”1948年在史地系毕业留校的胡绳武先生则回忆：“本来中国通史应该由助教林同奇教，但他哥哥林同济办了一个海光图书馆，他就去图书馆做研究员了，中国通史就没有人教了，他推荐了我……”

早在复旦读书时，林同奇就倾向进步。史地系有一个进步团体，参加者有张荫桐、郭海长、王效仁、冀汸、金本富和张永昌等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林同奇是成员之一。耿庸先生记得，林同奇留校后不久，就曾委托他邀请进步诗人胡风到复旦演讲。那时，马恩经典著作是“禁书”，林同奇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偷偷阅读、分享。曾任黄炎培秘书的尚丁先生回忆：“我先和耿庸、林同奇一起读，当时耿庸在宣怀经济研究所当吴清友的研究生，林同奇是复旦大学的助教，他还从他哥哥林同济兼任馆长的海光图书馆借来了原版《资本论》。”（尚丁《读书记趣》）

林同奇的公开身份是哲学编译，实际上还是地下党外围组织“常春社”成员，并在闸北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活动。正因为如此，海光一度成为地下党活动据点。地下党员陈尚藩、李中法、陈秉恩、吴强和余开祥等经常在海光收听延安广播、油印秘密刊物。1949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查抄海光，称有人“通匪”，正在馆内的林同济、蒋孔阳等人被捕（因查无实据，一周后被释放），林同奇因当时不在馆内而得以幸免。

1948年12月，蒋孔阳与濮之珍在上海结婚

张荫桐：一个“神秘人物”

海光史学编译张荫桐（1917年-1998年）也是复旦人。他于1943年12月毕业于史地系，当过学校教务部注册主任。20世纪80年代初，张荫桐为我们历史系开设过“南亚史”“东南亚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我至今记得他上课时抑扬顿挫的语调。

张荫桐比林同奇高两届。在史地系读书时，他就与林同奇、冀汸等进步同学关系密切，是史地系进步团体成员中的“大哥”。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荫桐返沪，在上海民盟参加地下反蒋活动。他返沪后的公开职业不详，但在1948年5月，他参与了筹备海光。

张荫桐怎么会到海光工作的？据冀汸回忆：“他家住在杨树浦，房子是父亲的遗产。自己一家住在楼上，楼下租给林同济教授和他的美国夫人。”（冀汸《血色流年》）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林同济早在1942年就与美国夫人黛南·格雷离婚，1946年林家人随复旦复员返沪后，住在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7号。1948年，黛南以联合国官员身份来华，林同济与她在外租房同住——这间房子，很可能就是冀汸所说的张荫桐家的“楼下”。据我分析，由于林同奇的关系，加上又是林同济的房东，张荫桐很快得以在海光亮相。

张荫桐虽是史学编译，但按蒋孔阳的说法，主要负责馆务“琐事”，“张先生在此管这些事的时候，不翻译，不必一定弄研究部的工作”。（蒋孔阳致濮之珍信，1948-6-18）张荫桐在海光时间不长，一年不到，他就请假离开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孔阳写信告诉新婚妻子濮之珍：“张先生回家去了”“Mr张最近不在，馆里的店务暂时由我代理”（蒋孔阳致濮之珍信，1949-4-30；1949-5-3）。因此，5月14日国民党军警查抄海光时，张荫桐也不在馆内。

张荫桐去了哪里？这是一个谜。为此，我曾请教过金冲及先生，他告诉我，张荫桐是一位“神秘人物”，“50年代初，我在复旦任教务部副主任，也有一个时期，忽然发现张荫桐先生不见了，他去了哪里，一直让人捉摸不透……”关于张荫桐的生平和行踪，我已有另文探究，在此不再展开——但他作为海光创办时的复旦人之一，却是有案可稽的。

蒋孔阳：从海光走向美学

海光文学编译蒋孔阳（1923年-1999年），是在离开海光后才成为复旦人的（1951年11月到复旦任教），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

蒋孔阳与林同奇同龄。1941年，考取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这是一所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学校条件不错，但政治空气压抑。几年前，我曾拜访过余开祥教授，他也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就读，因不满国民党“党化教育”，被校方开除（记得拜访那天，余先生谈到自己当年被“除名”时，依然愤慨不已）。余开祥离开后，考进北碚复旦。作为余开祥的同学兼好友，蒋孔阳常去北碚玩，觉得复旦民主气氛浓厚，一度也想转学复旦，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通过余开祥，蒋孔阳认识了复旦学生林同奇，进而见到了他哥哥林同济。和林同奇一样，蒋孔阳对自己的专业也不感兴趣，酷爱人文科学。他写的文史哲文章，受到了林同济的赏识。后来林同济创办海光时，即想到了蒋孔阳，邀他担任文学编译，蒋孔阳毅然辞去银行高薪职位，前来就职。一到海光，他就写信告诉濮之珍：“林先生对我们很好……此地另外两位研究员，一位姓张的，一位是林先生的弟弟，他们都是好人……我得从头跟他们学起。他们没有什么耽搁，书都比我念得多，语言的能力比我强，所以，我只有更加地努力！”（蒋孔阳致濮之珍信，1948-5-26）

在海光，蒋孔阳一边随林同奇参加“常春社”活动，一边在林同济指导下自学英语，据濮之珍回忆，“林先生让他用英文翻译、写文章，然后再替他改”。上海解放后，作为林同济的得力助手，蒋孔阳一度还代理过海光馆长，并创办《海光书讯》杂志，翻译了《巴尔扎克评传》。沉浸在丰富藏书的海洋，他的学术素养和外语能力大为提高。为此，蒋孔阳对林同济充满感激。他在晚年深情地说，当年林先生对他说的话就像“刀刻”“闪电”一样，他一直铭记在心：“林先生这个人，从气质上讲，就是美学型的。他胸襟开阔，知识丰富，具有极高的鉴赏力。”（蒋孔阳《我与美学》）

在海光，名教授的治学方法，也在耳濡目染中对蒋孔阳产生了影响。顾颉刚前来阅读、写作时，蒋孔阳见他记笔记记得那样详细，那样勤奋和认真，从此也开始认真记起了笔记。有一次，周谷城来海光，跟蒋孔阳提及《世界通史》时，语重心长地说，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贯通”，他深受启发。可以说，后来蒋孔阳成为著名的美学理论家，海光的熏陶功不可没。

海光图书馆存在时间很短（1948年-1952年），却跨越了上海解放前后，历经时代更替、风云变幻。在上海文化史的灿烂星空，海光只是一颗流星，璀璨地划过，稍纵即逝。然而，在夺目的一瞬间，人们看到了一所著名学府、一群迎接光明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