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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中国好书”《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作者鲁顺民 用翻箱倒柜式的调查,写出赵家洼的百年历史,写出赵家洼脱贫后的重生
来源:山西晚报 | 白洁  2021年01月21日09:54

鲁顺民

2021年1月6日,“2020年12月中国好书榜单”公布,我省著名作家鲁顺民、陈克海的脱贫题材长篇报告文学《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上榜。该书还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此书也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的“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是《十村记:精准扶贫路》报告文学丛书中的一本,真实而又详尽地记录了山西岢岚县阳坪乡赵家洼村的百年历史,回溯其贫困的原因,聚焦村中人物或家庭的生活变迁,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全面地展现精准扶贫的非凡历程,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述赵家洼村在精准扶贫实施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从一个微观侧面反映出近年来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该书是作者鲁顺民、陈克海深入采访、倾心记录、思考三农问题的重要成果,也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乡村历史文学记述。书中人物鲜活生动、故事感人肺腑、脱贫历程波澜壮阔,在中国扶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中,留下了十分可贵的、真实的记录。

这样一部“中国好书”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指的是什么?驻村第一书记是如何工作的?赵家洼的扶贫工作是怎样做的?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全貌又是什么模样?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记者独家专访该书作者之一的鲁顺民,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赵家洼其实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赵家洼村民的一张张面孔,其实是中国亿万农民的一个侧影,这个侧影倒映在碧蓝的岚漪河上,如此清晰,如此生动,也如此启人思索。”

它是“十村记”里唯一一部反映易地移民搬迁政策的书

山西晚报:《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是《十村记:精准扶贫路》报告文学丛书中的一本,“赵家洼”为什么能入选这套丛书?

鲁顺民:这套丛书是《光明日报》与湖南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的一套书。从2017年就开始策划了,从组织作者,到下沉采访,再到收集书稿、编辑、审阅、下厂、发行,前前后后经过三年时间才最后有了结果。这套丛书的策划,开始显然是从新闻角度组织的,选取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轮脱贫攻坚中去过的十个村落作为书写对象,聚焦每一个村落在脱贫攻坚前后的变化。

2017年6月,总书记视察山西,考察了岢岚县的赵家洼村和宋家沟两个村。而山西又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国共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山西就有两个。山西的脱贫攻坚,备受全国关注,8大工程,20个专项,成绩很大,许多做法都在全国推广开来。赵家洼和宋家沟两个村庄,一个易地搬迁全部出迁村落,一个是易地搬迁的移民安置点。而易地移民搬迁,是山西脱贫攻坚中最大的工程。截至2020年7月统计,全省共有47万多贫困群众出迁,其中城镇化安置达到70%。赵家洼村不仅是全省首批实施易地搬迁的村庄,也是全省实施易地搬迁过程中“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的典型。

事实上,在这一套书里,《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是唯一一部反映易地移民搬迁政策的书,其他都是写这个村子过去如何贫困,现在如何富起来。但这本书恰恰没写这些,而是写一个村庄的消失,显得比较特殊。

山西晚报:那你写“赵家洼”算不算命题作文?为什么这个命题交到了你和陈克海老师的手上?

鲁顺民:既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当时《光明日报》山西站找到作协,希望推荐一个人去写,杜学文主席让我“拿起来”。可是当时正在赶《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书稿,快要煞尾,没敢贸然答应,后来写完了才接下这个活。

说不是,是因为在写作《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是全景式反映山西省脱贫攻坚的,面很广,写的时候真是费了大劲。最后采取紧贴8大工程20个专项行动政策来分章分节,把新一轮脱贫攻坚放置在“三农”问题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书写,写的是故事,但政论味道特别浓。采访过程中,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走过去,就想,可不可以将一个村庄作为切入点作为考察对象来写一下?这个想法在写脱贫攻坚之前一直就有,因为自己关注乡村有20年,行走乡村有10年,一直有这个想法。这样,《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写完之后,很快又重返岢岚县,马上进入了采访。

写一堆好人好事,要你来干什么?

山西晚报:虽是受命之作,但你们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写得很细致、很全面、很感人。全书从细节入手,为了这些细节,你们采访了多久?为写作下了多少辛苦?

