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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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麦子又称虎口夺粮，确实有一定的风险。每人一垅往前割，谁也不甘心落后。挥动的镰刀快得带起了风，割倒麦子的同时，不留神碰到了腿上，顿时皮肉裂开鲜血溅出。

好在麦田就在卫生院后边。马上跑到了卫生院去包扎。

是的，没错。来给我包扎伤口的就是白梅。

按说她穿着长白衣戴着白口罩，不可能一下子认出她来。但看过她太多次演出，熟悉她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所以她端着盘子一走进来，我就认出了她。

她当然不知道我是谁了。可她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而对我有半点冷漠。她在包扎时，动作十分的轻柔，她的手在触到我的皮肤时，让我的疼痛感马上消失了许多。她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割了这么大的口子？”我说：“怕落后呀。”她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她的声音和她报幕时的声音一样，再次证明了我没有看错。而这时门外传来喊白梅的声音，她起身答应了，更是可以确定无疑她就是白梅了。

真想告诉她我是谁，告诉她喜欢她的演出。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我怕说不好，被白梅当成一个轻浮的人。我可以不让她知道我是谁，但不能给她留下坏印象。

很快包扎完了伤口，看她端着盘子离开时，我说了声：“谢谢你了。”大概是没有想到我会说谢谢，她走到了门口，又回过头说了声：“应该的，不用谢。”

这是我第一次与白梅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和她说话。但这还不能算是我们认识，因为到现在为止，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我这样的男人，也不知道我姓什么。我想下一次见到她，得想办法让她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年轻力壮身体好，镰刀割的伤口，很快就会好了。其实用不着到卫生院去换包扎的纱布，自己用手揭掉就行了。但想到去卫生院，可能会遇到白梅，就又一次走进了那排涂了红十字的白房子。

还是在门诊部的那个治疗室里，走进来的却不是白梅，而是一个男医师。心里边有些失望，脸上却不会流露出来。想问白梅在不在，但没有敢问。

男医师把我腿上的纱布拿开，说：“已经好了，不用再到卫生院来了。”

走出卫生院，走出了好远，又回过头看了一眼。心想，虽然白梅天天在里边活动，但我怕是不会再有机会进去了。因为我的身体实在是太好了，平常连个感冒发烧都没有，要和卫生院扯上关系有点难。

所以，这次和白梅的见面，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意义，见了和没有见过一样，不曾让我们的陌生关系发生半点变化。

金秋十月的翻天覆地，让国家充满希望的阳 光，但我仍然很苦闷。

这个苦闷，和国家无关，和白梅无关。我的苦闷很具体，我二十一岁了，可我不愿意下地干活，我喜欢看书写的东西，还会吹笛子，我想扔掉手中的坎土曼，去做别的事。

戈壁茫茫，荒野无边，我却失去了往前走的方向。

是谁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心有所想，总是会有一扇门，在某个时候，为你徐徐打开。

只要是真理，总会被生活反复去证明。

1977年的秋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谁都知道，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和陈平国住一间房子，我对他说：“我不出工了，我要复习考大学。”

上中学时，没有上过地理课和历史课，上数学课没有学过几何，上语文课没有学过古文。

陈平国劝我：“还是算了吧，费那么大劲，考不上，会让别人笑话。”

我说：“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万一考上了呢。”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像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要是错过了，怕是再也不会有了。拼死拼活，我也要搏一把。

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胡杨农场七五届高中生， 有一百多人，恢复高考以后，只有五个人考上了大学，我是其中之一。

拿到通知书那天，还听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消息是白梅的。

白梅结婚了。

丈夫是一个司机。农场有一个车队，一共五辆大卡车，只有七八个司机。能当上司机，开上卡车，多数农场青年不敢想。选拔司机，比选演出队的人还要严。小伙子不但身体强壮，还要机灵聪明。司机这么吃香，主要是物资短缺，司机有条件可以弄到吃的和用的东西。上海来的知青，白梅看不上，听说后来场长的儿子追她，也没有追上。收到的情书，多得让她拆都不愿拆。白梅当护士，遇到了车队的司机来看病。司机看上了她，她也看上了司机。好多人参加了白梅的婚礼，都说两个看上去很般配。

