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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王尧兼事文学评论、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但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向内聚集，显露出一种“散文”气质。他认为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并主张从“文化精神”的层面考察中国现当代散文。他立足于现当代散文的精神之源，力图重新擦亮现代散文界域中被隐没的底纹，且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散文写作来确证自己提出的命题。而无论是将取景框朝向历史往事中的知识分子，还是自己的个体生活，王尧都在情感和智识的双重层面，沉入细节，自我深化，他的散文呈现出开放而绵延不断的格局。

关键词

王尧 散文 文化精神 历史图景 视角

如歌德所说，从什么方面出发向知识和科学靠近，或者说，通过哪扇门进来，会有重大的区别。但在面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时，情况却正好相反。他或许可以兼事多种文体，他的文学世界可以拥有很多个房间，但无论打开哪一扇门，只要你细细端详，就会发现端坐在不同房间里的是同一个人，他的文脉和气息会深埋在他的呼吸吐纳之间。譬如，王尧。他以文学评论和散文著称，近期更是尝试小说。这些作品向外绽放出不同的光芒，但越细品，越会发现它们向内聚集，殊途同归。我想，如果让他扔掉几张写作身份的名片，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散文家”的那张，因这并不只关涉他对于体裁的偏好，更牵连起他面对历史、面对文学的姿态和立场。

对于何为散文尤其是现代散文，学界一直颇多争议。王尧立于其间，曾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并主张从“文化精神”的层面考察中国现当代散文。他不曾截断众流地明确界定散文的文体特征，但这种“不确定”，正是出于对于这一文体属性的了悟和尊重——那本是一个根植于文章传统、又随文学潮流不断更迭内涵和外延的文体。陈平原曾借金人王若虚的一句妙语来回应此难题：“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定体无，而大体有，散文的狭义和广义，与“文章”“美文”等概念错杂交织，时而合流，时而又辟出新的河道。王尧对于散文一体，怀有一种亲密的敬意。因而，他立足于现当代散文的精神之源，力图重新擦亮现代散文界域中被隐没的底纹。让人信服的是，他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散文写作来确证自己提出的命题——理论不再是灰色的，它蔓生在了生命之树之上。

2018年王尧在《收获》上开设专栏《沧海文心》，写抗战时“陪都”重庆的文化人；2019年在《钟山》上开设专栏《日常的弦歌》，写西南联大的学者们。题材的取景框朝向何处，及至集结成专栏，确凿无误地泄漏出作者对于这个世界某一派风景的持久兴趣和个人的标志性风格。

在《日常的弦歌》的弁言中，王尧写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终于成为一部传奇，而且似乎是不可再生的传奇——最早将西南联大定义为‘传奇故事’的大概是费正清的弟子易社强……传奇故事背后的精神是什么……这位美国学者进入传奇故事后越来越意识到：联大人的思想与心情有异乎寻常的人性魅力……我和易社强一样赞同这个观念：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我因此想回到联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2

这段弁言不仅是写给《日常的弦歌》的，更是写给所有茫然于如何进入历史腹地的人们的——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困境。往事已矣，不论是战时“陪都”重庆，还是西南联大，我们都已无亲历亲见的机会。史料和史书是我们必需的依靠，但同时又让我们不断疑惑并好奇它留下了什么又隐去了什么。所有的叙述都是修辞，秉笔直言只是愿景。这个悖论让本该必然的历史拥有了无尽的“或然”可能。对此的了然和坦然，令王尧抽身于虚构与非虚构边界之争的泥淖，以合乎自己心性的方式，找到了一个回溯往事的支点——他看到了在历史的宏伟图景中，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那些人，那些事，带着时代的烙印，一次次被他从纷乱喧嚣的往事中析出、拉近，继而又复归于历史的洪流。对于王尧而言，接近真相的路径，是一条需要情感和智识双重积淀的征程，但前提是必须充满人性的温度。当王尧从一堆史料和卷宗中抬起头时，他会听得到这些学人和学者的窃窃私语，会理解他们为何在某个岔路口拐弯；他与他们的经历会有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所以他不仅熟悉他们对待学问的心理和方法，更能趋近他们的生活习性。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感性保证了他能看见与其内心景致一般的风景，而他的智识又承托了他的想象，并及时地阻止可能发生的过分和扭曲。

