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即使到了今天，任洪渊先生已经复归于尘土，我却依然难以相信他的离去。在这个庸碌且拥挤的世界，晚年的先生其实正如他中青年时代，始终沉浸于喧嚣难以抵达的边缘处。一个曾经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诸多似乎一时难以索解的文字的人，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以自己的思想和生命，来坚韧地表达他沉浸已久的哲学，和淬炼一生的诗歌。他在冷清的思考中所写下的激扬文字，或许一时难以说服或影响普遍意义上的大众及听者，但是先生的执念如一，却令许多同道不能不为之肃然。

我是先生长达四十一年的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本科阶段，他是我们这届学生公认的“诗人哲学家”，作为一个教师的身份，倒反而退居其次了。那个时候，先生四十岁出头，还怡然过着单身生活，住在距离教室不远的一间小屋里，狭小，幽暗，而这里却是最能吸引我们这些学生的乐园。先生时而沉静，时而健谈，往往会因人而异，尤其是在涉及他所感兴趣的话题时，声音立刻变得高亢起来。

有一次，新一期的《诗刊》到了，那个时候的刊物少，随便一本文学杂志，都能有动辄上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每期新刊一到，立刻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而在这一期《诗刊》上，我们居然看到了署名“任洪渊”的一组诗，而且题头配着一张诗人英气逼人的肖像，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是用铅笔画的速写。那个时候，一个普通教师能让自己的作品登上《诗刊》这座全国最高的诗歌“殿堂”，那种荣耀，远非现在的人们所能想象。更何况那幅传神的肖像画又为他增加了诗以外的魅力！我们在一起观赏并议论着那幅肖像，在这个时候，似乎他的诗写的什么内容都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眼前的这个活生生的人！先生以他惯有的俏皮语气说：感觉怎么样？拿着它，是不是可以去谈一场恋爱呀！一句话说完，我们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值得记忆的东西，都是时代留下的印痕。而任洪渊先生，从我最初认识他的那个瞬间，就让我的八十年代开始具有了独特的意义。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很多的话题，当然，大都是先生主谈，从康德“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到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从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到余振翻译的《莱蒙托夫诗选》，先生是一个领悟力很强，且自视极高的人，很少人能入他的法眼而不被调侃或针砭。他的俄语很好，据先生自己说，甚至超过很多搞俄语专业的人。有一次聊起我正在读的《莱蒙托夫诗选》，先生对余振的翻译很不以为然，摇着头说：他那个译本不行！将来我要重新翻译莱蒙托夫！

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对理论有着极高敏锐度的学者。对于那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进入中国的西方理论家，先生开始大都是报以通常难得的首肯的，比如说起德里达，他的语气中对之怀有发现新大陆一般景仰，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了所谓的“解构主义”理论，讲到杰姆逊那本后来走红我国学界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小册子，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并如获珍宝地向我推荐：你该看看，杰姆逊那种理论的“穿透力”！

八十年代初，在中文系举办的一次学术论坛上，先生在台上激切地阐释康德哲学与美学，语气像在述说他自己的思想，而规定的时间到了，他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入正题，在起身与留下之间，气氛顿时显得有些尴尬，那一刻，先生定了定神，意犹未尽地说：我的时间到了，我必须下台！而显然，他留给在场的所有学生一个强大的思想背影……

也正是从那次开始，我成了他那间小屋里的一个“常客”。

历史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正在从一句时兴的口号变成各种政治与学术的实践运动，而先生一开始就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参与了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重建的。他让我们看到的是文学的真正魅力，在课堂上，他所表达的每一个观念、每一种思想，都生长在他对于历史、文化与自然的独特感受之上，在他那里，几乎全部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现代与古代思想的交汇点。

1988年，我有幸成了他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那时他刚刚得到副教授的身份，对于已经进入中年的先生而言，这种所谓的“资格”来得有些太晚。中国的所有体制，向来是只承认整齐划一的规则，而唯独不会向真正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人敞开空间，所以庸众永远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而先生在师大的校园里，照例是沿着自己的轨道去构筑内心的宇宙，他自己就是一片独特的风景。

读研的三年时间，转瞬即逝，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每次上课，对象都只是属于不同导师的寥寥三两个学生，大家任意探讨，从不设疆界，当然，此时的先生，已经逐渐地将他的视线延伸到了中国古老文化与思想的深层矿脉之中。他愿意阐述自己最近思考的兴趣点而绝不会勉强学生跟着他的方向走，但既然是任洪渊的学生，大体方向总还是需要贴近“诗”的。