鲁顺民:2018年8月,我和克海两个人重返岢岚县,就赵家洼这个专题开始采访。几乎是连轴转,满满当当工作了八天。最后一天返回的时候,开车还迷了路,在山里转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才返回太原。这样算,是九天。

有评论家在看完《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之后,说这是一种翻箱倒柜式的调查方法。翻箱倒柜调查,一家一家访谈,家庭基本构成、家族的沿革、家族成员构成、家族的生存经济,以及血缘、亲缘、族缘、地缘等等诸般,都是采访的内容。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赵家洼村在2017年9月整体搬迁“销号”(指在地理名录中“销户”),旧村的房屋全部推倒复垦,经过几十年变迁,人口星散,大部分在县城周边定居下来。采访,就得一家一家寻找,寻到张家问李家,采访李家顺便问赵家,就这样走访了原赵家洼村民有40多户近70人。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对每一户家族史的钩沉,来重构村落史,考察村庄从形成、兴盛到最后消失的全程。

山西晚报:你们翔实地写了“赵家洼”的前世今生,从曾经红火的村庄到人口外流,从每一户的致贫原因到安居重生,为什么写得这样全面?

鲁顺民:中国的扶贫和脱贫攻坚,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在改革开放之前,贫困发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多,家家穷,户户困,炊灶作难,冻馁之苦困扰过至少我这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许多人都记忆犹新。这也是促成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迈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所以,写一个村庄,写一个村庄今天的贫困,必须考察它的历史过往。就像富足不会突然冒出来一样,贫困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呈现,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也绝不仅仅是经济维度的考量,还要顾及到精神世界、生存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层面的因素。

像赵家洼这样的村庄,也见过不少。10年行走,眼睁睁看着一个一个村庄从繁盛一步一步走向凋敝走向衰落,眼睁睁看着一个一个村庄小学校国旗落下,弦歌不再,眼睁睁看着一户一户人家舔食日月的灶火熄灭,眼睁睁看着曾经盛满温情的门窗封起,最后,眼睁睁看着一个一个村落如同蛇蜕空挂在山洼沟川。这中间发生过什么?从2000年开始,持续十年关注乡村这种变化,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乡村凋敝似乎势不可挡,但它凋敝的另一侧,中国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经济高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这种反差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世界性景观。

山西晚报:你们的写作不是光奔着脱贫攻坚这一命题去的?

鲁顺民:就赵家洼而言,这个从形成到衰落,再到最后消失,前前后后不足百年的历史。百年过程中,现代史上中国农村发生的所有大事件,都会在这个小山村留下痕迹,从抗日战争躲灾避难,响应政府号召的大生产运动,到后来合作化、公社化,最后改革开放,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走过的历程,并不因为其小其偏而落下半步。也就是说,村庄几十户人家,四代人口的迁徙浮沉,莫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个人化呈现。百年赵家洼,如果说反映的是当下进行的脱贫攻坚,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它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思考空间,关于农业,关于农村,关于农民,还有农村角角落落里沉淀的历史。反过来讲,如果仅仅是反映脱贫攻坚,关于赵家洼和赵家洼村民的新闻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你作家去介入。既然作家介入,作家首先要想一想,如果你胶着于写一件事情,写一堆好人好事,要你来干什么?

扶贫扶志,精神不倒这是“赵家洼”能够立起来的理由

山西晚报:第一次去赵家洼采访是什么时候?

鲁顺民:是2017年的腊月,记得那一天是腊月廿二,快过小年了。当时是为了写《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

山西晚报:那年9月,赵家洼村的村民就迁新居了,你们腊月去已经是易地安置后了,你看到了些什么?

鲁顺民:当年9月,村民集体出迁,村庄夷为平地,住房拆迁复垦,只留下一个村委会在那里做遗迹保存。当时的心情确实有些复杂。第一次见到村里的刘福有老汉,问他说想不想家?他抹了一把眼泪说,生咱养咱的地方,咋能不想。

我从小就生活在乡村,而且行走乡村十年,对乡村的角角落落,对那里盛放的日月不能说都清楚,但大致清楚。何况,还有未拆迁之前的赵家洼图片在。但从心底里讲,欣慰多于感伤,因为沉重,所以欢喜。多少年来,每见到一个村庄空置在那里,都会长舒一口气:终于走了。这种心情好多人都不理解,其实,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一辈子不知道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做得不对,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做对了,就是千方百计离开了村庄。千百万农家子弟千百万种梦想,但离开村庄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事实上,到2017年9月赵家洼村整体出迁当月,原来全村总人口200多,只剩下6户人家13口人分散住在三个自然村里。人口出迁,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开始。为什么出迁?作为从农村出来的人,比谁都清楚,村庄已经无法安放人生,更不用说梦想了。

山西晚报:所以还是得搬!

