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四姑 ──中篇小说《七姑八姨》选章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老家北江县。在县城，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到组织部，二是到民政局──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需要尽快充实完善，却没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懂一点革命历史的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兼顾党史，专业对口，便申请去了民政局。
在陵园工作一年之后，我被调到县委直属的党史办。党史办主要是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承担地方史料的发掘、征集、整理、甄别、编纂等工作。北江县1925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在川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大别山撤出，辗转来到我们这一带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县有三千多人参加红军，大多数人后来都牺牲，或者失踪、失散了，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实在太多了。北江是个山区小县，战争年代，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10人就有1人参军，有不少竟然是阖家参军。我母亲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几户这样的人家，全家一个不剩，全跟上红军走了。
下面我就讲一个何四姑的故事。
山路崎岖，吉普车颠簸着前行，人坐在车里，像坐在风浪中的小船上，一不留神，似乎能把人抛到车外，然后滚下悬崖，粉身碎骨。车子到不了何家冲，只能在经过天通乡之后，再前行10里，停在山口一处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晒谷坪上，然后沿着仅能容两个人行走的坑洼石阶，步行三里多地，走到何家冲的村头。
天通乡是北江最南边的一个乡，也是最偏僻的乡镇，因为太偏僻，路太难行，人口也不多，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时，没有到这边来发展。红军没来过这里，不等于这里没有故事。
那还是1979年，我们党史办的各项工作，终于走向了正规。这一回，我们到何家冲找一位老人了解情况，甄别落实一件重要的历史问题。老人是位71岁的女性，独居，一生未嫁，无儿无女。她名叫何彩姑，排行老四，人称何四姑。她没有当过红军，与长征更是扯不上关系，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参加红军，但我还是愿意讲讲她的身世。
何家冲有个农民，姓何，3年前就跑到乡革委会反映，说他幺姑，50年前和彭家冲一个名叫彭金贵的人订了婚，后来据说彭金贵参加了革命，跑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一去不回，再无音讯。估计人早死了，但是姑妈就是不相信，一直等着他归来，终生未嫁人。现在能不能请上级给查一查，这个人到底还在不在？好让姑妈断了念头。
这个事情乍一听，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在当时，在那种社会情况下，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就压下来了，没有上报。当然，消息极度闭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说出来外面人可能不信，1977年乡里才接通电话，以前县里有事，都是派通信员送信，或者从县邮局往乡邮政局发电报。该乡下辖的二十几个自然村寨之间，彼此基本都不通公路。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哪怕明星们的屁大点事，不出五分钟，就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
直到1978年，我在一个会议上，碰到该乡的书记曹德旺，他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一把拉住我，把这个情况讲了讲，说你们党史办，不就是负责找人嘛，尤其找死人，你们更拿手嘛！
他又说，那个何四姑，要论起来，我们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呢！我爸应该叫何四姑堂表姐，我应该叫她堂姑。反正是七拐八拐的亲戚，于公于私，这个忙你们党史办都得帮。
他这么一说，我还真不好推辞，尽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史办忙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积压了十多年的工作，无数需要搜集、调查、甄别的人和事，似乎要在一夕之间完成。我抽空翻遍了全县的烈士名册，甚至把本地区的都翻了翻，也没有找到他们说的那个彭金贵。
大约过了一年。有一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来到党史办，点名找我，说是曹书记让他来的。我当时正忙，从资料堆里抬起头，有些不耐烦地说，么事？你快些说。他说起他姑妈的事，我这才又想起那件事来。
我直截了当地说，战争年代，咱们这儿失踪、失散的人太多了，我们很难找到那个姓彭的，请你姑妈不要再想这个事，好好地安度晚年吧！
他有点急，说姑妈身体不好，说不行就不行了，能不能在她没之前，给她一句准话？你们专家不管说啥子，她都会相信的。
我说，总不能让我们说假话吧？一点线索没有，你让我们咋说？是说姓彭的死了？还是说他没死，还活着，在北京当大官？
他想了想，说，你们就咬定说他早死了，好让姑妈死了那条心。
我摇摇头，告诉他，让我们搞党史研究的人说假话，那是不可以的，一切都得以事实为准绳，以历史为依据，不能凭空捏造。
他非常的失望，眼圈竟然红了，竖起粗糙的大巴掌抹了两下眼角。
看他那样子，我又有些不落忍，说，你姑妈还能提供详细一点的线索吗？如果有，我负责继续往下查。
他慌忙说，有，有。
