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河西走廊是古老丝路最绚烂的一段，是中国西部的一根脊梁。河西走廊上四郡两关中的敦煌，更是丝绸之路的锁钥。清末民国，中原板荡，西北边陲，孤悬一隅，渐成“锈带”。鸡鸣不已的岁月中，得赖盘桓于此的一代代乡贤，凭着他们的纯良澄明，急公好义，独擎不绝如缕的社会秩序，承传着薪火不灭的文化血脉。而《敦煌本纪》的巨笔如椽，给我们活色生香地描摹出了此时敦煌人的精神画卷。

一

《敦煌本纪》：清末民国敦煌人的精神画卷

张骞凿空，敦煌设郡无疑翻开了敦煌有历史记载的第一页，汉武帝雄才大略，其经营河西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从中原内地移民，数万汉人大迁移亦是文化大迁移，汉文化从此成为河西文化的深厚底色。基于汉文化，加之佛学东渐，敦煌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铸就了卓尔不群的敦煌文化，成就了独有的西部精神。敦煌赐予叶舟不竭的动力，促其体悟生命的本真，叶舟用文字供养敦煌，誓为敦煌“除锈”立传。自2000年秘密发愿为敦煌写一本“大书”始，叶舟的灵魂便驻扎在圣地敦煌，虔诚地探究敦煌的前世今生，历经十六年的储备酝酿，十几次的踏足勘察，两年的潜心著述，叶舟用笔尖描摹着敦煌的威仪与不朽，映现着僻远西陲民众的生活百态，致敬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终成煌煌巨著——《敦煌本纪》，令敦煌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叶舟创作的《敦煌本纪》，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对清末民国的敦煌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探究世世代代生活在圣地上老百姓的生息之道，记叙了从同治平乱到辛亥革命爆发年间西北佛龛——敦煌的隐秘生活画卷，让我们了解到一段不为人知的尘封千年的精神秘史。《敦煌本纪》以清末民国敦煌民众的真实生活为蓝本，安放着出身迥异的海隅苍生，他们被卷进历史的湍流中，体悟着世俗人间的冷暖炎凉；以莫高窟遭遇劫难的史实为依托，真实再现了王圆箓道士的愚不可及，外国文化扒手斯坦因等人的不齿行径，揭露了敦煌遗书破落凋残、飘零于世的真相；最为浓墨重彩的是，未曾被历史洪流碾压的壮美少年，令人缅怀的对象张骞、卫青、霍去病、刘彻、班超等的化身，湍急颠沛光阴中的一群滚烫少年，他们急公好义、纯良澄明，在山河板荡的年代，“锈带”求生，不断寻路开路拓路的人生际遇；故事结局笔锋骤然转变，掌控河西走廊十九年，疾风骤雨般的急递社突然急速凋零，走向命运的末路，化为近代中国历经磨难的缩影，折射出古老中国的命运走向。《敦煌本纪》虽为文学敦煌，但据史而撰，真实可感，展现了地方文化特色，故而本文试图以《敦煌本纪》为基础，探求敦煌乡贤在千年尘封的岁月中社会治理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为河西“除锈”，为敦煌立传，叶舟倾尽心血还原了古老丝绸之路的地理全貌，构建了一个全新劲拔的敦煌，雕琢了民众心中的灵魂赞堂莫高窟，叙述了清末民国敦煌人的现实遭际，塑造了上百位栩栩如生的人物，借此展现意涵幽远之气的西部精神，映射泱泱中华的民族性格，暗示古老中国的命运走向。纵览百万言，评点《敦煌本纪》，其特色鲜明的地方在于三点：其一，叶舟匠心独运，以清末民国为《敦煌本纪》创作的时代背景，以三大家族的命运浮沉为主线建构敦煌故事，以文化敦煌为符号展现严峻豪迈的西部精神，小说风格冷峻凌厉，节奏明快，笔锋犀利，采用诗性语言进行小说描述，使全文弥漫着独特的美学特征；其二，故事情节婉转曲折，对三大家族荣辱兴衰的叙述井然有序，对索敞、胡恩可、胡梵义、孔执臣等人物的细节描写堪称绝美，尤其是急递社成员陈小喊、卡利班等的形象各具特色，令读者脑中浮现出一幕幕张骞、霍去病等英雄儿女衔命而走的画面，令作品散发着荡气回肠的特质；其三，叶舟用文字苏醒了边地精神，行文采用独特的西北方言，不乏掺杂当地的方言俚语，作品真实可感，个性化的语言使得作品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以急递社疾风骤雨般呼啸而过的悲剧做结尾，给人以强烈的心灵冲击。