鲁顺民:是啊,不说其他,第一次进入赵家洼那一天,当地的最低气温是零下二十八九度,寒风梳骨,阳光刺目,电线上落的鸟都瑟瑟索索,闭眼把头埋在自己的羽毛里。当时就想,幸亏是搬了,若不搬,赵家洼那6户人家13个人还得在走风漏气的土房子里挨过一个寒冬。说不定,还得熬过下一个寒冬。

山西晚报:说到刘福有,我想到了书中的“苦命人”曹六仁,因为“工作队逐户走访,曹大叔没有向工作队提过任何哪怕一点点个人要求”。扶贫队都来了,明明自己过得很苦,家里负担很重,可他什么要求也不提,为什么?

鲁顺民:在乡间道德伦理判断那里,“贫和穷”是与“懒和散”相对应的,有许多老百姓并不认为被评为贫困户有多么光彩,“种坡地,吃救济”,是最丢脸的事。所以,在精准识别过程中,虽然因为谁该建档谁不该建档有过争议,但同时,也有许多地方发生过因为评定为贫困户引起不满的事情,老百姓讲:你把我评成贫困户,我还有儿,我还有女,儿要娶,女要嫁,弄成贫困户怎么办?这关乎一个人的名声。这种乡村伦理非常强大,其实也是乡村活力之一种,同时,也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许多贫困户被激发出内生动力的文化原因。

山西晚报:有人想当,有人不想当。你们奔波多地采访了赵家洼的三代几十口人,还有哪些人或事让你印象深刻?

鲁顺民:能够写在书里的人物,都印象深刻。比如老支书马忠贤。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一部赵家洼的村史就装在他的肚子里。老马家从保德县迁到赵家洼村,年轻时候就担任村干部,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在由“乱家百姓”组成的赵家洼村威望甚高。但是,精准识别的时候,因为老人两个儿子中有一个是乡镇干部,未能列入贫困户之列,每年的1200元农村老干部补贴,是唯一的现金收入。当然,也无法享受针对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各项政策。但老人说起村庄的过往,说起脱贫攻坚的现在,还有村庄的未来,心态平和,胸怀旷达,体现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担当与责任,每每让人感到震撼与感动。还有他的孙辈,年轻而阳光,少年时就出走乡关在外打拼,自己在城里开小吃店养活一家人,新一代山里娃顽强的谋生能力令人难忘。写在书里的每一个,过得好也罢,歹也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里那一团火,尽管经历过贫困,有些贫困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与心理承受力,但他们对生活的热望与希望从来丢弃过。所谓扶贫扶志,精神不倒,这也是赵家洼这一个村庄,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能够立起来的重要理由。

脱贫攻坚具体到一村一户又得下一番“绣花功夫”

山西晚报:扶贫是从根儿上脱贫,不是撒钱。这本书每章都会以点带面,解读岢岚、忻州,乃至山西、全国的扶贫工作,尤其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解读,让没有参与过扶贫工作的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鲁顺民:我省为实现脱贫攻坚总结出8大工程20个专项,省市县乡村五级高位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几乎没有未涉及到的,赵家洼虽然是易地搬迁工程的重点村,虽然在搬迁之前只剩下6户13口人家,但脱贫攻坚的其他政策与措施都在帮扶过程中一点不拉全部要到位,比方健康扶贫“136工程”、退耕还林的补助政策、教育扶贫“雨露计划”、光伏发电分红等等,都涉及到每位建档立卡和在籍村民的利益,或者说,这些扶贫政策和扶贫措施在惠及到赵家洼的每一位村民,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一个小小赵家洼,虽然不能涵盖国家扶贫政策和措施的全部,但它折射着脱贫攻坚这场浩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山西晚报:书中提到以前“漫灌式”“撒胡椒面式”扶贫和现在的“滴灌式”扶贫的区别,就是“精准”,但是怎么精、如何准、怎样见实效,实施起来对每一个扶贫工作队都是考验,在你眼里他们是怎么做的?

