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一个人的文字，可以见一个人的内心，此所谓“明心见性”。读一个学者的批评文字，可见其批评理论和文学视域的格局气象。王达敏先生站在当下文学批评现场，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正面阐释当代长篇文本的优劣得失，同时以独到的眼光对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忏悔文学，进行了深度文本阐释。论著精当剖析当代长篇小说蕴含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内涵，提出了诸多极富创见性的批评观点。论著文字沉郁顿挫中见诚挚，细读品鉴中见学识，恣肆点评中见性情。

一

论著回溯当代经典文本，在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解读和评价中，重申经典文本的在场性，在更高的层面解析并重构当代经典文本的人文内涵。由此提出：中国当代长篇创作应更多关注人类命运与超越性之间的联系，文本写作在哲思理趣、价值伦理和人性表达等方面依然有着诸多可以开拓的空间。

论著以张炜的《古船》作为当代忏悔文学的发端，重新叙述了隋抱朴这一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图景，以及他在急遽变动的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中忏悔意识的嬗变。然而，和隋抱朴这种儒家伦理心性的现世求索不同，艾伟的《爱人有罪》《南方》讲述了两个女人的命运，穿插在女性命运中，肖长春的人生则在“我之罪”中渗透到“历史之罪”和“现实之罪”，论者认为这些文本显示出中国忏悔文学非宗教化的特色，人的善恶观念更多是取决于经过了现代人性改造的本土伦理资源。蒋韵的《你好，安娜》则是既问忏悔又问原罪，把人性之恶作为原罪，抵达人性真实的某一维度，呈现出绝望的悲剧人生观。然而论者指出，基督教忏悔伦理中的人都能够通过赎罪获得新生，那么作家思考在现实人性中如何生发出善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论著深入分析了霍达、北村和张承志创作中所呈现出的宗教忏悔意识极其局限性，宗教信仰往往是忏悔意识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然而论者更加肯定真正的良知是作为个人责任的体认，是人性和现实的碰撞，它具有灵魂向度，却依然有着现实的温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论著将张炜的《古船》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的深刻用意。实质上隋抱朴最终带着超越性的入世实践恰恰论证了中国人文传统中不务虚、不蹈空的伦理追求，是所谓在“正心诚意”之后的“格物致知”与“修齐治平”。论著从对中国当代文学人道主义内在诸多因素的逻辑推理和文本阐释中，表达了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也有产生真正忏悔之作的可能。对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来说，这种真知灼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代中国文学内在精神向度依然是写作者最为根本的追求之一，灵魂自省维度的打开和深入是必须的，同时也应该是自洽的。这种打开既需要从自身本土文化资源内部汲取和承继，同时也需要在中国现代人自身的人格建构中去寻找和提炼。

二

当下中国社会进入深度的传统-现代转型阶段，这种深度转型发生在多媒体兴盛、价值碎片化和生活方式多元化的社会情境中，经济生活的繁荣带来功利和物质主义的侵蚀，且这种侵蚀以一种新生活、新文化甚至于新价值观的方式呈现，由此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东西方人文传统在求新求变中日渐被遮蔽、断裂抑或是误读式阐释成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新常态，由此在当下海量的长篇文本中，真正关注人类历史和命运的作品并不多，而人文性丰厚的作品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失的。即便是当代重要的作家也可能会深深卷入时代语境中，一旦正面对上时代的诸多现世幻象的时候，他们往往进退失据，无法探究生存的本质真实，或坠入滚滚红尘中不知所云，或陷入人云亦云的尴尬境地。大多数作品沉溺于烟熏火燎的欲望化生活，作者之于生活如牛入泥潭，身陷泥沼无法自拔。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于“人”和“现代人”缺乏自知，更遑论对于人类命运自身的思考和内省。论著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乔叶的《认罪书》、余华的《兄弟》和贾平凹的《古炉》等作品，对于这些作品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真诚而犀利的批评。文字是最真实的，她从来不会辜负写作者的宽厚与诚挚；同样，她也是最客观无情的，也从来不会隐藏写作者的自私与怯懦。

这本论著还深入剖析了余华的长篇创作，在对《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批评文本的再批评中，非常中肯地分析了余华长篇创作的优劣得失，尤其在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互文关系中，品评了福贵和许三观两个人物的本土文化和伦理价值，指出福贵传递出了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个体生命意识和精神生活史，呈现出中国现代性的某种独特性——苦难以及对于苦难的忍耐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生存样态和命运。

三

由此，论者指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更多囿于对于苦难、命运或者生存的形而下世俗烟火的摹写和叙事，而鲜有对于人类整体性经验的反思和内省，由此人文性对于当下文学写作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内省和忏悔的人是对于自我、他者和世界抱有同情之理解的个人，也是对于人类命运有着深沉悲悯关怀的个体，从而才能以一己之力去思考关乎人类族群的整体性走向和未来命运。长篇小说自身的长度、广度和深度的文本特质，这些都要求长篇写作者具有超越性精神向度和更为宏阔的对于人类整体性经验的体认。

论著对刘庆的《唇典》和阿来的《云中记》的定位和评价，充分体现出了论者对于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强烈的忧患意识。《唇典》以萨满文化为依托，为亲人故友寻找丢失的灵魂，实际上是为20世纪人类寻找丢失灵魂的隐喻。同样《云中记》阿巴为死去的亡灵招魂，给死者以尊严，给生者以安慰，也隐喻着人要为被物质欲望抛弃的精神招魂。这类长篇文本恰恰在精神超越性和忧患意识等层面拥有了对于当下人类整体性命运的悲悯观照，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现代主义文学对于暗黑人性和灰色现实的悲观叙事，从而使文学叙事重新拥有对于历史和当下的忏悔、内省和反思。由此论著对于当下长篇小说总体上呈现出的时代性病症有着异常清晰的评价。这些带着深厚人文观照的体认和洞见在当下是独特而珍贵的，由此论著发出对于写作者心性、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文学的经典品质也只有在这些精神情感向度的融合中才能最终完成。

王达敏先生以宏阔的文史哲学养、深厚的文学研究功力和悲悯的人文情怀重塑文学批评的哲理性与批判性思维，以文本批评实践践行批评家和作家、文本乃至时代现实的理性对话。这种在场的多声部对话中，批评家的声音是具有独立性和前瞻性的哲思与洞见，他们和作者一起完成对于文本的精神、情感和内在意蕴的阐释，让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文字表达在更精微幽深的维度上抵达读者心灵。

论著体现出极其精纯的中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一如钱穆所言，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其旨归在“立德、立功、立言”。论著重点剖析的中国忏悔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个体、时代和历史的纠偏式回溯，这种批评论述正是在文学叙事的维度阐释“我是谁，我如何为人，我做怎样的人……”论著由此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有着诸多精粹的洞见和评价，从而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抵达“贯通”与“致知”的境界。此贯通处在文学文本和个体生命、人生遭际、时代情境、人类命运乃至星球环宇之间的交融互动；致知处在体察人类忧患，既有究天人之际的怆然，又有体察个体生命本质真实的洞幽烛微。论著在当下显示出独特的人文精神气质与超越性情怀，抵达正心诚意的文学批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