二

血衣在身：乡贤忠勇担荷着道义

从汉代开始，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国历史政治版图中的一块“瓶颈区域”，处于“弱国家空间”的河西走廊上的定居民，必须采取办法来实现“自我防卫”，因为中原王朝的国家力量总是鞭长莫及。清末民国，中原板荡，统治者无暇顾及孤悬西陲的敦煌，乡贤主导下血勇的道德实践，缄默的乡规民约，虔诚的佛教信仰，幻化为敦煌的基层权力运行机制，基本构成了敦煌的社会治理系统，守候着风雨飘摇的敦煌，维系着河西走廊的秩序和法统。

丝绸之路上敦煌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第一重要义是乡贤的道德教化，道德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规范，道德教化是社会秩序有序化的重要工具。敦煌文化的浓厚底色是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敦煌乡贤的血液中流淌着儒家道德教化的因子，他们用道德教化坊间民众，用礼俗秩序稳定社会秩序。剖释《敦煌本纪》中敦煌索家为生民请命和急递社热血青年匡危扶倾的现实遭际，可知敦煌索家、急递社少年、李豆灯均以乡贤的身份，活跃在河西走廊的历史画卷上，以其忠勇义行、人格魅力与礼俗秩序，维系着敦煌二十三坊的社会秩序。

中国古代社会，受限于经济水平，乡贤是唯一享有教育权利和文化特权的集团，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有着践履精神，在农村社会享有极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因而是活跃在中国农村的一个特殊阶层。敦煌索家勇担道义，肝胆照人，用生命诠释着西部的精神传统，展现了西部独有的生存方式。倘若评判乡贤的首要标准是内在于生命之中而又外化于实践中的行为，敦煌索家当之无愧。敦煌索家的先辈们，为生民请命，舍生取义，共捐出了七颗脑袋，被当地老百姓尊称“敦煌义人”。敦煌索家义薄云天，以其血勇之行垂范乡里，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坊间共同体的社会秩序。索门英烈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不仅令索门荣光倍增，且感染着二十三坊乃至河西走廊的民众，令闻听者反省、反思，谨守道德边界，潜移默化成为社会秩序的遵从者和实践者。清廷覆灭，民国初始，古老中国身陷动荡，西北边陲俨成“锈带”，古老敦煌该何去何从。年少时曾目睹肃州邮驿不作为，百姓叫苦不迭，王澍大人为河西哭灵，胡梵义深受震撼，秘密发愿要在西北“锈带”上开辟一条生路，盘活死寂的敦煌，与陈小喊、卡利班等热血少年结社邑义，开启了一段寻路、开路、拓路的人生历。游击的马蹄重新凿通锈迹斑斑的地带，疏浚了敦煌与外界的通路，向西可延伸至迪化，往东能覆盖兰州城和西安城，贯通了敦煌的血脉，挽救了沙州城，独擎不绝如缕的社会秩序。倘若评判乡贤的标准是心存道义、忠勇义行、爱国护民，那么急递社当仁不让。胡恩可再三告诫子孙要做澄明纯良的人，梵义深谙其要旨，得知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盘桓数日，熟知其名曰探险，实则掠夺文物，遂暗中制止此行为；得知急递社成员卡利班竟贪图小利，为东洋人石井一雄开路，便要烧掉卡利班的金兰帖，孰料卡利班咆哮一声，竟将半截舌头吐了出来，这才保住了急递社的位置；梵义以急递社为名头，暗中抢救莫高窟的经卷文书，使一批敦煌遗书免于流散，此举乃爱国行径。乡贤耆老凭借自身的道德权威与文化权威令坊间民众信服他们的裁决，乡贤的约束剥夺了违“法”者在坊间中的权力和特权。

敦煌索家、急递社游击、族长李豆灯、医生孔祥鹤堪称敦煌守土护民的典范，乡贤似官而非官，似民而非民，充当官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在官民之间极力斡旋，寻求乡民利益的最大化，不自觉中充当了朝廷统治地方的代理人。仓皇乱世，命运更迭，乡贤犹如领袖维护着岌岌可危的平衡，率众坚守道德底线，维护一方安稳。乡贤的存在可谓是一种律法，是一种道德的约束，他们是地域性道德文化的掌控者，是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三