鲁顺民:现在总结中国的扶贫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经历了六个阶段,但以1986年国务院正式成立扶贫开发办公室为标志,扶贫工作正式纳入政府工作重点,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时间。党的十八大之后,“精准扶贫”成为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关健词,以区别之前的“漫灌式”“撒胡椒面式”的扶贫。这里面,要弄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相对贫困,一个是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地域性的,绝对贫困是一个一个个体。新一轮脱贫攻坚之前,“漫灌”也好,“撒胡椒面”也好,对应的是解决相对贫困,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政策是对村对乡,不对人。

可是贫困常常是具体的。2017年我们第一次开始采访,当你直面具体的贫困户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经济、生存质量和生存环境,真是难以想像。团中央下派灵丘县的第一书记高姗姗,入村访户,进一户,哭一鼻子,进一户,哭一鼻子,触目惊心的贫困状态实在是对人类良知的拷问。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进村入户,有时候一天里几个人都沉默不说话,心情很坏。

正像贫困本身不是一个单纯经济维度的考量一样,精准识别、精准施策,最后精准脱贫也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推动过程。

山西晚报:但穷有千种、困有百样,该是如何“精准”才能覆盖这“百样千种”?赵家洼村有位带着两个残障孙子孙女的老太太王三女,你在书中写到“如果不是精准到人、精准到户,这样的老太太怎么能进入扶贫视野?”

鲁顺民:穷千种,困百样,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晋北、晋南、晋东、晋西,贫困面貌绝不雷同,精准的过程必需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大致说来,经过一轮精准识别,那些让我们一见就震惊不已的贫困户基本上都建档立卡,这个过程也是动态的,时时监控,时时调整。这在过去的扶贫模式下是不可想象的。

施策,就是如何帮,如何扶。全国的扶贫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政策兜底,政策对应。大病统筹医疗扶贫,解决因病致贫;低保、老年保险,解决失能致贫;退耕还林,解决少地失地致贫;教育雨露计划助学贷款,解决因学致贫;免费培训,举办农民夜校,解决缺技术致贫。这些国家都兜起来。另外一种就是开发式扶贫,具体地讲,就是通过建立产业,发掘贫困地区的潜力,引进项目,带动脱贫。两项合起来,脱贫效果显著。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驻村,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但具体到每一位贫困户,扶贫要扶志,扶贫要扶智,做的工作相当细致。脱贫攻坚是旷世大工程,具体到一村一户,又得下一番“绣花功夫”。

千千万万个陈福庆汇集起来的能量使得这项旷世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山西晚报:说到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赵家洼的第一书记陈福庆从驻村开始就每天写《民情日志》,这个“日志”的内容在书中也占了一定篇幅,这样编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鲁顺民:驻村第一书记的《民情日志》,是每一位第一书记的标配,每一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都有。他们的《民情日志》既是他们的工作记录,也是村情、民情、民意的即时呈现,现场感十分强烈。有的第一书记记得详细,每天处理什么事情,是什么心情,常常能提供你坐在案头无法想象出来的细节。陈福庆的《民情日记》,如果细分析起来,可以解读出好多层面的东西,比方当日的天气,庄稼的长势,某一项扶贫政策的落实过程,还有面对贫困户的感慨等等。曾读过一位第一书记的日志,他初入村,群众不理解,不认可,甚至抵制他。他记载那一天的苦恼与烦闷,一个人躲到树林里大哭了一场,然后抹了眼泪再回来。这样的细节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

所以,书里引述陈福庆的《民情日记》比较多。每一条记载,其实可以读出记日记时的心情。这种现场感是描述语言所无法传达的。

山西晚报:陈福庆是千千万万扶贫干部的代表,你走访过我省多少个贫困县?对扶贫工作者怎样看?

