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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讲述在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危机时刻，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艰辛探寻拯救中国的出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剧中既有对壮阔历史背景的泼墨大写意，也有对群峰般英雄形象的工笔细描，无论是思想内涵、精神力量，还是艺术表现，都达到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新高度。

客观地说，《觉醒年代》这部剧创作难度很大，主要在于既要精准复原历史风貌，又要讲清楚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党史、教科书上都有浓墨重彩，但是用影像来还原则需要强大的艺术功力。既要再现当时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要把激荡的社会思潮如何对塑造民族心理、国家面貌的过程讲得丝丝入扣。

关于建党这段历史，虽然电影《开天辟地》《建党伟业》都描写过，但在电视剧方面基本是空白。《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时间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由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在黑暗中反复不断摸索，需要经过新文化运动这样前所未有的思想革新，还要面对封建势力的复辟，军阀的残酷围剿。

可以说，《觉醒年代》遵循了一种大历史观，不仅描绘了波谲云诡的时代氛围，讲清楚为什么其他探索方案失败了，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以史诗影像阐释了科学性、必要性、正当性，具有很强的历史代入感和沉浸感。

《觉醒年代》在艺术性还原这段历史时，避开了传统主旋律题材叙事的窠臼，力求历史逻辑和戏剧逻辑的兼容与自洽，又让剧情充满跌宕起伏的悬念与张力，体现了精神的向度以及对未来的作用。作品开篇就是道道车轮在传统古旧的车辙中吃力行走，寓意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统治与中国前进道路极不相符，寥寥几笔，交代时代背景，以一种内在矛盾构建了戏剧张力。继而镜头转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群中国留学生的激烈大争辩，充分展现了当时国人思想的纷争复杂，也表明塑造一代新人、改变民族面貌已经迫在眉睫。顺势引出主要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而以他们的视角再现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这些新文化运动主将一一出场，如传统戏剧舞台大幕一般徐徐拉开，逻辑清晰，有条不紊，富有戏剧韵味，将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情景与社会环境中去再现，通过莎士比亚式的而非席勒式的方式来阐释观点和主旨，真正触摸到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是主旋律创作的进步。

电视剧是写人的艺术，人是核心。《觉醒年代》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在人物刻画上也颇有新意，最重要的是深入人物内心，让一个个熠熠发光的历史人物从教科书走进了银幕，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以史状其生平行迹，以艺摹其丰姿神采，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的精彩群像。如作为起贯穿作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形象，我们党对其的历史评价也是一个变化过程。电影《开天辟地》中邵宏来饰演的陈独秀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艺术形象之一，但是，作品中对于陈独秀革命性有余而人性化不足，《觉醒年代》真实再现了他作为我们党早期重要创始人的革命者形象，客观展现他对建党的重要贡献。和电影不同，电视剧的大体量非常适合工笔细描，展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在拓展历史纵深的同时深入人物精神内心。

陈独秀的出场就很独特，当一群海外留学生正群情激昂，他则蓬头垢面专心吃着剩饭，那个教科书上激进顽强的革命者怎么是这样？一下子就以“陌生化”的手法塑造出完全不一样的革命者形象。他也不像以往革命领袖那样全知全能，虽然知道必须要改变国人思想，但是如何推翻军阀统治找到中国出路，他依然不清楚。他在外是声名显赫的革命者、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但是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十分糟糕，内心非常痛楚。为了出版《青年杂志》导致家庭生活拮据，要厚着脸皮和出版商讨价还价，却也会在得到赞助后兴奋地在雪地上打滚……这种人物的形象是丰满的、立体的、精彩的。

此外，作品在人物塑造上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在时代精神中塑造人物，选取每个人物身上最有个性的地方。如李大钊在大街上救下葛树贵一家，他自己虽素履青衫两袖清风，仍倾囊相助，展现了赴士之厄困的侠义大爱，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凸显了他是更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毛泽东的出场就展现了个性，于大雨中抱紧《新青年》杂志奔跑，体现的是求知若渴、不拘小节、奋进向上的精神，也与他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相符。鲁迅的出场是对《坟》中民众愚昧麻木，吃人血的馒头的真实再现，将人物个性与历史氛围、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既见人物，又见时代，从普遍性中找到特殊性，塑造了如黑格尔所言“这一个”艺术形象，生动鲜活，观众也从他们身上的家国情怀、理想精神、悲天悯人中找到情感共鸣。

《觉醒年代》在艺术上非常精良，很多人说有如电影般的质感，说的就是创作者对服化道摄的极致追求。和以往的主旋律电视剧相比，《觉醒年代》最大的两个特点是现代化视听语言和民族化美学意境。视听语言单一刻板一直是主旋律影视剧存在的通病，《觉醒年代》的手法更为现代，叙事节奏更快，创作者非常善于运用高速摄影下的蒙太奇剪辑展现时代背景。如开篇车轮与车辙、大街上婚丧嫁娶两种传统风俗与军阀车队、外国巡警交汇相错，很清晰地交代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的特点。在表现张勋复辟时，民众争相抢购鞭子的疯狂迷离，黄色清廷龙旗由高悬到坠入污泥，交代了复辟的闹剧特性。

《觉醒年代》在视听语言上比较有特点的是寓言化，比如陈延年兄弟将一只蚂蚁放生，陈独秀在演讲时话筒上也出现了蚂蚁，即寓意当时民众虽如蝼蚁般微小低贱，却始终在辛勤劳作，追求平等自由和幸福。又如毛泽东出场时出现的鱼缸和金鱼，象征着一种跃跃欲试挣脱束缚的迫切心理，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平添几分诗意，在主旋律类型叙事与风格化之间找到了平衡，创造了一种高级的影像，营造了更深层的审美意蕴。

《觉醒年代》虽然是讲建党的革命叙事，但是在表现上非常注重运用民族化美学特点。这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中华传统精神的展现，如剧中蔡元培于雪中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种为求贤若渴而程门立雪的执着让人感动，而其主持的北大改革期间，让钱同玄、邓中夏等革新派与辜鸿铭、黄侃等守旧派唇枪舌剑的争论，不就是先秦诸子百家辩论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复刻吗？至于鲁迅在张勋复辟后于教育部门口傲然摆出“不干了”牌匾宣示表态，不就是陶渊明挂靴而去的翻版嘛？中国文人身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得到充分彰显。

另一方面是对传统艺术形态、人文礼节的展现，比如片头和片中的版画就非常新颖，让人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革命美学代表的延安版画，在剧中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符号，而且直接参与叙事，简洁有力。剧中还有如对老北京、老上海的城市街景风貌的展示，也有极具烟火气的民国传统家庭生活画卷，文人们见面双手作揖鞠躬，展现中国人的骨子里彬彬礼节和温润风度，都极具文化底蕴。将民族传统精神和民族美学特征融入革命叙事，弥补情感缝隙，凸显文化风骨，潜移默化地进行价值输出，这也是当下主旋律创作进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