听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因为白梅这个时候，结婚不结婚，或者说嫁个什么人都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个消息，是陈平国的。

我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的一年里，陈平国用勤劳的汗水证明了自己的优秀，先是当了班长，在老排长因病住院无法下地后，就任命他当了排长。排长是农场最小的官，但农场的官都是从排长当起。能当上排长的意义并不亚于我考上大学。

这个消息让我十分高兴，马上找到了他。我俩拿了一瓶子酒，跑到了胡杨河边的胡杨林里，像小孩子时一样脱光了衣服，跳到了河时，摸出了几条泥鳅。用干树枝点了一堆火，把泥鳅放在上面烤熟了，边吃边喝着酒，祝贺他当上了排长我考上了大学。

农场大广播喇叭里，连着好几天，播放着考大学的事。从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觉得有些怪怪的。

父亲为了奖励我，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说我给他争了光，这几天在连队上，不管谁见了他，都说他有福气，养了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儿子。我说，有多大出息不知道，反正以后不会靠种地养家糊口了。

考上大学确实不容易。没有想到去上大学又遇到了困难。

胡杨农场离省城有五百公里左右，这个距离要说起来并不算遥远。可那个时候的交通状况极落后，没有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一说。所以直到这会儿，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三十公里外的乌沙县城。还不是坐车去的，而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要去更远的地方，比如说省城和内地，就要穿过农场的一条公路边，站在路边搭便车。看见大卡车从远处驶了过来，就把手伸到空中摆动。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容易搭上便车。年轻的女性比年纪大的女性更容易搭上便车。不能指望司机个个都是活雷锋，也怨不得司机品德不高尚，换作我是个开长途的男司机，身边正好有一个空座位，我当然也是想让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旁边了。所以拿着录取通知书，我站在公路边，搭了一天的便车也没有搭上，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无奈之中，想到了农场的车队。农场的许多生活和生产物资，都是农场自己的卡车从省城拉来的。开车的司机也就成了农场里少有的见过世面有特权的人。多数人别说是成为司机了，就是想认识司机或与司机成为朋友都难以做到。比如说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没有一个可以和司机扯上关系的。他们知道我正在为搭不上车去省城上大学犯愁，也只能表示同情发出几声叹息，而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我不由得想到了白梅，更明白了白梅找一个司机当丈夫是多么英明。并且有些后悔那次被镰刀割伤了腿，没有抓住机会与她认识。如果当时认识了，就算不那么熟悉，也可厚着脸皮求她帮个忙了。

不过，就算谁也不认识，我还是决定亲自去车队试试。那么难的大学都考上了，我就不信，还会把我困在上学的路上。

车队位于场部的西南角，有一个很大院子。多次从院子旁边经过，可以看到停在里边的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只是从来没有进去过。

院子有大门，可是开着的。里边空空荡荡的，一辆大卡车也没有。应该是都出去跑运输了。没有看到大卡车，还是走了进去。想找个人问问。问问这几天是不是有去省城拉货的车，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我捎带上。

走进院子，也没有看到个人。不过，院子北边有一排房子。房子前边堆放着柴火，木杆拉着的铁丝上，晾晒着衣服。衣服湿湿的滴着水，分明是刚洗过晾晒上去的。我就站在院子里喊了一声：“有人吗？”

这一喊，还真喊出了一个人。只是看到这个人，不由得让我愣住了。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正是我十分熟悉的白梅。

只是她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陌生人。白梅问：

“你找谁？”

我说：“我想问问，有没有去省城的车？”

她根本没有记起给我包扎过伤口的事，白梅

问：“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考上了大学，我要去省城上学，找不到车？”

她有些惊讶，白梅问：“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张水。”

…… 

董立勃，山东荣成人。新疆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新疆文史馆馆员。至今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白豆》《米香》《烈日》《青树》《疏勒城》《暗红》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出版小说散文集八部及十四卷文集。获过多种文学奖项，多部作品翻译到国外以及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