所以理所当然的，以人为主体会成为王尧散文的常见构图，但即使是一开始将追光灯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王尧的视点也并不固定——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辨识出某一篇中谁是主角，但很快又发现“主角”的故事在此一篇中并非独大，且常常又转而成为另一篇目里的配角。可见所谓的配角，实在不可或缺。他们的纠葛和持衡慢慢织就一个年代的风景线。朱自清、蒋梦麟、胡风、路翎、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他们一个个出场、隐退、再出场，牵扯出当时诸多事件的起承转合。人类的整体命运犹如一块庞大的织物，而那些个体的、散在角落里偏于一隅的逸事，是其中的暗线，被一只无限温柔的手随意但坚决地安放在彼此身边，在偶然和必然之间博弈，在不同的篇章中被不断互证、呼应、补充。王尧深入线团，努力表达这些人物对于人生选择、对于文学创作等等的经验，而最终证明了经验仿佛一种精确的合奏的音乐手段，永远无法通过系统性的话语得以解释。3我们则常常在其中收获意外之喜——会知道朱自清在为人称道的散文成就之外，在现代文学批评、通俗文学等方面也颇多建树；会觉到世事的无常和冥冥中的关联：1945年老舍在《痴人》中曾论及气节，他在1966年自沉太平湖之前，会想到他曾经的这段自问自答吗？更会时不时地跌入到名著的写作情境中去——巴金的《寒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它们与它们的作者一起，历尽颠沛流离。

没有一种体验是渺小的，没有一个人物被排斥在交错的命运之网之外。环环相扣的追溯和发掘，让许多隐没在被定性为大事件和大人物身后的区域角落被重新照亮——“在教育界、知识界，我们或许都曾感慨过：校长不再有梅贻琦，教授不再有闻一多朱自清”4，关于他们的叙述不断放大他们的身影，以至于几乎遮蔽了韩咏华（梅贻琦夫人）、赵瑞云（潘光旦夫人）这样的知识女性，但事实上，这些在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女性横跨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她们在那个时期的作为，同样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合力的重要组成。（《昆明一隅，九儒十丐》）

宋人郭熙曾提出在山水画中当遵循人能在其中“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画理。山水布景必须考虑人的因素，而如何经营小的人物活动和他们所遭遇的小环境，牵连的是整幅山水的格局和气韵。5宏大的山水堪比宏大的历史图景，这条定律移植到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上毫不违和——无论人物的小大和显隐，都值得被同等地尊重和观照，当岁月里的点滴露珠重新闪耀出引人的光芒，往昔的一切才不会被固化，不会被笼罩在概念的投影之下。

除了从一个中心人物迁延至其四周，以时事或是系列事件为串线，映射出众生相也是王尧散文擅用的格局，譬如《昆明一隅，九儒十丐》《无钱买酒卖文章》。当面临真切的生活疾苦和物质困境，学人、教授们既啼饥号寒又互为支柱，既坚持又犹疑，凄凉却依然不失幽默。时势仿佛显色剂，迫使他们露出根性。确凿详尽的日记、会议记录、薪金收入、回忆录，将我们一点点拉入那个混乱、昏暗的年代，王尧将这些资料作为底布，就着一个主题，绘制出一幅泛着朴拙自然光芒的群像。那光芒属于人性，幽微但永恒，于是我们即刻与这些故人站在了一起，虽不曾走他们的路，有他们的经历，却被激起了共情——吴晗因生活困顿曾以自己的16箱藏书为抵押向学校借款，“此时的吴晗一定盼着光明和安定的生活”6，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49年所作的道路选择。

王尧的面前铺展着历史的长卷，却总有着“大事化小”、举重若轻的气度。他的笔轻轻地略过历史年表上的“大事”，不动声色地让它们埋伏在拐角和角落，以至于我们居然常常后知后觉。《“五四”的光和影》梳理了多年前的那场著名运动与西南联大错综的关系，细细分辨它的光影是如何照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和精神之中的。往事风雷电动的情状，在王尧的笔下却没有料想中的跌宕——不以紧绷和紧张的节奏去带动叙述，却能在两万字篇幅内在整个20世纪的多个关键时间点之间回环往复。作者的稳重和冷静，搭配着收放自如的蒙太奇特技，让人不由自主地为平静之下暗涌的激荡和悸动所俘获。所有的事件和转折，都在平常生活的循序渐进和人性力量的交互中，蓄积着爆发的力量，并最终共同促成了一个时代。“不动声色”的背后，是对于世事无常的了然和豁达。

