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的火炕
火炕是北方的老房子常见的居室歇宿之所。平时除了一家人晨昏坐卧或围席聚餐的用途外，它还兼有待友款客、盘膝倾谈，凝聚人际关系的朴素高效的社交功能——姥姥家的火炕尤其显示出后一种特色来。
在没有电视、网络、手机和微信，甚至家里还没有沙发的年代，大家饭后茶余便要凑集于火炕，将如今手指一点便可尽晓的天下事，以闲拉家常的古老之法与人分享，并消化和吸收那些道听途说的新闻事件和家长里短。在一阵让茶递水和常常难以回避的烟草味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掌握了当前的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菜篮子工程的必要资讯，增广了见识，夯实了感情，在阵阵会心的笑声中似乎与整个世界拉近了距离。
姥姥家的平房是南北向，坐北面南冬暖夏凉。火炕挨着南向的明窗，白天阳光朗照如光波的洪水悄然涌入，经坐磨得溜光的炕席折射，泛映得室内四壁生辉，散发出温暖通透的亮度。尤其是早晨家人围炕桌吃饭的时候，亮铮铮的光线在他们清爽的脸蛋儿和衣服上形成明暗不等、既柔和又匀称的线条和轮廓，饭菜飘升的蒸汽，满桌的盘钵和大大小小的饭碗菜碟这时也都跟着忽然明亮而鲜艳起来。光就有这种转化能量的奇妙威力，它竟然使墙画上高举红灯的李铁梅原本凛厉紧锁的眉眼也仿佛温柔妩媚了几分，似乎受到一股强大磁场的吸引，永不疲倦地凝望着火炕上每天发生的一切。
姥姥姥爷平素广结善缘，每天到了晚上，家里总会来一些大摆龙门阵的亲朋好友。姥爷这时候往往让客人炕里面落座，自己则固定在一只方凳上坐定，二郎腿上交叉着保养得十分白皙的双手，和老熟人慢条斯理地唠扯一些他当掌柜的老杂百店的陈年往事。七姑八姨们则守在炕头一端看着姥姥放牌摆十二月，一张一张的扑克牌被她因一辈子围锅台转而变粗糙的手指头捏来抽去，到了最后一刻顺从地亮出那一张似乎带来好运的大尖儿时，姥姥的嘴角绽出一丝似乎早有把握的淡淡的微笑。有时，哪个姨妈衣角忽被轻轻捏起，接着大家发出一番惊赞——那样的布料和手工在当年算是相当精细的女红。舅舅是高中语文老师，德操和学问在亲友中享有崇高地位，他和几位具有尊望的家族男性长辈聚在炕梢议论国内外大事，往往围绕着官方新闻，尤其是小道消息权威来源的《参考消息》的某些报道，来判断着国际风云变幻和背后隐藏的玄机。而父亲的到来则似乎总为这些民间传闻带来什么官方的版本和解释，因为他的局长官衔，少不了在座的个别亲友借机央求他给走个后门儿。所以父亲总是坐不了太久，也总是坐在炕沿儿位置，也许为了接我们回家方便，坐坐就走，能进能退吧。
有时候姥姥姥爷的乡下亲戚进城办事，也会来家里坐坐，抽一袋烟再赶回去，或者吃饭留宿。姥姥的亲戚和姥爷的亲戚很有些不同，姥姥家的乡亲大多说话轻声细语，性情温和幽默。她的娘家住在西兰旗满族乡的河东屯，历来汉满杂居。虽然姥姥家是汉族，但因为久居在旗人中间，说话沾染了满人的官话腔调，绝不同于一般辽南的海蛎子味道，略带一点京韵，听着舒服悦耳。姥姥的胞弟，我们称他七舅爷，每次到家来就如同一位说书先生光临。他说话风趣，藏了满肚子民谚俗语，让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们大开眼界，喜欢听他讲些乡下的新鲜物事。 “百日鸡，正好吃；百日鸭，正好杀”。家里人杀鸡宰鸭、好菜好酒地招待他，坐在炕上雅座的七舅爷抽出嘴巴里的烟袋锅儿，不紧不慢地吐出一句顺口溜来。
当然我们最爱听的还是他在乡下捕黄鼠狼的故事。他套黄鼠狼的能耐在十里八村成为一绝，凡下过的鼠夹子，再刁滑的黄鼠狼经过也就犯。他每次都将剥下的黄鼠狼毛皮卖到城里土产公司，在收购商那里很有名气。尤其冬天捕来的黄鼬尾毛油亮弹挺，是书画家青睐的狼毫，也卖得好价钱。不过七舅爷说有一回他碰到一只鼻尾都长着白毛的黄鼠狼，怎么都不上他的圈套。“身有白毛，不仙也妖。”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叼着旱烟袋绕黄鼠狼洞走了好几圈。他忽生一计，让七舅奶煮了一碗鲜嫩的大鸡蛋，一大早端到了黄鼠狼的洞口，还给黄鼠狼咕哩咕叽地说了一番悄悄话。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几天那只白毛黄鼠狼竟然搬了窝，从此再没碰过左邻右舍的一根鸡毛！听七舅爷越讲越玄的黄大仙的故事，仿佛在听故乡版的《聊斋志异》。黄鼬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连猎人为免惹祸上身也很少猎杀，偏偏七舅爷不吃这一套，黄鼠狼遇到他就像碰到了克星，我们总觉着他身上有什么通灵降妖的法力。
