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个人都是具体环境中的人，环境本身构成社会文化和个人境遇的一部分，或者说也构成了人的属性的一部分。生活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错觉，似乎只要看到镜中的影像，就可以清晰照见自己的内心。事实上，现代人习惯了戴着面具生活，没有解药，也没有出路。生活的流水向生命低处汇集，复杂混沌的状态里，包容着泥沙俱下的人性。这才是最大的真实。

王方晨的小说创作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谈论一位作家，更多是在谈论他的写作；作家创作小说，也被小说所塑造。王方晨擅长把人放在特定的困境里，去表现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幽暗的内在世界，给隐秘的人性赋予可见的视觉呈现方式，从不同角度捕捉和放大那些小人物的杂乱声音和细微表情。“花局”是隐喻和缩影，是局部的社会与人生，也是整体的荒诞和反讽。

古泊生是小说的焦点。这个花局的领导者，掌握着众人的命运，坐在办公室指点江山，职员们无非是他手中的棋子，权力既有形也无形，无穷小也无穷大。每个人在花局中按照预定的分工，忠实地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压抑的氛围里，有着莫名的喜剧性。花局和花街都与花有关，王方晨并没有选择花作为叙事介质，而是以树，人，狗为叙事推动力。花局中的人携带着各种生活错觉和幻觉，演绎，纠缠，彼此容纳又不断裂变。真实的存在被寓言化，没有完整的故事，因为模糊和词不尽意而延展了意义空间和话语边界。

人生是一个局，这么说看起来真的特别从俗；而生活，往往就是最俗世的在场。《花局》的叙事腔调是轻松的，带着一本正经的调侃和戏谑，内在的是说不出来的压抑和荒诞，每个人都在舞台上卖力表演，而生活真实被悬置在虚伪的表演背后。简约的叙事里，有着语言的黏性和吸附力，充满动态感。古局长庄重严肃的表情，放在老鲁臀部的双手，安静的办公室，摔碎的玻璃杯，声音带来了空间感，抽象的声音，具象的画面，因为不和谐而产生充满张力的审美效果。花局内部也好，外面的世界也好，并没有什么摧枯拉朽的力量，世界仍然在一寸一寸地异化坍塌，个人的反抗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小说有着不动声色的嘲讽。与树，与人，与狗，无非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人性的贪婪，嫉妒，懦弱，在镜子面前一点一点现出原形。这是我与非我的对话，也是个体与世界的对话，是局部的人与整体的人的对话，是通往奴役之路和通往自由之路的对话。

王树是个被权力侮辱、戏弄和践踏的小人物，在花局被人漠视，但又努力生活，热心工作，渴望升迁，寻求被周围的环境接纳。即使最终洞悉这一切，也只能流着泪默默接受。最荒诞的是因为挂职表现好，再次被派往条件极其艰苦的胡兰村，这看起来很像《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承认自己对生活的无能为力，无从修复，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处境。期待获得的尊重承认都是虚幻的，抽掉了他和他背后的生活意义。很压抑的生存环境，看起来又都游刃有余。底层小人物的灰色人生，荒诞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扭曲，构成了平凡懦弱的沉默的大多数。王树的那一声大叫，看起来是反抗，其实还是无奈的认同。生活连划痕都被自欺弥合了，一切都像是应该的样子，没有断裂，没有爆发，只是一声大喊，转瞬即逝。那种被伤害的感觉贴合在某种虚幻的恩赐之上，自我消解的过程，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也无需超越痛苦和伤害，一切都像是没有发生。

古局长的手心里，握着花局人的升迁和悲欢。他不动声色，复刻的现实里，人心空空荡荡，但从不缺少冠冕堂皇。王方晨没有直截了当地批判和反思，这种戏谑和反讽的叙事里，带出了更深层的焦虑感，解构了所谓的意义。