鲁顺民:21个。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始,山西省每年沉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有10009名,加上工作队员,全省保持34000多名干部常年坚持工作在贫困村庄,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从2017年到现在,全省共有70000多名干部有过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的工作经历,他们有来自中央直属部委、省直单位、国有企业、高校,还有市、县下派干部。这些扶贫干部中,绝大部分没有农村工作经验,甚至连农村生活经历都不曾有过。农村工作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感到到了农村脱贫攻坚第一线收获甚多,感悟甚多,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农村环境的陌生感,还有每办成一件事,老百姓对你的认可,对你的好,另外有一种成就感,这些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不小的锻炼。

下派第一书记驻村,也不是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始后才有的,前前后后,至少有二十年了。往常第一书记驻村,客观上讲,他们下去一不带项目,二没有工作经验,三也没有多少责任,下去扶贫,一年去上几趟,落实帮扶单位的项目,过年过节慰问,就这么几件事,压力并不大。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始,要驻村工作队五天四夜坚守岗位,从省委组织部,到各市、县下乡办,不定期查岗,非常严格。纪律要求你必须坚持在第一线之外,这一次干部下沉基层,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脱贫,落实政策、谋划产业、整村提升、党建活动等等诸般,都需要第一书记亲力亲为,相当于把一个穷村子烂村子散村子交给你,让你在这上面绣花刻字,不下一番功夫根本做不到,手里有做不完的“营生”,说是“五天四夜”,一周可以回一趟家,但常常是一个月两个月沉在村里走不开。

山西晚报:你的书里写了,扶贫工作者的家就在贫困村,贫困户就是他们的亲人,他们天天就和这些“大爷大娘大叔大哥”生活在一起,和贫困户的牛啊、羊啊在一起,那他们自己的家和亲人呢?

鲁顺民:34000多名工作队员,10009名第一书记,常年沉在基层,沉在帮扶村庄,意味着什么?就意味万千干部背后是万千家庭的奉献,工作队员们抛家舍业,别父母,别妻儿,家里这一摊子都抛给妻子或者老人。县一级干部还好一些,毕竟离家比较近,可以一天打来回到家里看一看,但省一级和国企下派干部就不一样了,比方晋城煤业集团帮扶点在岚县,我认识在岚县官庄村的第一书记田亮,官庄村距离他家将近600公里,回一趟家得走整整一天。有一次,他儿子在学校不小心磕碰受伤,爱人打过电话来一边哭一边说,而他手头恰恰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完成,根本无法分身,只能隔着将近600公里安慰。心在哭啊!贫困村落,常常深处山区,交通不便,出入不便,许多干部甚至自己就是一身的病,照顾不了家里,也照顾不了自己,带病在那里工作。这里有许许多多感人事迹,在《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那本书里有详细的记录。

山西晚报:是啊,你笔下的陈福庆每天醒来就想着给村里的贫困老人们担水,他还要带人到太原看病,给贫困户出村去买东西;还有每一个贫困户的家庭情况,从劳作到收入、从子女到家史,他全部要了如指掌,哪有时间回家。

鲁顺民:山西省扶办主任刘志杰曾动情地说过: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同志,在一线是流汗、流泪又流血,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的确,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驻村,说起来也不简单,入村,是不是被接纳?工作,是不是所有村民能理解?但他们都挺了过来,他们付出了辛苦与智慧,克服了许许多多困难,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成为村庄的一员。说流血,一点不夸张,脱贫攻坚决胜5年,全省就有47位同志倒在脱贫攻坚岗位上。除此之外,还有个人利益的付出。因为交通不便,许多第一书记都是自驾车来回扶贫点和家里,每一回都是上千公里的奔袭。我们单位的李浩东,驻村五年,已经跑坏两辆车。还有省教育出版社驻五寨第一书记王帅,两年多来回,一辆新车跑了30万公里。这不是个例。辛苦不说,油钱自己贴进多少?临县林家坪第一书记康世海,他来自省机关幼儿园,老百姓告诉我说,康书记进村里,口袋里就装不住个钱,每一次入户,装上500块钱,走一圈就全送给那些贫困户了。

说起来都是细节,但这种奉献几乎由不得人。2020年,我省5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我经常说,这是一项全社会动员起来的大工程,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主力军,他们回归土地,回归农村,与农民结下深厚友谊,是千千万万个陈福庆汇集起来的能量,使得这项旷世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山西晚报:村民和扶贫工作队的人感情应该很深。

