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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考论》，席云舒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2月出版

《胡适考论》是青年学者席云舒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文章首次结集。

席云舒很早以前，就以6年的业余时间，将全部63期《新青年》杂志逐字逐句录入电脑，由此仔细阅读了每一篇文章，对胡适有了基本认识。进入胡适研究领域后，他花了更多时光，从世界各地搜集到胡适的英文佚文和手稿200多篇（当中多属重要的学术论著），另有大量关于胡适的英文报道，本书付印前他搜集到了六千余份英文报纸的报道，本书出版时他已找到两万余份了。除了辛勤的发掘，他还作了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将潦草的英文手稿辨认录入，为散佚论著考证写作时间以编年，对学术文章进行专业而繁难的翻译……这些资料绝大部分是学界首次发现。

关于胡适英文文献的重要性，可举周质平先生的两句话，他以前说过：“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在本书附录的“访谈”又说：胡适后半生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绝大部分都在英文著作里面”。可见英文著述对于全面了解胡适之不可或缺。又可举席云舒本书的两篇文章，《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反驳了“有些学者认为胡适先生的很多观点只是有感而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中则指出：“在胡适的中文论著里，他主要是讨论具体的问题，很少有对他自己思想的系统阐述”，“他对自己的思想的系统表述，大多是在这些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英文论著里讲的……这个题目他讲了40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胡适思想的一个总纲。”——可见要扭转那种偏见，要完整地反映胡适，正要借助其英文著作。

我们对胡适的认识有一个说来话长的过程，前事不论，只以席云舒本书“代序”《我是怎样走上胡适研究道路的》所回顾的，在他求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胡适著作远不如今天这么普及，他在大学课堂上了解到的，“是一个只能写半部书的胡适。”——岂止如此，还是一个只能出“半部书”的胡适。当时谷林先生就以《胡适散文半选》为题，评点一本摒弃晚年文字的《胡适散文选集》，苦笑说：“胡适平生好写上卷书，此选殆即以其道报之。”这种情况并非孤例，我也遇到类似的“半选”。当然如今已大大改观了，但对于学贯中西、也足履中西的胡适，如果缺少其英文文献，那么借用谷林先生的妙喻，还是只能称为“大半个胡适”。席云舒在前人基础上的广搜深研，发掘了以往被忽略的那一面，可谓是“海外胡适”的进一步呈现，其意义自不待言。举个小例子，本书《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一文，就通过对有关英文资料的详尽考辨，梳理出青年胡适如何“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成了他1917年以后在国内倡导‘文学革命’和‘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的。

胡适治学的态度，席云舒在“访谈”里以其名言概括为：“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我所服膺的平实的至理，同时正是席云舒的工作态度和他这本书、他的研究的价值。那些英文文献令“海外胡适”过往消匿的重要言论浮出水面，等于凭另一维度的“证据”，可让胡适在天之灵重新发声、多说了几分话，也让研究者可以为他多说几分话、发出更全面的声音，这是席云舒对胡适的最好致敬，也是对学林的造福。

不仅如此，这本《胡适考论》，如书名所示，既有考证，也有论述，其文章大多建立在那些新发现的英文材料上，但并不限于史料的考订，更有对胡适思想与学术问题的讨论；也绝非獭祭式就材料言材料，更有自己的思考见地。如《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题目的“与”字就暗示了其用心：全文不仅谈胡适之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还“与”席云舒本人对现代性的见解一并表达；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他纠正了自己曾持有的看法，即把“现代性”看成是某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霸权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强调坚持自身传统的所谓“多元文化论”；并指出某些人早早就跟着西方学者一道去“反思现代性”、乃至“去为日渐被理性取代的一个信仰时代招魂”之不当。这就不是只懂埋首故纸的学院雕虫，而能在平实的文风中，闪出思想的锋芒，与胡适之风正相契合。

席云舒就此的功业尚未完全展现，他正在编的一套《胡适英文文集》，以及他的另一本文集《胡适译论》等书，令人期待。而期待之余，作为一个门外汉读者也谈点期望：愿他能好好利用那些珍贵的英文文献，继本书之探究胡适其学，进而探讨其人。据说，鼎革后我方曾为争取胡适而托人对他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哈哈大笑：“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其实传的话也很好，因为拈出胡适最重要的两端：人格与思想。只不过在胡适看来，两者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而已。席云舒本书，如前所述，堪称功夫扎实，辟出新天，创获良多；但内容集中于胡适的“思想”，我还希望今后能看到他对胡适“人格”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