这种了然和豁达，不仅影响了王尧的语调和文风，更让身为叙述者的他在文中忽隐忽现——他当然是要呈现和还原笔下人物的独特色彩的，这是一种对生命状态的澄清，甚至带有一种贞洁的意味，但就像塞尚说的，色彩不是观察的结果而是思想的结果，这些人物必然染有他的指纹。这让我们陷入一种恍惚，许多时刻，当我们被他平易亲和的格调带入那个年代、与其中的人物并排对视时，会忘了他的存在，但转头又发现他就在一边——他的作用力冷静而分散。王尧对于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特殊的观察者，他的视角是分岔的，既情动于中又有点疏离，既古典又现代。《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中，王尧由费正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切入，细述了费孝通、乔冠华、金岳霖、梁思成等人的个体经历如何与流经的岁月交融成不可割裂的织体。依旧是王尧标志性的紧贴史实、不予置评的阵仗，但题目一开始就袒露出其内心的倾向。“不予置评”始终只能是一种倾向，但并非无意义的幻景——王尧让往事在歧义和质疑中容身，并不施加断然的审判，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文末，王尧写道：“我无法评价费孝通那一代知识分子，但我想借用费孝通1996年6月30日和张冠生谈话中的一句话，表达我对他们那代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人会死，文化是不会死的。”7他常会借由文中人的话来抒自己的胸臆，这是出于对史料的尊重和对故人的理解，更是一种姿态——进入历史的腹地，不仅靠观察，更靠认同和判断。看似是“隐身”，但果断的叙述和确定的语气，无一不是脱胎于叙述者的思虑和考证，而作者的情怀早已先一步地沉潜为文章的底色——深切的情怀无需喧哗，却如影相随。

王尧在文中的出入自如，令他的散文虽然严谨却并不拘束。到了《沧海文心》专栏，王尧更加主动地走入了自己笔下的图景之中，我想，那是因为他积存了太多的意绪要疏解——在《前记》里，他记述了自己多年前是如何邂逅创作冲动，这冲动又是如何挥之不去：“1985年秋日，我在苏州小巷一幢洋房三楼朝阳的客厅，听一位老人聊天，窗外的梧桐叶在似落未落之际。老人说到了重庆，嘉陵江、北碚、沙坪坝，又说到了乔冠华、夏衍、徐迟等。那些让我肃然起敬而又异常遥远的知识分子，竟然是这位老人的朋友。带着这个上午的记忆，出门踏过刚刚落下的梧桐叶，忽然觉得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苏州小巷的梧桐叶年复一年地长出，再落下。我这一‘重逢’的念想，多少年来也若隐若现。8

是啊，怎么相遇呢？

若隐若现的念想，终于在多年以后厚积薄发。比起《日常的弦歌》，此刻的王尧似更急切地要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执念，于是“我”更加频繁地出现，“画外音”愈加明晰。《“寒夜”里的“清油灯”》一篇如此作结：“当我从纸堆里搜索出这些往事时，我想起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的那句话：给往昔的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候车时获悉巴金去世的噩耗的，有家报纸的朋友电话约我写一篇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在候车室里，我想起那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的一个细节，文学馆门上是用巴金手模做成的把手，当你打开那扇门时，你要去拉住巴金的手模。于是，我为那篇悼念巴金的短文命名：握着巴金的手。”9

本该出戏的结语，却过渡自然，与前文色调同一。这是王尧式的感慨——即便是抒情，也在俭省的范围之内，内怀激烈，表达方式却简洁利落。这简练的表达与丰盈的情感之间的张力让人无可抗拒地跟随他一起进入他笔下的年代，又一起从纸堆中抬起头，他将现世的现实与那个年代的现实接续在了一起。这告诉我们他的决定——他与那个时空，那些故人，以“刹那即永恒”的方式相遇了：瞬间不会重来，他珍惜彼此交会的刹那感觉，即使是跨越时空的相遇。而“现在”中可以有时间的一切，个体中可以有人的一切，细节中可以有整个世界。化用日本的一句成语来形容，这是“一期一会”10。