他掀起打补丁的上衣襟，从内衣大口袋里摸索出一个油纸包，哆哆嗦嗦地递给我。他唠叨说，这是她姑妈的“宝贝”，几十年来，任谁也不让碰，每天睡觉，她都枕着它，因为他要来县城找专家，帮她打听那个人，好说歹说，她才同意他带上它，若不是她身体不好下不了山，她也会跟来的。
我当着他的面打开油纸包，一股陈年的气息呛得他咳嗽起来。我对这种气味不陌生，因为我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文物，这种气息有时会让我感到兴奋和冲动。有三样东西摆在了我面前：一本《新青年》，一本《共产主义ABC》，扉页上有字迹模糊的签名。还有一张小小的发黄的照片，显然是那个人的。
这三样东西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那两本早已发黄变脆的小册子，是我党成立前后印刷面世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年代久远的革命文物，很多早期的革命者，大都读过它，受它影响，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眼下我们整个地区，恐怕也找不到几本了。那张照片，似乎我在哪里看到过，总感觉有点面熟。
第一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第二个直觉告诉我，他肯定早就不在人世了，否则以他的经历，肯定是卓有影响的大人物，那个终生未嫁的老太太，还有老太太身边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人，何愁找不到他？
那个时刻我的表情急剧变化着。姓何的中年人紧张地瞅着我问，这些东西有用吗？
我激动地说，有用，有用！
我赶紧叫来负责搞摄影的小范，嘱咐他不要怕浪费胶卷，把这三样东西都拍一下，必须拍好，留作资料。又忙不迭地去找刘主任汇报。刘主任指示，那两本珍贵的小册子想办法留存，不能再让来人带回去，一旦损坏就可惜了；那张照片，可以让他先带走。
姓何的一开始坚决要求把东西都带走，说如果不带回去，他怕姑妈受不了。我哄他说，留下两本书，还不是为了尽快找到那个人，并且满口答应，一定想办法找到彭前辈的下落。这还不算，又当着他的面把两样东西锁进保险柜，给他开了一张史料留存证明，盖上公章大印，这才把他打发走。
接下来，我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找人上。刘主任为我鼓劲说，看在那两件革命文物的份上，你也得找到彭前辈的下落。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给天通乡曹德旺书记打电话，请他即刻安排乡医院的医生，到何家冲给何四姑看看病，防止老人一口气不上来，往下就没法进行了。第二天，曹书记打来电话说，派医生过去看了，老太太精神头还不错，说不找到她的未婚夫，她是不会咽气的，让我放心。
未婚夫──这可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听罢，我心里酸酸的。过了几天，我去天通乡。曹书记提前派人把何四姑接到乡政府，接受我的调查访问。我认为不妥，让老人上山下山的，何不让我上去？曹书记说，是老太太要求的，不让你多跑路。何家冲的路，难走啊！
何家冲和彭家冲是两个相距不远的山寨，上世纪20年代，何四姑家和彭金贵家还都是小康之家，也算门当户对。两家老人素有来往，但是孩子们来往不多，那年月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何四姑和彭金贵见面的机会很少。长到15岁，她记得只见过他三四次，他比她大3岁。
彭金贵从小喜欢读书，1922年，考入成都的洋学堂。就是在那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激进的青年。第二年放寒假，他从成都回来，父亲发现他脑瓜子不对劲儿，尤其他一激动说漏了嘴──他可能要跟同学一起，到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去，听说孙中山先生要开办黄埔军校，他想去报考，将来用枪杆子打天下。
他父亲当即决定给他订下一门亲，以便拴住他的心，留住他的人。彭家瞄上了何家四女儿。他却不干，在父亲威逼之下，他被迫和何四姑见了一回面。15岁的何四姑，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对娇羞的她，他犹豫了。
他问她，如果我们定了亲，我去南方，你愿意吗？
她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以后想着回来就好。
他说，如果我们不定亲，父亲会阻挠我外出。
她说，那你看着办吧。
他们顺利地定了亲。两家老人打算春节时就把喜事办了，他不同意，说等放暑假再回来办吧。
临去成都之前，他们又见了一面，她知道，他很快就会去南方，便把自己积攒的私房钱，一分不剩地拿出来都送给他。他很感动，送给她两本书和一张照片做留念。
她说，她会一直等着他。半年之后，她收到一封他从广州寄来的书信，嘱她先不要告诉他家里人。从此，再无音讯，那封书信后来也不慎丢失了。
战乱年代，两个家庭迅速败落。岁月漫长，成员死的死、走的走，只有她，一直好好地活着。她30岁时，家人劝她不要等了。她不干。40岁时，再劝，她还是不干。逼急了，就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拿来！
1949年年底，解放大军进入巴中市，她赶了两天的山路到了城里，拿出他的照片，遇见解放军就上前打听，谁见过彭金贵？谁认识彭金贵？谁听说过彭金贵？所有的人都摇头。
回来后，人们都以为她不会再苦等了，劝她趁年轻赶紧嫁了吧，不然真要老到家里了。她还是不干。她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五十多年来，她在心里，一直守候着杳无音讯的未婚夫。
我梳理了一下何四姑提供的这些线索，决定先从黄埔军校入手。彭金贵于1924年去广州，显然是去报考黄埔军校。那个年月，黄埔对进步青年的吸引力太大了，然而我查遍了黄埔军校一、二、三、四期的名录，根本没有这个彭金贵。我怀疑名单不全，又一时找不到更全的，这个线索查不下去了。
我们刘主任是个“老党史”，经验比我多，他启发我说，你想想，人家会不会改名字？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
彭金贵这名字，一听像个土财主，坚定的革命者一般会改名的，那个年代改名很容易，自己向身边人一宣布，我以后改名叫某某某就可以了。如果搞地下工作，为安全起见，改名换姓那更是必需的。又想到，改名者多，换姓者相对少一些，但愿那位彭前辈，只改名不换姓，那样找起来会省点事。
重新查名录，把姓彭的挑出来，有二十多位，再一个一个排除，目标越来越小，我的眼睛越来越亮。
