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指向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陈建斌的自我满足
《第十一回》是一部极尽癫狂的电影，遗憾的是，电影表现的主要是集编、导、演于一身的陈建斌自己的癫狂，观众实难进入情境之中。当然，如果你相信癫狂本身已是目的，相比戏剧的内在冲突，台词、肢体与光影的力度才是更重要的质素，那么这部电影的确会让你感到满足。
陈建斌长期的话剧舞台经验，在电影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扮演的马福礼一出场，那缩着脖子的怯懦表情，使人瞬间回到孟京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话剧舞台。他仿佛在提醒观众：这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而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即将开始一段表演。同样是表现荒诞，如果说孟京辉的话剧是讲一个真诚的人戳穿了不真诚世界的假面；那么陈建斌的电影，就是由一个缺乏真诚，也因此缺乏内在动力的人，映照出了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
电影开场，马福礼的个性特征在于要面子。为了面子，他宁愿坐十五年牢，也要谎称自己杀了人；还是为了面子，又要竭力阻止以他为原型的话剧上演。这个理由当然很牵强，因此电影不仅要编出一个“我们那个年代，面子最重要”的说法，还要让剧团的人说，艺术面前，真相没那么重要，姑妄听之吧。这其实已经奠定了电影的基调。
果然，马福礼很快就抛弃了“要面子”的动力。律师要他这样就这样，神棍要他那样就那样。后来，更像是为了养女的一句话——我们知道你不是杀人犯有什么用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才不得不继续搅和到这件事里来。换句话说，电影最大的叙事动力，其实是硬拗的。难怪窦靖童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马福礼的那个轴，那个固执，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理解的。”事实上，这种轴原本就是为了轴而轴，没有内核。
马福礼一度表示：我翻案不光是为给自己一个公道，我还想给这个世界一个真相。不过在电影里，他所谓的真相不是探索未知，反而是春夏扮演的贾梅怡，出于艺术表现的需求，展开了对真相的不懈寻求。这也使得她成为电影里最亮眼的角色。
然而，电影毕竟不是追随贾梅怡，而是要沿着马福礼的视角向前推进。所谓“福礼”，在电影中往往表现为“服理”。过于顺从的马福礼往往只能机械地传达他人的意见。那么，电影的叙事动力是什么呢？是无聊。因为无聊，所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可怜、可笑。又因为知道自己的底色是无聊，所以不能真正站在一边加以讽刺。
在电影里，除了牛犇扮演的老年人，以及春夏、窦靖童扮演的青少年，每个中年人身上都透着无聊，他们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各自有着隐秘的追求，却又决不能让这种追求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于是所有的诉求，都像是在承认无聊以后，要求他人给予自己无聊的权利。而电影要做的，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无聊的世界，提炼出一些好笑的段落而已。
故事就这样讲到第十一回。在此过程中，陈建斌将他的十八般武艺都使了一遍，的确使得煞是好看。故事的核心，是各种力量在阻碍一出戏剧的完成，却又在无意中使得这出戏越发完整。这种阻碍，并非来自现实的必然，而是制造戏剧冲突的需要。金钱、政治、人情，挨个过一遍，未免刻意。有些细节难以自圆其说，好像王学兵的跛脚，道理在哪儿，就说不清楚。电影叫贾梅怡控诉马福礼，说你就是个“灵魂强奸犯”，马福礼懵懂无知。然而，戏剧舞台为何要一次次被马福礼打扰，陈建斌本人却心知肚明。事实上，这句话用来控诉电影对人物的控制才正合适。在电影里，人物几乎都不允许包含超越性的存在，他们只是乖乖地扮演被布置的角色，表现出规定的效果。
因此，电影最后从天而降的红色的血，究竟指的是什么？马福礼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还是杀了人，以自己的无知。他以为死去的前妻嫁给自己，是因为人家的鸡落到自己家里，却想不到那是为了割断前妻的一段感情。在爱情面前，这是一个白痴，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洞察。而电影就是借助这样一个无知的视角贯穿起来。无知，意味着马福礼无法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因此电影的癫狂，指向的不是现实的不合理，而只是个人的局限。
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陈建斌，借助一个水平线下的陈建斌，来表达自己的嘲讽与同情，也使得王学兵、贾冰、史航等人扮演的角色，都只具有演员自身的特质，而缺乏戏剧整体的感染力，显得十分庸俗，是对观众赤裸裸的示好。
陈建斌说：“电影本身其实只有十回，当你看完电影，走进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第十一回。”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提醒我们，这一出刻意为之的戏剧，恐怕很难指向日常生活。
电影结尾，马福礼夫妇去参加枕头大战比赛，为了给金财铃换一个大枕头，继续塞到肚子里冒充胎儿。活动主持人问他们，是要给孩子换个大枕头吗？他们非常严肃地表示孩子就是枕头。主持人不知所以，说那是孩子的名字叫枕头吗？他们更严肃地解释，不是这样，孩子就是枕头，先是小枕头，后来是大枕头……
到了最后一刻，电影表里脱节的弊病也显露得格外清晰。如果是一出荒诞的戏剧，那么主人公可以诚实地相信，枕头就是孩子。可是在电影里，夫妇两个都没有这么单纯，他们本来就是要用枕头来假冒胎儿，欺骗他人。那么在这里，又何必假装憨直呢？这种沾沾自喜的小聪明，徒有其表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其实非常尴尬。电影利用了戏剧中现成的幽默表现方式，却忘记其实早已抽掉了深刻的内核。
事实上，金财铃肚子里的枕头，完全可以看作这部电影的隐喻。摆出直面荒诞的姿态，其实孕育出的不过是无聊罢了。借助陈旧的人性与社会观察，电影一次次干扰着戏剧的自然推进，并且出于对戏剧表现手法的熟稔，而认为自己拥有这样的资格。电影预先封闭了对话的空间，指向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陈建斌的自我满足。以荒诞的手法，讲无聊的内核，让人在察觉了内里的无聊以后，越发感到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