陈志生拒绝种树像一种行为艺术，尤其是两次被聚焦在施小婕的镜头下。悬铃木是真实存在的，活下来的，死去的树，都在河岸边。唯有一棵并不存在的树，一丝不挂地矗立在人心深处。花局的种树表演，陈志生的拒绝种树，都不过是时代的病态而已。就像胡兰村种不出树的盐碱地，与贫瘠的生命境遇相呼应。这个时代流行一切平庸之物，颓废和迷茫。人生如局，面对必须同流合污的周围环境，陈志生只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他甚至接受了挖坑，却不肯栽种悬铃木，并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小说并没有赋予陈志生特殊的叙事使命。这不是一个承担特殊使命的反叛者，而只是一个以不同游戏规则嘲弄生活的人，因为拒绝种树扬了名，种树补贴什么的也堂而皇之地都领了，甚至当上了种树办公室主任。反讽是整体性的。妻子小罗对电视台主持人施小婕的身份借用，陈志生和施小婕的你进我退，我退你进的游戏，压抑的诉求里是移花接木的宣泄。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给种树提供了因果，也为叙事提供了毁坏与建构合一的力量，包括脆弱的个人和脆弱的世界。

宁小虎给死掉的树挂上绿色塑料叶子，也是一种行为艺术，以更虚假的方式嘲弄那些污泥浊水的造假。我们习惯了作假的生活，验收团来检查，记者发现树叶是假的，花局反复开会讨论，深挖思想根源，大张旗鼓地进行各种形势教育，是对那一段历史的借用。要求每个人说说自己的缺点时，宁小虎终于忍不住气急败坏地大骂：你们这帮伪君子，污水，废气，沙尘暴，电脑病毒，白色污染，烂菜帮子，一堆狗屎。宁小虎和陈志生一样，并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也谈不上自觉的反抗。小说用宁小虎不识时务的行为与周围人的反应作为对比，其实是双重的反讽。宁小虎造假，假的实实在在，形式教育和办公室闲谈时的义正词严是真的虚伪。因为消除了矛盾冲突的紧张感，荒诞作为缓冲地带，提供了审美的坡度。顺着世俗生活的斜坡一路向下，没有什么阻碍。作为备受生活摧残的小人物，很容易受伤，也很容易自愈。

小说中有三个人物的名字比较有意思。上帝这个是真名，虽然一看就是假的。老婆是个写诗的男人。夭婆是个开花店的美女。提及上帝，容易联想到信仰。事实上，这部小说完全是反乌托邦之作，就像扎米亚京的《我们》。上帝在《花局》中是一个对生活完全无能为力的人。这个人被生活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像泼妇一样大打出手，也并不能捍卫任何东西，不仅无法拥有活着的尊严，还随时会丧失作为一个人的理性。说到信念，是曾经建构过，才谈得上坍塌，如果从未有过，一切都是虚无。古泊生的生与死，办公室主任，科员，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大楼的警卫，围观者，庸众，看客们，自以为是自得其乐的生活里，埋葬着千疮百孔的人生。古局长的隐疾，是生活的痔疮，如一个幽灵笼罩在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上。这个疾病的隐喻并不高明，却与工会副主席龚建东的便秘，恶狠狠地要撬开宁小虎的嘴一样，成为某个时代隆隆作响的回声。

上帝的使命是送信，一封送不出去的信，一个进不去的卡夫卡《城堡》式的局。伪装的肚子疼，突兀的笑声，和妻子苏桂兰的争吵，满脸的尿液，生活散发着让人恶心的味道。被拒绝的早饭，被拒绝的夫妻生活，被砸烂的祁秀红小饭馆，老同学故作神秘的劝告，警卫脸上的口水。追逐卡车带走的信件，直到迎面撞上火车，脑子裂开了。对于无数人的生活，上帝什么也不是。如果说上帝这一命名让我们联想到信仰，那么，这部小说就是对信仰的根本性解构。“他进门，我出门，我进门，他出门”，老婆写的诗歌无疑是对诗的解构。柴会卡、鲁林娜被花街人称为吸血鬼，他们经常到花街来，古泊生却从来不来。小说反复提到花街897号，鲁林娜与夭婆待在花店里的场景。两个女人的嫉妒，被生活埋葬的阳光和鲜活，剩下的是满腹的心机和惴惴不安的日常，日常生活中隐约的不安和心理扭曲，得以外化。

这是一部讽刺小说，现实主义之上的心理讽刺剧。王方晨有着敏锐的观察眼光，通过荒诞的生活细节，讲述伪君子的一生。在这里，社会生活的荒诞不经带来了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异化，超越生活经验，重新打量世界，以独特的认知方式，确立审美结构的独异性。

（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著有《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生态批评》等，曾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