鲁顺民:是啊,深入基层,感触甚深。2019年春天,我们开始以第一书记为主题的采访,那一段时间,按照省委组织部统一安排,正是新老干部交接的关口,各地各村都在轮换交接。这时候,许多村里的老百姓联名上书帮扶单位,要求把他们的第一书记继续留下来,村里八十多岁的老翁听说要挽留第一书记,不辞劳苦坐上大巴,不远千里赶到太原跟领导“说情”。在大同云州区一个村,头天晚上已经完成交接仪式,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自己的车子被铁链拴起来,车头那里还躺着一个人。村民用这种笨办法挽留,用这种笨办法来表达自己对第一书记的情感。被留任,被续任,这样的“事件”也不是一件两件,全省58县,县县每年都会有不少干部被挽留下来。有的同志甚至连续十几年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从一地辗转另一地,一村脱了贫,再到下一村谋划扶贫。

即便任满一届回到机关,有些同志还不自觉地把驻村扶贫的村落当作第二故乡,村里人有什么困难都会找上门来。因为共同的驻村经历,回城的同志建立各种微信群和朋友圈,成天就是说脱贫攻坚这个事情。

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或者能致富这是易地搬迁的一个系统工程

山西晚报:你的书从2016年6月工作队进驻赵家洼村写起,经过2017年全村易地安置,到2018年夏贫困户脱贫开始新生活落笔。两年的时间跨度,看似不长,工作却做了许多,而赵家洼村用这两年时间更是完成了消失与重生,全村人“换了水土”,移居住进了精装修带家电的楼房,看着真是欢喜。你是切身体会过,见识过这美好的,情感上应该不只有欢喜吧,因为这个过程太不容易。

鲁顺民:贫困村里的房子,尤其是窑洞,好坏全放在一边,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房梁,都被自己的主人抚摸过不止三遍,盖一处房子非常辛苦。现在整村出迁,倾注了自己半生心血的房子会被一下子推倒、拆迁、复垦,撂在谁那里都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还有,自家养的牛,养的羊,把这些处理之后,相当于把自己的日月也一并处理了。书里写到的赵家洼村的刘福有两口子养的那两头牛,老伴杨娥子一入睡就梦见牛被牛贩子卖到了杀坊,一次次梦见,一次次哭醒,千般不舍,万般难割。所谓“金银可丢,热土难离”,所谓“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这样的民间俗语在这个时候来得是一点也不矫情。按照易地移民搬迁政策,在安置点住新房子,从理论上讲,是把村里的房子作价置换复垦,你才能几乎不用多少花费就迁入新居。这跟先期出走的村民还不一样,已经在城里安顿下来,村里虽然留着房子,感觉完全不同,这是连根拔起,感情上接受不来。说起搬迁这个事情,在采访过程中见过太多的悲情。什么好听的话都听过,什么难听的话也听过。

山西晚报:村民们的情感这么复杂,工作队工作起来应该也有困难吧?

鲁顺民:工作队队员的心里其实也是五味杂陈。易地,搬迁,虽然说是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硬任务,有政策兜底,可是他们跟村民在一起待了将近两年,这样的农业立地条件,这样的生活条件,这样的生存经济,6户人家13口人如何脱贫?工作队一走,饶是你脱贫政策不变,可村庄有没有发展前途?这13口人怎么办?横陈眼前的诸种困扰怕是比易地搬迁更让他们犯愁肠。所以,动员、说服、劝说还得一点一点来。

山西晚报:搬迁新居是好事,但因为村民舍不得还得做工作。

鲁顺民:由农村迁城市,连根拔起,就是去过另外一种生活,从土房子住进单元楼,做饭用燃气灶,取暖有暖气,窗明几净,整洁亮堂。生活的小区紧挨县城,到夜晚车水马龙,灯炬齐明,文化生活丰富,更不用说日常采买,总之是方便。可这些做梦都想不到的享受,适应起来也得一个过程。说千道万,先从思想上进城,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慢慢适应下来,如何从一个农村人做成一个城里人。

山西晚报:从村里人变成城里人,扶贫工作队的细致又一次在你的书中体现出来,他们要教这些大爷大娘大叔大哥们怎样开家门,怎样用燃气灶、自来水、电饭锅,怎样用水卡、电卡买水买电,还要惦记他们家里停水时有没有储水、晚上关没关燃气阀。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他们不再种地、养牛养羊,通过什么来增加收入维持生活。给人找营生是多么难的事情,你采访过的扶贫工作者都是怎么做的?

