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之会上发生了什么？
在鹅湖之会后六年，宋孝宗淳熙八年二月，陆九渊应邀来白鹿洞同朱熹相会，当面热烈展开讲学论道。
白鹿洞之会有着十分微妙的思想背景。鹅湖之会后，朱陆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与不快。最初播下和解气氛的是，二陆的弟子刘淳叟释褐归乡，经人荐引在淳熙五年七月来拜访朱熹，讲论数日。这是二陆弟子中第一次有人向朱熹直接问学。
朱熹偕同蔡元定、江德功、廖子晦、方伯休、刘彦集等一班弟子道友陪刘淳叟登天湖、览云谷、游武夷，唱酬共论，显得异常融洽，为陆九龄和朱熹的相会营造了良好气氛。
淳熙六年春，朱熹居信州铅山。陆九龄偕刘淳叟从抚州来访，与朱熹会见于铅山观音寺，相谈三天。这次观音寺之会，两人都有些“自我批评”，但相见后陆九龄基本上倾向了朱熹。
这从朱熹后来为二陆所作的和诗中可以清楚看出：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清楚道出陆九龄思想的转变——从反对读书讲学的“空疏”转为邃密深沉的“就实”。在观音寺之会上，陆九龄同意了“著实看书讲论”，朱熹则肯定了“就简约上做工夫”。
观音寺之会后，陆九龄又往吕祖谦（吕祖谦、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处相聚讲论。吕祖谦告诉朱熹：“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著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也。”
朱熹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之会，就是在这种双方都在反思靠拢、陆九龄“转身”而陆九渊“转步”的微妙背景下发生的。
淳熙八年二月，陆九渊带领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一班弟子前来拜访朱熹。双方相见气氛显得前所未有的融洽。两人携弟子泛舟落星湖，畅游了庐山名胜之地。朱熹还如得知己似的赞叹：“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二月二十日，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登堂升席为僚友和诸生开讲，“得一言以警学者”。
陆九渊慷慨激昂地讲说了《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大谈义利之辨。他联系科举之弊对义利、君子、小人的严辨，使诸生听得汗出泪下。
朱熹亦当场起身离席，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一再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还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刻碑立于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这篇讲义写了一跋，表明两人在义利之辨上达到了一致。
这就是陆学弟子后来大肆渲染的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一次巨大成功。实际上，他们没有读懂《讲义》和陆九渊、朱熹的苦心。
陆九渊其实是根据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发挥义利说，借义利说阐述了尊德性、道问学的思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等于不言而喻地承认了读书讲学的不可偏废。这也是朱熹大为赞赏这篇《讲义》的真正原因。
但是，两人在书院讲席上可以同心感动叹赏，下了书院讲席却又因各种原因展开了互不相让的争论。当陆九渊还没有离开之际，朱熹就写信告诉吕祖谦：“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
何为未尽合处？原来陆九渊“只信此心”，心中流出的都自然是天理，所以否认有什么气质之性。朱熹却认为：“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朱熹承认人有气质之性，所以主张读书讲学变化气质；陆九渊否定气质之性，认为心天然皆是理，所以读书讲学外求反蔽本心。
在陆九渊看来，既然心即理，一心已具众理，那么人只需保此“本心”、发明“本心”。读书讲学虽不能废，但它们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见”“邪见”，使“本心”反受蒙蔽，所以他主张“无意”，即取消一切蔽心的“意见”。
这种同格物读书讲学相排斥的“无意”说，表明白鹿洞之会前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在工夫论（方法论）上还没有圆满成熟。后来，陆九渊修正了这一自我矛盾的说法，提出了去心蔽的剥落方法，认为通过师友讲学琢磨和优游读书，可以剥落“意见”之蔽，弥补了他在工夫论上的漏洞。
总的来看，白鹿洞之会表明朱熹、陆九渊在心学与理学的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会后，陆九渊停止了“转步”，朱熹对陆九渊的期望也开始冷却。朱熹固然没有抛弃兼取两家之长的想法，但视陆学为禅学的看法已经固定不变。陆九渊则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的心学之路走了下去，两人思想的距离越拉越大。终于，在又一个六年后，爆发了一场“无极、太极”之争。
（作者为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