作为文学写作伦理的平凹之“识”

丝绸之路上敦煌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第二重要义是乡贤主导下缄默的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是坊间民众一致认可并严格遵守的社会规则，是乡贤治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压舱石。清末民国，社会剧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河西走廊无人问津，国家行政遥不触及，地方基层管理缺失，敦煌被遗忘、抛弃了。同治平乱以降，甘肃政治空气污浊，敦煌县长频频换任，只是象征性地存在，给予恶吏完全自由的机会，敦煌深陷泥潭，以乡贤李豆灯为核心的文武和事老协会挽狂澜于即倒，同政府割裂开来，守候着古老敦煌的命脉。乡贤穿梭于国家政权与基层地方自治之间，对敦煌进行实质性治理，实际上弥补了地方基层治理的空白，实现了对乡村的社会控制，稳定着乡村的社会秩序。

条分缕析文武和事老协会的功用，必须将其置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视域下进行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施行“皇权止达于县”的官僚政治体制，县以下政权建设的组织架构基本由乡贤把持统治权力，基层民众首先面对的并非官府而是乡贤群体。敦煌地处僻远西陲，自古以来见轻于中国，朝廷鞭长莫及，乡贤自治在敦煌便愈加重要。清朝从关内移民后，为了加强管理，没有采用内地的里甲制、保甲制，而是实行隅坊的基层管理制度，各个坊间的民众来自同一地区，被集中安置到同一坊间，形成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敦煌本纪》中的二十三坊是依据先祖迁移择地而居，自成一脉，尤其是同治平乱后，各坊间的生活是一种民间的显像，与官府无染，久而久之，在河西走廊便有了一份默契，但凡发生利益冲突乃至是人命，一律不许报官，而是自家消化。这份默契便是乡规民约的雏形，乡规民约是指民众自发遵守、自觉执行的规约。敦煌乡约规定坊内事务决不上交官府，而是“自家消化”，默契地免去了官府的介入，映射了儒家“无讼”的价值追求。敦煌乡约既规避了官府介入沙洲及二十三坊的内部具体事务而损伤了自身的体系，又免除了官府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给当地人带来的祸患，维护了当地的秩序，如是敦煌便规避了相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自成一体。此外，对违反敦煌乡约具体条款的行为亦有明确的惩治措施，譬如文武和事老协会在上上辈人的光阴里，已经将花花子、罂粟及成品烟膏列入五毒之首。假若村民涉猎鸦片，一律严惩不贷，手段凌厉。敦煌乡约作为一种坊间自生秩序，实质是民间法，乡贤群体以法治村，执法峻严，通过明示惩罚措施和惩治力度，使得坊间民众有法可依，自觉调控思想和行为，以期符合社会行为规范，做到不逾矩。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武和事老协会以乡规民约为基石，游离于官府和国家法律之外，代表着中国社会一种古老的秩序与法统。乡贤享有极高的民间权威，代表着威严的社会秩序；乡贤掌控下的文武和事老协会相当于基层地方组织，在处理地方公共事务方面享有极高的社会影响力。敦煌的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主要包括水利建设、社会治安、纠纷化解三个层面。其一，敦煌作为被沙漠和戈壁环绕的绿洲城市，气候干燥，水资源缺乏，水利秩序的构建尤为重要。本应由县长亲自勘察制定的水利规划措施，敦煌历任县长皆假手于乡贤。文武和事老协会负责敦煌水利事务，承担了水利组织的职能。清朝为加强水利管理，制定渠规，每渠设渠长2名，水利4名。敦煌各坊间的章程条例大体一致，职位大约分为渠正、渠长、排水和水利四级，由熟知水利者担任，令其专管渠道，使水时刻自上而下，挨次轮流灌溉，俾无搀越、偏枯等弊。其二，敦煌地处我国西北戈壁沙漠边缘，地广人稀，政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有限，武和事老协会担负起捍卫乡里，维护敦煌社会治安的责任。武和事老协会相当于敦煌的治安组织，由各坊间具有原始暴力的得力干将组建，其对乡贤耆老做出的裁决深信不疑，坚决执行。冬天的党河很瘦，冰客子为了发财盗冰贩冰，武和事老协会从各个坊内按人口抽丁，编成一支巡防队伍，将敦煌绿洲护卫在中央，昼夜不舍，严防死守。一俟发现冰客子，重则抓人圈禁，让亲属来赎，轻则罚没车辆和牲口。其三，文和事老协会在调解坊间纠纷方面有巨大功用，诚如张仲礼先生所言，在严格意义上讲，乡贤一般是不掌握司法权的，但是他们作为仲裁人，调解众多纠纷。文和事老协会尊崇一坊一人，倘若遇上自己坊内的纠纷，他迅速置身于讼事之外。水利纷争是敦煌坊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的核心，乡贤作为水规的制定者，熟知案情与民情，拥有丰富的纠纷化解经验，能够找到最为恰当的解纷途径，所做公议能够得到纠纷双方的信服，从而息事宁人，保证公平。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规具有法理功能，实际上是一种生效法律。