而姥爷家乡的来客则多是性格外露，粗疏豪放的庄户人。家乡喇嘛庙村这个地方从前地贫民穷，自古民风彪悍，性情刚毅开朗。每一回他们来串门儿，人没进屋就在门外高声大气地招呼起姥爷和姥姥来，凭那嗓门家人就猜到是姥爷家乡来人了。话音还没落，门帘被豁然一掀，便闯进了一副魁梧结实的身躯。爽朗的笑声和寒暄夹杂着浑厚的嘶哑，震荡得似乎半条街都能听到——天生一副适合西北高原放歌的磁性声带，可是家族上下却没有一个人会唱歌。其中的堂舅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泥瓦匠，姥姥家的火炕每几年要翻修一次，都是他亲自给盘垒出来的。他干活麻溜利索，无论脱泥坯，造花道，还是落膛通灰，封炕漫泥，全然一个人炕上炕下、屋里屋外忙活着。记得冬天外面结着冰碴儿，他忙着在院子里脱泥坯，两片棉帽护耳随着他起落的臂膀忽闪忽闪地颠动，嘴巴呼出阵阵白雾的哈气，真是一种劳动之美的韵律。后来我在大连工作并成了家，因为城里已不时兴火炕，便换成了一副双人床。可是我们住的教师简易房里没有暖气设备，一入了冬立刻感到冷如冰窖，亏得堂舅给我们搭砌了一道取暖火墙，既能烘干衣物和小孩子的尿布，也为我们抵御了多少数九隆冬在家中备课和读书的寒冷。
虽然家中宾客基本上来者不拒，可是个别人后来变成了不受欢迎者，成为亲友中少见的异类。有一次家中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是邻居年轻姑姑带来的男友。此人是当时县文工团当红的男演员，曾在样板戏《沙家浜》里扮演过主要人物郭建光。人自然是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但是他有个毛病，举手投足之间有意无意地总是流露出一些舞台表演范儿，大概是职业习惯，身不由己。曾经有一回外面刮着大风，满街尘土飞扬，垃圾兜头盖面。正好由此经过的他忽来了一个背转身，如舞台亮相一般潇洒地抖开大衣，直到风消尘散才渐渐收起了那套仙鹤晾翅的架势，当时我年龄还小，却记住了这一幕。“郭建光”自来熟，第一次来姥姥家时便自告奋勇地跳上火炕，跟大伙儿玩扑克牌。可是大家很快便发现他的牌品不好，才玩了几个回合他就耍起了藏牌的把戏，将扑克牌藏在屁股下面。后来他们发现少了牌，结果在他那里搜出了花花绿绿好几张来，由此可见此君为人处世似乎没有什么底线。果不其然，和姑姑结婚没多久，他便在外面拈花惹草，后来演变成家暴，最终因为犯法而入了大牢。
每晚一直到堂柜上的那台老座钟敲响九点的时候，这个热闹爽畅的龙门阵才会收场。老座钟年代久远，零部件似乎都已老化，每次报时先是艰涩地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噪音，然后才颤抖着撞响一成不变的时辰。当啷当啷的沉重而混浊的声波像教堂钟声一般荡漾开来，屋里的气氛便默契地冷却和肃穆了下去。姥爷掏出了衣襟下的老怀表，跟座钟对了对时：正好九点整。老人家该休息了。这时候通常会听到舅舅的一声“睡觉喽……”，拖长了的京剧道白腔调，有心无心地下逐客令，舅舅先下了炕出屋，这时大家也知趣地前前后后，踏着散落地上的瓜子皮和烟头，起身离去。
冬天的东北夜长天寒，窗外冰天雪地，大家哧溜地钻进各自的被窝，在温暖的火炕上缩成一团。姥姥有腰腿病和肩周炎总是睡炕头，姥爷自然睡炕梢。可是他的被褥铺陈与人不同，规整方正如豆腐块儿，上盖绒毯下垫皮褥，既讲究又繁琐。我和弟弟有时留宿睡在二老的中间，往往扯开被子倒头就呼呼大睡，姥爷睡觉前却要戴上睡帽，套上睡袜，一点一点钻洞似的磨蹭进去，然后才头靠着高枕神清气闲地躺下。火炕烧得微微发烫，窗户哈着一层热气，整个房间温暖似春。不久大家便开始鼾声均匀，七上八落。多少年后读到小说《雪国》的一段场景，驹子寄宿的那一家老小几口横倒竖卧地睡在一张榻榻米铺上，清贫的生活中充满一股刚劲、旺盛的生命力，我自然想到了童年睡在姥姥家火炕的情景。只觉得那是一种北方人才能感受到的土地与肌肤之亲，在阵阵温烫的气流和干燥的苇香及似有若无的泥土腥味儿中，感受到大地怀抱的仁慈与宽厚。
在我的童年时代，火炕成为一个奇特而鲜活的家庭课堂，我们在这一特殊环境下如无花果树一样悄然地成熟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