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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记录显示：陈源（西滢）191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注册，入读的是“B. Sc.（Econ）”学位课程，专业是“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1919年通过中期考试，1921年通过终考毕业；而且在陈源最后一个学年（1920-21学年）的选课表和考勤表中，确实有拉斯基开设的“政治思想史”（“144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课程。但非常重要的是，陈源学籍档案中多处标注的“B.Sc.”是“Bachelor of Science（理学士）”缩略语——也就是说，陈源在LSE修读的是学士学位，而非博士学位。

陈源刊于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之《关于蔡先生的回忆》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陈源生长于江苏无锡一个教育世家，其父陈仲英曾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新制书局——文明书局。陈源早年随父至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下院（即附属小学堂），民国元年在表叔吴稚晖“特别主张童年即出国留学之意见”的影响下，赴英国求学，先后就读于爱德堡中学、爱德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1年毕业，1922年底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不久又兼英文系主任。自1925年开始，陈源在王世杰编辑的《现代评论》周刊主持“闲话”专栏，先后发表了近80篇随笔，内容涉及时政、文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其间更与《语丝》周刊尤其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发生了著名的“笔战”。1929年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援引陈源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陈源在吴稚晖和王世杰引荐下入仕，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英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等政教要职。1970年陈源逝于伦敦，《泰晤士报》的悼词赞誉陈源是“现代散文创作家之一”“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与中英文化关系中，据有特殊地位”“他的逝世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与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微弱联系”（伦敦泰晤士报1970年4月14日悼词原文及译文，均见《陈源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7页）。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档案室所藏陈源学籍档案

档案揭示陈源1918-1921年在LSE所修实为学士学位

中文学界现有的关于陈源的研究论著、传记资料、辞书条目，几乎无一例外采纳陈源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的是博士学位之说，很多更明确指出陈源博士所学为政治经济学，导师为拉斯基（Harold Laski），较新出版的一部以陈源为研究主题的专书仍是如此（阎晶明：《鲁迅与陈西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笔者近20年由于研究拉斯基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这一课题，曾专门赴LSE图书馆档案室查阅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的学籍档案，LSE图书馆档案室的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份首字母“A-Z”的学生档案清单，我从中挑出其中可能的中国学生档案号，再行调档、查档、核对，最终录得民国时期逾70位中国留学生的档案，陈源的学籍档案有幸亦在其中。档案记录显示：陈源191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注册，入读的是“B. Sc.（Econ）”学位课程，专业是“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1919年通过中期考试，1921年通过终考毕业；而且在陈源最后一个学年（1920-21学年）的选课表和考勤表中，确实有拉斯基开设的“政治思想史”（“144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课程。但非常重要的是，陈源学籍档案中多处标注的“B.Sc.”是“Bachelor of Science（理学士）”缩略语——也就是说，陈源在LSE修读的是学士学位，尽管陈源的学士学位标注了“Honours(Hons）”（荣誉学位），是学士中的优等生，但无论如何还是学士学位、而非博士学位（参见陈源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原始学籍档案，“Chen Leo Yuan【陈源】,Win-canton Records Management,610691943”）。事实上，英国人物或媒体在提及陈源时从未称其为“博士”。前述《泰晤士报》的悼词关于陈源留学经历的叙述是：他在一战爆发之前便来到英国留学，其时还只是一个“学童”（schoolboy）,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拉斯基学习政治和经济学——只字未提陈源获得博士学位一事。

陈源与夫人凌淑华合影

关于陈源的“博士”学历，与陈源同为武汉大学教授，长期与陈源、凌叔华夫妇交好的苏雪林在《陈源教授逸事》中的一段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陈氏性情之深蕴不露，可于下面一小事看出。他留学英国，曾获有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可是，笔者和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与他夫人凌叔华、留英好友袁兰子又是时相过从的好友，却从不知他是个博士，为的他自己从来不说，别人也不提，直到前年文星书店替他再版《西滢闲话》，封底附有他简单的学履历，我才知道了。当时我倒惊讶了一阵子，并非惊讶博士头衔之如何珍贵，而是惊讶于他这个头衔怎么会保密到这么久长的年月！”（苏雪林：《陈源教授逸事》，《当我老了的时候》，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301页）

苏雪林这段话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陈源对自己的“博士”学位问题讳莫如深、不愿多提。而陈源的胞弟陈洪在《陈源一家》一文中，也绝口未提陈源获得博士学位一事——如果陈源确实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本人为何“从来不说”，胞弟为何也只字不提？ 白纸黑字的档案材料揭示了真相。

