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座山所铭刻的
来源:中国艺术报 | 朝颜   2021年02月19日22:34

并没有川流不息的人群、热热闹闹的观光客,一座山安静地矗立在瑞金西郊,仿佛正陷入长久的沉思。作为土生土长的瑞金人,我有的是办法错开团队旅游的高峰季。唯其如此,我方能与这座山息息相通,并深入它丰沛的内心。

山名云石山,在平旷的村庄和田园中央兀立着,高不过50米,方圆不足1000平方米。相对于瑞金境内起伏的群山、奇崛的峰峦,它实在是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沧桑史,它所书写的印迹却足以称得上浓墨重彩。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从沙洲坝迁驻于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出发; 1996年11月18日,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重返云石山,题写下“长征第一山”五个遒劲大字。

一条石砌的小路,承担着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道功能。从远处看,密密实实的树木枝叶几乎完全遮蔽了小路。透过浓荫仰视,陡峭的石壁上镌刻的鲜红大字仍清晰可见。准确地说,即使什么也不听不看,“长征第一山”的概念和意义早已镌刻在我心里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云石山。囿于交通不便和视野狭窄,走近这座山的愿望在脑海中盘桓了许久,一直未能实现。我知道,父母终日忙于劳作,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带我去呢?是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刘老师打破了这道藩篱,他领着我们,骑行几十里山路,从一个乡抵达另一个乡,登上了云石山。我们环游了整座山,然后在一块空地上团团围坐。春风吹拂着我们稚嫩的面容,老师神情严肃地上了一堂现场课。他说的具体内容我早已经忘了,只记得“毛主席”“长征”“出发”这样的关键人物和事件。

许多年以后,我仍不时地回味着,那样的一堂课对于一群小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决心、意志、策略,抑或是信仰?也许,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庄严,早已铭刻在苍劲的老树和林立的怪石间。

这是一座孤峰,四面悬崖峭壁。循着山路上行不远,两道厚实坚固的石门一前一后把守着去路,相隔仅十几步之遥。今天,石门自然是敞开无阻的,但在战争年代,想攻下它们可没那么容易。两道石门一关,便是天然的屏障,颇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威势。况且,山中还遍布石洞,内里岔道众多,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人若藏身进去,掘地三尺也难觅踪迹。

蝉声和鸟鸣增添了山间的幽寂感。遮天蔽日的古树掩映之下,云山古寺森然默立。这是山上唯一的建筑物,建于清嘉庆年间,古朴典雅。一层的三合院,占地面积仅300余平方米。其情其状,恰如门联上的“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所言。

时间回溯到1934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硝烟四起,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原驻于沙洲坝的中央机关被敌人发现,迁徙已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切,都在隐秘中悄悄进行。偌大的中央苏区机关围绕着一座山四散开来,像一棵大树向着东南西北延伸的枝干:中共中央局驻在丰垅村马道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在田心村岩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驻在田心村沙排,少共中央局驻在田心村老屋场……

住在云山古寺之中的,有毛泽东、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值得一提的是,贺子珍当时还带着幼子毛毛。寺庙原先自然是有主人的,他叫骆能和尚,据说此人修行深、明义理,与毛泽东一见如故。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还腾出寺内最好的左厢房给毛泽东一家三口居住。毛泽东没有让骆能和尚搬出寺庙,而是与他畅谈起了家国天下。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是夏天,他们坐在一群参天的大树之间,四周奇石嶙峋、千姿百态,像极了当时中国尚未分明的局势。但他们在清脆的鸟鸣声中相谈甚欢,憧憬明天,似乎已隐隐约约听见了某种欣然的讯号。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超卓的远见和充分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张闻天。他们的想法曾经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时间里,二人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愈加深厚的重要过程。屋后的一棵古樟树下,是他们经常促膝长谈的地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在哪里?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在哪里?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辩驳或掏心掏肺的意见交换中,逐渐得以厘清。

如今,两尊铜像定格下了他们当年长谈的样子,那真诚的面容和炯炯的目光,以及自然挥动的手,已在时间中塑造出了典范的意义。当我们重新看见两位苏维埃中央领导的思想投契,才知道这件事对于中国革命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正是有了张闻天思想的巨大转变,有了他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充分肯定,才有了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那的确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啊。

云石山的幽居光阴如此高效又如此短暂。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北路军和南路军疯狂地进攻赣闽苏区各县。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日益缩小,险情一波一波地裹挟而至,局势再不允许他们躲在一座山中高谈阔论了。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机关共86000多人,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这便是铭刻于史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了。1934年10月10日,中央党、政、军、群机关编入野战纵队,从瑞金云石山出发,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秋风萧瑟,绵绵的秋雨一丝丝地渗入战士和乡亲们的肌体与内心,悲凉与不舍回旋在云石山的每一寸空气里。正如《十送红军》的歌声中所复现的场景:“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有去的,必然就有留的。去留之间,多少亲人、战友就在这一次送别中生死两茫茫。那一日,何叔衡与林伯渠在梅坑村依依惜别,想到红军出发后很快将是凛冽寒冬,何叔衡把女儿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则深情地写下一首《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悲伤的是,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游击战斗中壮烈牺牲,二人再也无缘相见了。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和贺子珍忍痛将幼子毛毛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民收养。多少年过去,毛毛杳无音讯,留下了血脉亲情的另一重悲伤。事实是,当年转移的红军家庭中,这样的悲伤太多太多了。这其中,多少情深义重的瑞金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将红军后代当成了亲生的孩子悉心抚养。这些孩子,多数在瑞金长大成人,真正地融入了这一方水土。

我走进了毛泽东一家三口的办公室兼住室,看见毛毛睡过的摇篮、坐过的婴儿椅,想象他在这里拥有过的短暂幸福时光。是啊,他一定也曾在父母怀里咿呀学语、撒娇承欢,但是幼年的他怎么懂得,分离会来得那样迅疾又那样久远呢?命运不会为一个孩子重新书写一遍,革命、前行、舍弃、牺牲,一切似乎没有答案又充满答案。

我也是一个妈妈,看见那空空的房子,就不可抑制地想到当年的贺子珍。那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幼子去送人,泪水该是早就哭干了的吧。她擦一擦红肿的泪眼,骑上战马立即就要出发,就要投入不知多么遥迢的远方。归期未知,生死未卜,要怎样坚定的信仰才敌得过那种痛?

是的,唯有理想和信念可以支撑着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出发。今日,当我以一个新时代的自由之身站在云石山,咀嚼和回味着长征精神,那些艰难险阻离我多么遥远,但我知道,那些对自由的追求、对光亮的向往永远地镌刻下来了。

踩着坚硬的石阶,下山,离开,一种复杂的情绪仍在心间久久弥漫。生离和死别都曾在这里真实地发生过,一个明朗朗的新中国也在这一场出发中获得了启示和指向。一座山所铭刻的,实在太多太满,太深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