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松的创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境界，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阶段和境界上，可能正是我所想象的那个王松。那个把他讲故事的能力能够有力地汇聚和凝聚为一个巨大的，有相当规模的艺术作品，既有对人间生活的广博的把握，又有从历史、从时代所提炼出来那样的一个精神的结构和方向。”日前北京举办的《暖夏》的作品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的评价，是对王松写作的一种精准概括。

《暖夏》是王松最新的长篇小说，聚焦于脱贫攻坚大背景下天津附近一个名叫“梅姑”的小镇，故事的主人公是小镇上东金旺村的张少山，小说在他誓言两年之内改变全村的贫困面貌，一步步想方设法甩掉贫困中展开。小说在各个人物的复杂关系和各种故事中，将时代的课题与乡村文化、精神的渐变融于一体，流露出对世之“巨变”与心之“渐变”的思辨。

在小说中，王松不仅写脱贫攻坚，也写乡村的治理、体制建设和探索、乡村文化的保存与发展种种问题。本质上来说，《暖夏》是一部文化小说，正如作家徐则臣所说，在脱贫攻坚小说里，《暖夏》如此大规模地涉及文化和艺术，让人印象深刻，小说里扶贫是很重要的途径，说到底是文化和艺术扶贫。“《暖夏》能够区别于其他类似题材的创作，文化是很重要的，这是它强烈、显着的辨识度，它在字里行间、在细节、在故事、在人物的勾连上呈现出天津特有的津味文化。”

这也反映出王松创作的本意所在，在大的历史事件的缝隙里寻找人的本性的东西。乡村振兴所包含的经济振兴和文化振兴，需要依靠的是每一个人，他们是这个敞开了的、振兴着的、朝向未来的乡村的主角。

记者：你对乡村的熟知，来源于曾在宁河插队挂职，又在四万平方公里的赣南大地上行走。你创作的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映山红 又映山红》和小说《暖夏》或许正来源于此。

王松：2015年至2018年我在宁河挂职，此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次的挂职经历对我来说并没这样简单。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为后来的《暖夏》埋下了种子。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国作协一个创作报告文学的任务，题材是关于“脱贫攻坚”的。由于我曾在江西的赣南地区深入生活很长时间，就由我来写赣南。《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和我通电话中有一句话点醒了我：你在插队的地方挂过职，现在又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去赣南采访，何不把这两个经历放在一起，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脑子里面就有了这根弦，于是我在赣南采访的时候，特别注重扶贫的一些细节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扶贫工作的政策性很强，但我想从这些大的事件的缝隙里去寻找人的本性的东西。

其实写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要注意，或者说特别不容易摆脱的局限是，往往大家会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一种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又会形成一种集体经验，然后再形成集体话语，最后成为一种公共话语系统。这些在报告文学里当然可以，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会使作品更有力量，但小说不行，这是需要非常小心的。从写红色历史题材的作品时，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一定要从大的历史事件的缝隙里去寻找别人看不见而我看见了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人性本身最真实的部分。我觉得，我寻找到了很多。而这一次，我这样寻找到的，在《暖夏》这部小说里也体现出来。譬如张二迷糊这个人物，一方面他对脱贫很渴望，另一方面又有些自私、有着农民特有的那种小聪明，这就是真实的人性。我在小说中写了一个词，叫“内生动力”，这个词是扶贫工作中的一个术语。国家给政策和资金了，还要唤起要干的那种热情和干劲，你自己从内心深处生出来一种动力，这就是内生动力。这是扶贫的实际，我在当初挂职的地方和这次采访时，看到很多，这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在《映山红 又映山红》中，我站在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扶贫，这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个得主，经过了十几年的考察研究提出了一个解决贫困人口的实验方法，这个实验方法具体有多大作用还有待于后面的实践和研究。而我们用了8年时间，就解决了世界上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在每一个章节里，穿插着经济学奖得主的实验方法，和我们脱贫实际的对照，进行一种思辨性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脱贫攻坚的认识也得到了提升。

记者：你提到创作《暖夏》的过程中，故事的框架和人物的双边关系都很快建立起来了，但小说却迟迟没有动笔，是否是说，映照着这个巨大的现实，对小说的下笔万分谨慎？

王松：我特别注重小说的“腔调”问题。我认为，我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说出来的，评论家汪政也赞同我的观点。但《暖夏》一开始我不知道用什么腔调来写。我一直有一个思考，今天的中国农村实际跟柳青写《创业史》的时候有相近的地方。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农村走合作化道路，从小农经济变为集体经济，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今天，中国的乡村又开始出现了合作化的趋势。这种合作化不是政府推动的，是农民自发的，不仅种粮食，也包括经济作物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这其中不仅有它的道理和原因，应该也是一种必然。这很值得我们注意，也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应该又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柳青当年写《创业史》时的精神和他为了深入生活所付出的成本，值得我学习。他写出来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你感觉他就像一个蹲在地头的老农，在讲述着这一切。我想，一个作家，要写出扎实，结实的小说，就得这么干。我挂职这三年，也把和当初插队的三年打通了，把两个时代的生活凿通以后，使故事的时空一下拓展开来。