当我将自己的论文题目（《模式的重构与解体：1986—1988中国实验诗运动》）报给他的时候，开始却受到先生的反对，他的理由很直率：“这三年的实验诗本不值得为它做论”，而事实上，能入先生法眼的诗及诗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似乎还没有诞生出来，而论文答辩的时间已经日渐临近。

让我深怀感念的是，先生对于我论文选题，反对归反对，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同意了——先写出来再说吧！先生去世后，为了写这篇怀念的文字，我特意翻看了那段时间的日记，当时的情景，立刻重现眼前：

“上午九时开始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主席：蓝棣之；委员：刘锡庆、任洪渊、李复威、蔡渝嘉。记录：傅琼。经蓝棣之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先由任导师介绍我的情况，他于是从在北师分院与我的交往及印象谈起，直至今天。评价颇高，令我汗颜。导师讲后，即由我向各位委员汇报论文的基本情况。我即按照昨夜构想的提纲展开来谈，从任导师不住地点头和微笑中，我感到他很满意我的这番论道。终于，他借着补充发言夸奖了我刚刚的陈述，认为‘很精彩，如果能融到论文中去，那就非常好了’！于是各位委员开始对我实施‘问题’轰炸。刘、李、蓝、提出的问题都处于我所能把握的范围，虽心怀忐忑，却不失平静。但任导师却坐不住了，先我而起反驳质疑，他难以抑制的激昂，恰似一个斗士，而此时的我，却成了一个十足的旁观者……”

当然，事情最终还是按照规则回到了正常轨道，而导师的举动，成为此次答辩的一个意外的花絮。我回到家里，记下当天的答辩过程之后，发了一段感慨：“先生的举动，让我今生难忘，他的奋不顾身，真是太可爱了！”

这些年和先生有过几次电话长谈，他开始构想着在老家四川邛崃建一个书院，据说有一位素仰先生名望的商人愿意出资兴建，但因为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没能等到实施的那一天。又过了一段时间，先生与他在四川大学主政文学院的学生商量着，要在川大开办系列学术讲座，并由四川电视台播出，先生很高兴地邀我参与“策划”和“主持”，并约我找个时间去聊上一天。我知道，先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脑子里纷至沓来的想法太多，而一旦说起来，会瞬间进入“忘我”的状态，在电话中尚且如此，如果见面放开了说，一天怕也是聊不完的。所以一直期待着把手边的事情忙完了，有更多的时间和先生畅谈。

电话中的约定，因为庚子年突发的疫情而拖延了下来，当时还觉得我们今后有的是时间聊天，不必非要赶在颇多禁忌的时候见面。

现在，轮到我深深地懊悔了！

我们太容易被时间和表象所欺骗，正如他充满爆发力的激情，会让我们完全意识不到先生已是八十三岁的年纪，甚至每次放下电话的时候，都丝毫不会预感到这是一个正在走进生命暮年的老者！他的音调永远是昂扬和亢奋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永远年轻而充满激情的——正如八十年代初期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的性格充满天真和孩子气，当然，他更爱惜自己的声望，有的时候会让我想起王朔在说起他逝去的挚友梁左的话：“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其实这也是一种真率！先生是一个天真的诗人，他的天真里，就包含了对于荣誉和声望的在意。但是，先生又是一介不谙世事的书生，他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里，首先是以自己的看法与感受为中心的。所以当他说自己是“侧身走过同代人的身边”时，或许他就知道自己的思想并不如他出发之时想象的那样可以被人们广泛地理解，可以在文学与诗的领地里开疆扩土。他一出场，年纪就显得有些尴尬，如果从辈分上说，他已经不属于新时期的那一代闪亮登场的诗人，甚至也已经没有机会能够正面赢得历史的关注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他的天真和书生气，他的理想主义，都与这个时代相隔甚远。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到来的时候，他还可以模糊地跨越于新时期众声喧哗之中，有的时候甚至能成为一个独标高格的诗人。但是，他显然缺乏同时代那些年轻诗人的机运和声气相求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一个对这个世界有着自己深切感受与深刻看法的思想者，他注定会无辜而寂寞——他与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

他的天真，使他在处理与这个时代的复杂关系时，仅凭着一厢情愿的善念。比如在先生晚年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也会带上自己的书，向那些对于思想和诗完全隔膜的医生，述说自己的想法。而在那些医生的眼里，这位病人的举动显得有些难以理解，无论是《墨写的黄河》，还是《女娲的语言》，或是《任洪渊的诗》，在那些医生看来，都只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语言。

而这恰恰就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一个一辈子执守内心信念的书生。写到此，我想起了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说过的那句话：“人在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是忠实于自己。真诗人总是他们自己的囚徒；这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更坚固。”在这个意义上说，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诗人。

举世滔滔中，唯愿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