彭勃，四川人，1905年生，1924年底，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负轻伤一次。毕业后进入孙中山大元帅铁甲车队，代理排长。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锋，彭勃随团进发，担任排长。在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彭勃表现优异，战功卓著，晋升为连长。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营长。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8月3日，起义军2万余人撤离南昌南下，9月18日到达广东大埔县，9月20日从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进军潮州、汕头，朱德率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截击敌军，掩护南下主力。彭勃率部参加了三河坝战役……
越是接近找到他，我越是感到害怕。我专程来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翻拍了一张黄埔二期的合影照，发现其中一人与何四姑提供的照片高度相似。现在几乎可以断定，彭勃与彭金贵为同一人。
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感到心情沉重。我向刘主任汇报，是不是先不把结果告诉老人。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一时拿不准是否该告诉她。最后还是刘主任拍板决定：给老人家实话实说吧，她都等了五十多年啦。
我们一行三人──我、刘主任，还有搞摄影的小范，沿着坑洼不平的向上的山路和石级，奋力朝何家冲攀登。
小范是个数字迷，没事就爱瞎琢磨，我们一边爬坡，小范一边振振有词地发宏论。他举例说，你们看，八路军──8──发了不是？后又改为十八集团军，18──要发，那就更不得了啦！给这么个好番号，你们说蒋介石糊涂不？新四军就不行了，4──死嘛，不是有了皖南事变嘛，该军两个主要领导人项英、叶挺命运都不好。还有，你们听，红四方面军──也是越来越不走运，张国焘、陈昌浩，下场可悲啊！西路军，惨啊！再往近了说……
小范一套一套的，让人一时无法反驳。我也没有心情反驳他，闷头前行。
小范说来说去，无非是想把话题，引到何四姑身上，感叹说何四姑命确实不好，一辈子苦守，七十多岁的老处女，或许也是因为犯了这个“4”。
刘主任不干了，说你那是瞎掰扯，谁说何四姑命不好？她一辈子心中念念不忘自己的未婚夫，用一生来守候，那得是多大的幸福啊！正因为心中有念想，她一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村子里她的同龄人，有几个比她幸福的？
何四姑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早早就在小院里等候了。院子打扫过，还洒了水，估计是她那侄子帮着干的。她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蓝色的粗布大襟上衣，灰色的粗布长裤，黑色的千层底布鞋，稀疏的头发也精心梳理过，一丝不乱。
她那侄子给我们倒上茶水，躲出去了。小院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小范给老人照了几张相，还给我们照了张合影。老人端坐在小马扎上，言语不多，神情肃穆，两手颤巍巍的，显得很不安。
是时候了，刘主任冲我递个眼色，我把那张黄埔二期的合影照，拿到老人面前，她温润的目光越过一排排人头，像是走过漫漫的岁月……最后她颤抖着手，指向彭勃的头像。
她准确地认出了他──那个她等了五十多年的男人。
我缓缓地告诉她，52年前，在广东的三河坝，他率全营掩护主力撤退，人都被打光，他也牺牲了。他死时只有22岁。
她愣在那里，好久好久，嘴唇哆嗦着、哆嗦着……然后双眼空洞地望向天空，渐渐地，有两行浑浊的泪水涌出来，顺着干瘦的脸颊缓缓往下流淌……
也许是幻觉吧，我透过自己的泪眼，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正痴情地望向远方……
年底，何四姑就去世了。
听到消息，我很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把彭金贵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如果她还有念想的话，也许还能多活几年吧？
刘主任不这么看，说，老人都等了52年了，还让她等下去，你忍心？这辈子他们没能做成夫妻，但愿下辈子，他们能！
停了停，刘主任又说，英雄一生虽短，但是被心上人刻骨铭记，也算是个安慰吧。
后来，县里在烈士陵园，为彭勃烈士起了坟、树了碑，由于他尸骨无存，人们便把他那三件遗物的复制品，放进了坟墓里。遗憾的是，因为他和何四姑未能结成夫妻，按政策规定，不能给他们合葬……
我在党史办工作，感觉就像在时光隧道里穿行，一忽儿过去，一忽儿现在，有时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烈士，一个活着的游魂，站在高处好奇地打量眼前花花绿绿的世界，打量那些幸福的红男绿女们。是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也都不一样了，距离那段血与火的岁月越来越远。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当年为什么有那么一批人，舍命弃家，赴汤蹈火，啥也不顾。那些故事就发生在脚下的这片土地，我试图将埋没了的历史挖掘出来，吹去尘埃，擦亮它，让它闪光。
现在写下的这个故事，是想提醒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过那么一批先人，他们和我们是同一个血脉。
作者简介：陶纯，本名姚泽春。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作品两次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两次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共有8部剧作拍摄面世，影视作品先后五次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荣获电视剧“飞天奖”。现为解放军某部创作室专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