陈源1921年至1922年间的主要行止

论者或谓，是否存在陈源1921年学士毕业至1922年底回国之间修读了博士学位而学籍档案未记录、未收入的可能呢？

首先，综合我在LSE所查阅、抄录的民国时期数十位中国留学生的档案来看，以最短时间获得博士学位的是费孝通——费氏1936-1938年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不到两年时间便以题为“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但是费孝通是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生的学历进入LSE学习的，而且在赴英之前已经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江村）完成了为日后博士论文研究打下重要基础的田野调查研究；而陈源1921年中才获得学士学位，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直接拿下博士学位，即便考虑到陈源中学就已到英留学，英语功底较一般留学生远佳这一点，依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次，根据现存的史料交叉互证，我们已经可以大致还原陈源学士毕业至归国之前这段时间的主要行止是在欧洲游历访问，而绝无留英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据1921年到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学习水利工程的沈怡回忆：“记得是在1921年的冬天，一日，同学郑权伯（肇经）忽来和我说，有一位在英国攻读文学的江苏无锡陈通伯君来了，他不是短期来此旅行，而是要在德兰斯顿（德累斯顿）着实住一个时期。那时德城的中国学生不足十人，听见来了一位新人，无不衷心欢迎”（沈怡：《悼念通伯兄》，《传记文学》第19卷第1期，第65页。沈怡（1901-1980年），原名沈景清，字君怡，浙江嘉兴人，1921年赴德留学，获德累斯顿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归国后历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要职。沈怡的大姐沈性真（亦云）为国民政府要人、蒋介石把兄黄郛之妻，二姐沈性仁为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之妻，四妹沈性元为蒋介石长期的核心幕僚、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之妻）。彼时马克大跌，许多人都懂得利用假期到德国小住，不但生活便宜而舒适，更可以花很少的钱就买到很多的书，加之德累斯顿又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沈怡推测这就是陈源此时来德累斯顿的主要原因。陈源租住的房子离沈怡不远，两人很快就成了非常投缘的好友。据沈怡回忆：

“通伯在德城住了半年光景，就回英国去了。他在德城住的这段时期中，终天呆在家里，很少出门，周末偶尔和我及权伯一起去听听歌剧，或者去萨克逊瑞士一带逛逛山水，有时不是我们邀他出去吃饭或吃茶，就是他邀我们去他家谈谈闲天··· · · ·他的那种淳而质朴的文学气氛，使我这个学工程的人也不知不觉的会斯文起来。我们二人所学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谈起天来却很投机，而且彼此都觉得十分够味；也许这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缘份。

通伯在德城的一段时期买了很多书，不仅德文书，也有德国出版的英文书，不少是整套整套的，把他那间屋子的整个书架都摆得满满的，但他所花才不到几个英镑。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既有了这许多书，这间黑黝黝的屋子便成了他的乐趣无穷的小天地，自然可以足不出户，整天守在家里，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书堆中自讨生活了。”（沈怡：《悼念通伯兄》，第66页）

徐志摩1920年夏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又来到英国继续求学，他与陈源很快成为了好友。徐志摩在《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的小序中说，自己1922年3月曾与陈源和陈博生（时任《晨报》驻英特派员）同游魏玛和耶拿，参访了歌德和席勒的故居（徐志摩：《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晨报副镌》第72号（1923年3月23日））。这也佐证了沈怡关于陈源1921年入冬之后半年左右时间系在德国游历的回忆。不过，陈源其实并没有直接从德国回英国。根据陈洪在《陈源一家》中所记，在德国的陈源听说表叔吴稚晖因中法大学之事带着胞弟陈洪新到法国里昂之后，“遂即遄赴里昂，叩谒表叔及其分别已近10年之胞弟洪等。陈源与稚晖先生同室卧起，因是时作长夜之谈。暇时则与弟及亲友之子女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两国之交战及人民及生活情况，并述及德国齐柏林飞艇飞临伦敦上空，作首次空中轰炸之惊恐情况。”陈源在休息日还时不时带着陈洪及其他亲友“作郊外胜景之游”，一直到1922年10月才“返英进修”（陈洪：《陈源一家》，《海鸿乡音（江苏文史资料第37辑·无锡文史资料第23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根据上述这些材料，陈源从1921年冬到1922年10月，一直都在德国、法国游历、会友，绝无继续在LSE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