但我还是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讲述。后来还是施战军无意中的一句话，一下提醒了我。他说，你对天津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很熟悉，何不发挥你的长处。他这一说我就有了感觉，接着就想起来，天津当年，曾有一批相声演员下放到农村，曾有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我一直很喜欢相声，和一些相声界的老先生也有过交往，自己也写过相声，这一下也就唤醒了我熟悉的一种腔调。

记者：提及乡村振兴，作家往往会直接集中到乡村文化振兴上，《暖夏》中也是如此，你在其中引入的相声元素与乡村文化、人们的精神富足密切相关。

王松：我的感受是乡村文化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由地域文化沿袭而来。为了创作“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映山红 又映山红》和这部小说《暖夏》，我去赣南采访，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它接近于岭南文化，同时客家人又很多，而我们知道，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带过去的，它和中原文化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传统文化在这里非常突出。

另一方面则是，在特殊时期，有很多知青和下放干部去到农村，正如《暖夏》里张少山的师父胡天雷这样一批人，他们把区别于乡村地域传统文化的城市现代文化带到农村去，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注入到乡村文化中。这种文化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而且至今仍然在显示着它的作用。如果要说我怎么看乡村文化，我觉得现在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是不够的。所以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对乡村文化的振兴，或者说在文化的角度振兴乡村，也很有必要。脱贫攻坚，我们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人民真正彻底地全部摆脱了绝对贫困之后，下一步就是乡村振兴。我理解的乡村振兴，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乡村的农业生产，巩固我们扶贫的成果，把乡村的经济和农业生产各方面真正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就是文化振兴。

现在，我们应该注重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每一个乡村，哪怕是再偏僻的乡村，再贫穷的乡村，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我在宁河挂职的时候，曾参与非遗项目的事，《暖夏》的封面设计上，就有宁河传统文化的元素。我们中国的乡村传统文化，需要挖掘的内容非常多。目前，我们的工作显然是不够的。

记者：你认为乡村文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一方面是现代文化，这或许带来乡村建设中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乡村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它该如何传统？又该如何现代？

王松：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当下的乡村传统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插队是二十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传统乡村文化的遗迹还能看到，比如，仍很注重宗族观念，仍然有着乡村多少年传下来的秩序，也正因如此，传统文化有效地保留下来。现在农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宗族观念已经越来越淡了。今天村里的年轻人，无论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已经越来越像城市人。他们是不干农活的，至少对农活丝毫没兴趣。固守着土地的，只是一些老人，但他们也基本上不种粮食。实际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些老人是当年我插队时候的年轻人，那些从老辈传来的一些宗族观念在他们身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传统文化的整个脉络也断了。

另一方面，在有些贫困地区，物质生活的匮乏也造成了文化的贫乏，这也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的脉络断了。现在国家在非遗保护方面投入很大，就是要保护这些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暖夏》写的也是文化和经济相生相长的这种关系。乡村振兴，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文化的振兴。传统文化对当下乡村的作用，客观地说不是很大，如果要起作用，我认为应该要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将文化振兴起来。乡村的传统文化应该在今天起作用。当然，乡村文化的振兴，也有待于乡村振兴。

记者：乡村振兴必然的涉及一个问题，它的主体是谁？也就是说，当乡村的年轻人大多涌向城市，乡村要振兴，新鲜血液从何而来？

王松：我觉得，在《暖夏》的故事中，就包含了这个问题。小说中的二泉和茂根等人都回到了乡村，我想提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乡村要想振兴，真正需要的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返流”。乡村青年们在外面学了一技之长，他们带回来的是新观念、新技术，同时也带回来新的可能。乡村振兴，这些年轻人应该是一支有生力量。同时，《暖夏》的最后，金尾巴想要建成一个乡村联合体，这也正是乡村青年思考的乡村的未来所在。

我经过挂职和在赣南的乡村行走，想到一个问题，将来的乡村也许会出现一种航母式的联合体，将大农业、养殖业和加工业联合在一起。只有这样，乡村的人力资源和资本能够融在一起，最后才能发展起来。

记者：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影响是相互的。当我们说乡村振兴的时候，我们或许期待的是乡村与城市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某一种融合。

王松：城市是发展起来的乡村，农村则为城市提供了“根”。我们城市人的思维方式，应该说，还是从农村一脉相承过来的。而这种思维方式随着发展，不管怎么变化，还会持续下去。

《暖夏》中我写的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开始就表明，中国城镇化建设不是说乡村建了酒店、电影院就变成城市了，关键是思想观念的变化。而随着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和乡村的城镇化，这种双向的发展，城市和乡村将来是会融合在一起的。农村和城市相互影响，这是必然的。也许，我们会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城市朝着它曾一路发展而来的那种本真的东西回归，农村又发展成新的城市，然后水乳交融，形成一种全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城市。这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