清朝末年，乡贤主导下的文武和事老协会构成了河西走廊呈基本稳定状态的基石。乡贤是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主理人，随着族长李豆灯的逝世，乡贤权威旁落，维系着河西一带社会稳定的文武和事老协会离析而散，承载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因的乡规民约随之崩解，孤悬一角的敦煌被迫卷入了近代社会的历史洪流中，罂粟遍野，人心惶惶，开启了巨大的历史悲剧。

四

灵魂赞堂：乡贤主导下的信仰的力量

丝绸之路上敦煌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第三重要义是乡贤主导下信仰的力量，乡贤心中的普门赞堂亦是民众心中的信仰高地，佛教信条要求民众绝对遵从，宗教信仰具有象征性的权威，是维系社会秩序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提及西北边陲的敦煌，浮现于脑海的定是莫高窟，那里深埋着人们的信仰，佛陀占据了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且不容一丝一毫的挫伤与损毁。上至乡贤耆老，下至芸芸众生，无一例外，虔诚地供养着上佛，领受着佛陀的意旨。敦煌民众有着村民与信众的双重身份，他们循规蹈矩地谨守宗教规则，认为俗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佛陀的加持、开示与警示，宗教信仰构建了特殊的社会秩序，维护了社会稳定。

伽蓝密室中的千年经卷，是世界上最光明最正义的法器，是敦煌苍生赤子生而为人最大的福田，一切恩泽太平皆源于此，定要世世代代虔诚供养着上佛。清王朝实施移民政策，移民中的大多数人信奉佛教，故被信众视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香火又鼎盛起来。佛教教义已然深深地融入到信众的血液中，他们世世代代谨遵佛教的意旨，恪守信条维系社会秩序。譬如在佛教教义的开示下，虔诚的佛教信众，开元寺住持拖音，以一己之力勇担痛楚，将梵义误闯诅咒窟带回胡家坊的诅咒文书，大包大揽地转嫁到自己身上；印光法师以一己之身荷担正法，他通晓藏经洞的发现业已是莫高窟无法逾越的坎儿，是整个千佛灵岩寺天大的劫难，明知大限将至，仍不辞辛劳躬身下山拜托梵义伸出援手，搭救莫高窟。敦煌佛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与世俗生活相融合，不再过多关注彼岸世界，开始关注现实，具有了理性主义色彩，强化了民众的行为规则，影响着信众的风俗观念。