陈源受聘北大之前后经过

合理推测，陈源的“博士”学位之缘起，很有可能与其受聘回国任教有关。陈洪在《陈源一家》一文中紧接上段回忆，直指胡适乃陈源任教北大的推荐人：

“去英未几，北大哲学系名教授胡适（适之）过英，与陈源相交接，畅谈之余，获悉陈源英文知识之宏博，且于报端已早见其文字。故于回国之后，力荐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接受建议，随即发电英伦，聘陈源为该校教授并促立即回国。时为1923年，年方二十有八也。迨抵北大，即执教于英文系。未几又兼任系主任。”（陈洪：《陈源一家》，第114页）

胡适力荐陈源出任北大教授之说，遂为不少关于陈源的生平资料所采纳。然查考胡适之年谱传记资料可见，胡适20世纪20年代唯一一次到访英国，是1926年下半年取道莫斯科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所以这显然是陈洪之误记。更重要的是，陈源的表叔、人生引路人吴稚晖，与蔡元培系长期的革命同道与事业伙伴，说吴、蔡二人是莫逆之交毫不为过，陈源获知于蔡元培又何须经由胡适之引荐呢？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后，陈源在《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蔡元培追悼纪念特刊”撰《关于蔡先生的回忆》一文以表追思，文章开篇就说“蔡先生与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师事的两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悬在天际的巨大的两颗明星”，俨然奉吴、蔡二人为自己的人生导师。据陈源在文中自述，由于吴稚晖的关系，自己与蔡元培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六七岁的时候”，那时陈源就住在上海吴稚晖家中，在泥城桥爱国学社上学，“可以说是蔡先生和吴先生的学生”。此文还回忆了蔡元培访问伦敦时，他接待并陪同蔡元培游览的往事，其中特别详细地记录了他和徐志摩一起陪同蔡元培去伦敦大学著名政治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家中访问并充当翻译的经历。陈源这篇回忆文章并未记录蔡元培访英的具体时间，但查考、比对蔡元培之《西游日记》可知，蔡元培本次访英具体时间是1921年5月3日至13日，访问沃拉斯的具体时间是5月7日下午（陈源：《关于蔡先生的回忆》，《中央日报》1940年3月 24日“蔡元培追悼纪念特刊”）。在《关于蔡先生的回忆》一文中，陈源亦述及了自己回国任教北大的前后经历：

“民二十一年冬与吴先生同船由法回国，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与吴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访蔡先生后没有几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厂的菜根香请吃饭，吴先生坐首席，同座的都是从前在英国的熟朋友。饭后一干人一同步行从先农坛走到天桥。当时感觉到一种北平闲暇的趣味。可是没有多少时候，空气突然紧张，蔡先生离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没有到过北平。”

这是陈源本人关于其归国经历仅有的一段回忆。“民二十一年”显然是陈源的误算、误计，应为“民十一年”，比对关于吴稚晖的年谱传记资料亦可得到验证。1922年冬，陈源与表叔吴稚晖同船返国，先到上海，收到北大聘书后，两人又同车赴京，拜访蔡元培，之后蔡元培宴请，吴稚晖坐首席· · · · · · ·从这些叙述看，虽未明言，但在陈源入职北大一事上，最为凸显的两个人就是吴稚晖和蔡元培，尤其是当时身为北大一校之长的蔡元培。陈源是蔡元培至交吴稚晖多年引导、栽培的一位晚辈，更有在英国陪同蔡元培访问、作翻译的直接交往经历，所以根本无需胡适从中推荐，陈源回国任北大教授很可能正是出自蔡元培本人的赏识、邀请。

目前的北大校史资料之中，并未见聘任陈源的相关正式档案，但是北大的校刊提供了明确的线索。1923年1月24日、25日、26日，《北京大学日刊》连续三天在头版刊发“注册部布告”：“英文系四年级英作文及三四年级短篇小说，三四年级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一年级英散文选读B，一年级小说，自下学期起均由陈通伯先生担任讲席。”1923年9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头版有“注册部布告”：“英文系主任陈源先生定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举行英文系入系试验· · · · · ·”显然，1923年春季学期，陈源已在北大英文系正式任教，而最迟至秋季学期，他已经是英文系的主任。时年陈源年方27岁，如此年轻便出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系主任，仅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士学位（即便是荣誉学士学位）或是难以服众的。蔡元培用人向来不拘一格，又曾有为延揽陈独秀入北大而不惜为其造假学历和任职履历以满足教育部要求之前事，则陈源履历中之“博士”学位之由来，有可能正是起于蔡元培之权宜虚造（庄森：《蔡元培为陈独秀改学历》，《新闻世界》，2008年第5期）。