鲁顺民:易地搬迁,的确有许多现实问题横陈眼前。留在赵家洼村的人,尽管生活质量不能说高,就医不方便,采买日常用品不方便,什么都不方便,但基本上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一进城,不说煤水电,不说物业,买棵葱都得花钱,生活成本势必跟村里不一样。

后续产业怎么办?进了城,不种地,不养羊不养牛,如何生活,生计怎么解决?生活成本大,生计又堪忧,这就是如何能够稳得住。“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或者“能致富”,这是易地搬迁的一个系统工程。各地有各地的着数,各地都有各地因地制宜采取的措施,引进服装加工、拱棚有机种植等等新型产业创造就业岗位;让搬迁户至少一户有一人就业,有收入;还有利用各种扶贫政策,给搬迁户安置公益性岗位,让他们手头有事干;还有举办各种务工培训,掌握生存技能,解决剩余劳动力,比方现在有名的“天镇保姆”“吕梁护工”,让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更大的城市,在那里务工。

山西晚报:搬家不意味着结束,是新的开始。

鲁顺民:村庄消失,人都迁进城里,帮扶的政策和帮扶的工作没有消失。各地情况不同,就岢岚县而言,赵家洼村搬迁进城之后,跟其他村庄上万人居住在一个小区内,党支部和村委会合在一起成立联合党支部和社区管理机构,帮扶单位还没有变,搬迁之后,后续工作还由他们来操持操办。

山西晚报:通过这样一件又一件琐碎的小事,一桩又一桩重要的大事,工作队和被帮扶人员之间有了深厚的感情,你书里写到“岂止是依赖,简直就是信赖”。王三女的存折、社保卡都让包户帮扶的县人大领导保管着,迁入新居第一天老太太就把一把房门钥匙交给县人大领导,“她信得过这个县里的‘大头头’”。这样的人间真情你在采访中见得多吗?

鲁顺民:不能说所有的贫困户对包村干部都像赵家洼那种依赖和信赖,但至少大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故事呈现方式不同,但每一个村庄,每一时刻都在发生着。

山西晚报:你先后写了《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和这本《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脱贫攻坚”这四个字在你心里怎样解读?

鲁顺民:对于脱贫攻坚的解读,写了几本书,从来没有把新一轮脱贫攻坚放置在主旋律层面上去解读,在我们的记忆里,中国扶贫三十多年,脱贫攻坚进行了几轮,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三十多年坚持不懈,怎么解读都不过分,比方,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比方,让贫困群众走出贫困奔向小康,等等。要看到,中国的脱贫攻坚与世界性反贫减贫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长期积累的问题也有目共睹,贫困,是这些问题的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一方面。

新一轮脱贫攻坚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比方政治伦理。记得在2016年,山西省委书记在脱贫攻坚动员大会上说就: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红色的土地。这样的动员令最有效果。山西省两大集中连片贫困区域,58个贫困县,与抗战时期中共四大抗日根据地区域高度重合,为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就岢岚县而言,1939年晋西事变之后,续范亭率山西新军开赴岢岚长期驻扎;就赵家洼村而言,抗战时期收罗各地流民和移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建设出人出工出力,流汗流泪流血,也是一块血性土地。所以,脱贫攻坚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中国农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为中国从一个近代农业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做出了巨大牺牲,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还在源源不断提供着劳动力、粮食和土地,反贫困在今天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注意到,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和振兴乡村战略几乎无缝对接。新一轮脱贫攻坚,绝不是经济维度上解决贫困的问题,而是一次对三农问题的重新整理,唯其如此,中国的农村,尤其是贫困村落,才能被放置在一个高水平的发展平台上,尽快与现代社会接轨,尽快融入到现代社会里面去。

作者简介

鲁顺民: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著有《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的北方农村和农民》《天下农人》《潘家铮传》《朱伯芳院士传》《山西古渡口》《礼失求诸野》《送84位烈士回家》《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

陈克海:文学创作二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副主编。出版有小说集《清白生活迎面扑来》《道德动物》《简直像春天》《垫脚箱》、长篇报告文学《送84位烈士回家》《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莽原文学奖、首届土家族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