丝路西去，佛教东传。敦煌因其地接西域，最早接触佛教，不仅成为佛教文化的圣地，还养育出了敦煌文化的骄子——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曾是世界文化大殿堂，藏经洞的发现却成为中华民族滴血的伤口。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本纪》中藏经洞的厄运据史而撰，王圆箓道士和各国探险队如斯坦因、华尔纳、大谷光瑞均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王道士的愚昧无知与外国探险队的狼子野心致使敦煌遗书飘零于世。藏经洞是1900年5月26日被中国道士王圆箓发现的，他将盗卖遗书所得钱财与香火钱节省下来，按照其对道教的理解重修和改造莫高窟，自以为是功德，实际造成许多洞窟的巨大破坏，使文化宝库蒙受一场愚昧带来的耻辱。藏经洞被发现后，王道士时不时地将经卷文书当作稀世之物送人，文书卷子随之零星散出，厄运便接踵而至。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对敦煌文物垂涎三尺，于1907年辗转至敦煌后，费尽心机哄骗视财如命的王道士，低价掠走了大量的文书经卷。斯坦因捷足先登后，伯希和紧随其后，其盗走了敦煌遗书中最精华的部分，于是敦煌莫高窟在近代历史上演绎出一幕幕悲剧。没想到这悲剧竟持续了十余年，直到1930年中国学术界的抗议运动才将敦煌文化的盗窃者华尔纳驱逐出国，敦煌宝窟的大门才向西方文化扒手正式关闭了，此时残存的莫高窟已然千疮百孔。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原型，叶舟极尽想象力，塑造了穷尽半生守护灵魂赞堂的胡梵义、孔执臣、徐岩楷等忠实的信众，借此致敬“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信仰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种值得坚持和守护的东西。胡梵义笃信，正是藏经洞经卷文书的散落致使莫高窟失魂丟魄，导致敦煌板荡，国家满目疮痍，遂带领孔执臣和徐岩楷与开元寺的住持结成金刚伙伴关系，披上无上荣光的坚忍甲胄，抢救莫高窟的文物。孔执臣乃一代名医孔祥鹤之女，是名门之后，深知敦煌文物的珍贵，在伽蓝密室耗尽近十七年的光阴来誊抄、仿制佛经、文书和卷子，为敦煌延续血脉。据不完全统计，藏经洞所出佛典占全部敦煌遗书的90%左右。徐岩楷伏身砚田，躬操笔墨，且将莫高窟视作自己的修罗之地，将这一种生涯视作一场崇高的修行，坚决分文不取。乡贤是一支植根于乡间沃土的社会力量，以胡梵义为首的乡贤在信仰的驱使下沥尽心血守护灵魂赞堂，保护地方文化资源，承传敦煌遗风。毋庸置疑，胡梵义、孔执臣、徐岩楷皆是致力于敦煌艺术保护工作者的化身，叶舟借此向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常书鸿先生致敬。敦煌艺术宝库遭遇劫难后得以保存并获得新生，多赖于常书鸿先生。唯有如此，敦煌新老乡贤慷慨解囊，捐赠善款，造寺修窟；他们身体力行、结交大德，弘扬佛法。

五

历久弥香：乡贤治理的今日镜鉴

清末民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敦煌僻居西北边陲，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在无人问津的丝绸之路上，在中原政权无力顾及的边陲城镇，乡贤享有至上的民间权威，他们依靠道德教化、乡规民约、佛教信仰这三种工具维系着岌岌可危的社会秩序，延续着古老敦煌的血脉。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贤治村”早已存在，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敦煌自然亦不例外，但其居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国家政权遥不触及，拥有自成体系的治理系统，乡贤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剖析敦煌的社会治理系统，可知：以乡贤为主导的基层权力运行机制的生成，不仅有着相应的经济因素，独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且有着深层次的思想文化烙印。其一，清末民国的敦煌，自然以小农经济为其生产方式，呈现为一个热辣辣的乡土社会，国家行政受到时空的限制，基层政权机制只延伸至县一级，且敦煌僻远，县级权力名存实亡，隅坊制度的创设为乡贤群体的生成提供了空间。其二，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环境因素是社会区位的决定性因素。早期的敦煌地区多是绿洲——沙漠及戈壁地形地貌，交通通信并不发达，“板块式社会结构”的特征为乡贤的“涌现”提供了条件。其三，敦煌地接西域，佛教观念极为浓厚，佛教不仅是坊间民众的精神支柱，且转化成一种组织管理形式，佛教教义与行政活动融于一炉，构成敦煌基层政权组织形式。

“乡贤治村”积淀了我国几千年来乡村基层治理的经验和智慧，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新农村建设要充分挖掘乡贤治理中可资借鉴的资源，探求更为有效的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其一，基层治理要注重道德教化，重构乡贤文化，流播乡贤事迹，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其二，汲取文武和老协会的精神实质，成立乡贤理事会。素孚众望的乡贤血液中流淌着当地的文化因子，更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要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充当解决问题的主理人，成立乡贤理事会耦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民主参与机制。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与乡贤是主辅关系，村干部依然是自治的主体，乡贤是一种重要的有益补充，献计献策，带头执行村“两委”的决策。乡贤理事会作为体制外精英在当今村民自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乡贤理事会与村委会各抒所长，共同治理村庄，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敦煌本纪》“天留下了日月，草留下了根；人留下了子孙，佛留下了经”。动荡时代敦煌治理的硕果仅有的纪实，即是重视乡贤治世，动荡年代如是，和平亦是，古代如是，今天亦然。过去正由于发挥此功用，敦煌没有礼崩乐坏、秩序失范；今天的乡村振兴，乡贤更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