余论

本文据我亲见并抄录之陈源原始学籍档案，再加连缀钩沉，以证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修实为学士学位，而绝非博士学位。但平心而论，陈源在他那一代留学生当中，无论就语言能力、学习表现还是就社会活跃度而言，确属佼佼者。陈源1912年初到英国之时深感英文欠佳，“乃专心注力于学习英文”，后又赴格拉斯哥住校，“以便多与英人接触，增进英文知识”，留英数年之后，陈源之英文有长足进步。他的文章非常难得地被威尔斯、萧伯纳、罗素等当时在英国极有影响力的文哲名家所赏识，甚至对于威尔斯名重一时的巨著《世界史纲》修订完善亦有所贡献——陈源是威尔斯该书1921年第三版“导言”一长串的致谢名单中，仅有的两位中国人之一（另一位是傅斯年），威尔斯为此还请陈源到其家中小住了两星期，以示感谢。当时英国报刊时有污蔑、歪曲中国的不实言论，陈源基于民族义愤，为此专门作文申辩、驳斥，投书报端；英国报馆“以其为中国人，且无赫赫之名，乃轻视而置之”；陈源只得请威尔斯、罗素等人出面主持正义，作书申斥，“报馆大惊，亟以刊出”，此后陈源之文章甚至时有在伦敦泰晤士报登载刊出者（陈洪：《陈源一家》，第113页）。陈源当时亦热心于中西文化之交流与互鉴。今存文献可见，1917年暑假，年方二十出头的陈源便与李寅恭、皮宗石、杨端六（杨冕）等留英学生一同拜访时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翟理斯，就整理和出版剑桥大学馆藏中丰富的中国古代典籍事宜进行交流，并将相关信息书致国内的《太平洋》杂志记者（李寅恭、皮宗石、陈源、杨冕：《剑桥大学图书馆致太平洋杂志记者》，《太平洋》第1卷第7期。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曾长期在华任外交官，1897-1932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达35年之久，文中将其译为解尔斯）。

1919年10月到英国留学，同样入读LSE的钱昌照是陈源留英时期的另外一位好友，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数次夸赞“陈源的英文比较好”（《钱昌照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事实上，天资颇高、富有干才的钱昌照恰恰是受了英文不够好的拖累。据我在LSE档案室所查看到的钱昌照学籍档案：钱昌照比陈源晚一年，即在1919年10月注册入读LSE，读的也是“B. Sc.（理学学士）”，专业是“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钱昌照第一年修的是基础课，第二年选课就开始分导师，钱昌照填选的导师正是拉斯基，钱昌照的选课表和考勤表中也有拉斯基开设的“政治思想史”课程。钱昌照晚年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了三年（从1919下半年到1922年下半年）；读完后进入牛津大学继续研究经济一年多，直到1923年底”。钱昌照非常技巧地回避了自己是否毕业获得学位的问题。而钱昌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籍档案明白显示：他在1921年7月参加中期考试，未通过；1922年7月再次参加中期考试，依然没有通过；所以钱昌照虽然也在LSE学了三年，但连中期考试都没有通过，只属肄业。不过，导师拉斯基对钱昌照看来还是相当欣赏的。钱昌照的学籍档案中夹着一张拉斯基1921年10月专门为钱昌照写给学院的告知条：“我推荐他攻读政治学的荣誉学位课程。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小伙子，主要是被语言上的困难给妨碍了，他正在努力改进这一点”（参见钱昌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原始学籍档案，“Chiew Chang Chao【钱昌照】,WincantonRecords Management,610786115”）。拉斯基对钱昌照“有能力”的评价是相当精准的，钱在留学期间就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才干：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期间担任过学生会干事，广交各国留学生；后转到牛津学习期间则参加过一个学生国际俱乐部的组织工作。看起来，主要是英语读写表达的问题影响了钱昌照的学习。根据我在LSE查阅的中国留学生档案材料，因为包括英语语言能力在内的各种原因困扰而未能竟业者其实大有人在，本文主题与篇幅所限，暂不一一点出。

读史求实。一方面，我们通过白纸黑字的档案能够更为真切地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在外学习的真实情况，真即真，假即假——陈源在LSE所修为学士课程，其博士学位系出于虚造，这一点不容模糊。另一方面，陈源之英文水平在其那一代留学生中既属顶流，他当时确系北大英文系教授、主任的合适人选，我们又当对其博士学位虚造一事给予更多“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