正是王尧对于细节的关注和涉笔成趣让我们抵抗住了时间的傲慢，激活了记忆，也显出他在庄重严谨之外的幽默和情趣。他的散文获得了接地的确认，也暴露出他小说家的潜质。岁月流转，会让一些细节模糊，却让另一些愈加清晰。当我们在王尧的散文中越过重重史实和智识，私心感动和念叨的往往却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它们的无关紧要正是其意义所在”。11再没有比老舍与吴组缃边啃西瓜边聊自己的长篇小说的题材更具画面即视感的描述了，当时老舍酝酿的正是后来传世的《四世同堂》；当读到香港沦陷后，老舍听不到胡风等老友的消息，在和朋友谈话中提到胡风时掉下了眼泪时，必须承认，老舍的情绪淹没了我们，把我们带走了。最感人的常常是最平凡的，踏实纯粹又丰满茁壮的情感四处蔓延。生活的质感因这些细节滚滚而来，所有遥远的、陌生的人和事，惹得我们不自禁地要伸出手去触摸——原来那些历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从来都是人世间活生生的存在。

今年，王尧在《雨花》上开设了专栏《时代与肖像》，写自己的外公、私塾先生、奶奶和她的小镇、表姐……他更深地沉入了个人生活的细节中去了。雷诺兹说：“历史画画家画一般的人；肖像画画家画个别的人，所以后者画的是有欠缺的模特儿。”12所谓“欠缺”，实质是真实人性的烙印。而王尧一直在绘制肖像，不论他笔下的焦点人物是存于历史档案之中，还是在现世里与他比肩，他的笔法、语调和气度，都是贯通的。他始终以人的眼光去发现人，去平视、去靠近，而不是居高临下或仰望式的回忆和总结——“我在苏州生活几十年，和许多离开故乡的人一样，会经常回忆起过往。我的乡愁不是落寞，也不是在似乎舒适的现代生活中缅怀曾经的旧日子。”13

我们于是乎恍然，那些异常遥远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什么会如此真切自然，而此刻的眼前人，也没有因为距离的相近而丧失平和、内敛的气息。他笔下的人物，有名有姓，从来都不是泛指的或是大写的，而是特定时空里的历史个体，他们隐秘而破碎的个人时空连缀成一个时代的图景。即使此刻描绘的是私人经验，但属于外公、老师、奶奶的时代风貌，在新的景深中延展开来——往日重来，带着新鲜的面容，“每个时辰走过去，变得更年少”14。艺术作品的个人意义，因为承担了更广阔的人性和生存情态，获得了公众的意义。而作者所持有的原始的、澎湃的、敏锐的感知力，经过了理智的滤纸，变得沉稳和“消极”——他消极地接受世界的神秘和不确定性15，等待一切时至而生，而不是热烈地、主动地上前迎合。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他谋得了微妙的平衡。

这就是为何，王尧的笔墨所至，充满细节却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夸张。他的文字自我深化，因而呈现出开放而绵延不断的格局——他笔下的人物，从一个篇目流淌到另一个篇目，甚至从一种文体流淌到另一种文体。很多时候，读他的文学评论，会觉得那是他散文的延续，他不过是将写作对象置换成了当下的、身边的作家，是另一时空的“沧海文心”——他的散文写作是他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方法和实践，他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矛盾”“关联”“过渡”等词，在他的散文星系里落地生根。他如愿地“把自己的信仰、观念、襟怀、人格、经验、故事等融合在语言中”，并且向我们演示了这确实与写个人还是社会，写历史还是现实无关，甚至与写散文还是评论、小说统统无关。

他活在了他全部的作品之中。他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越是理解，越会腾空自己的内心，等待真正的豁然贯通。

注释：

1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2 王尧：《“日常的弦歌”专栏弁言》，《钟山》2019年第1期。

3 参见[英]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4 6 王尧：《昆明一隅，九儒十丐》，《钟山》2019年第2期。

5 参见曾仁臻《造境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7 王尧：《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收获》2018年第3期。

8 王尧：《沧海文心·前记》，《收获》2018年第1期。

9 王尧：《“寒夜”里的“清油灯”》，《收获》2018年第1期。

10 参见[日]黑川雅之《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王超鹰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1 [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12 [英]E.H.贡布里希：《木马沉思录》，曾四凯、徐一维等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13 王尧：《曾经的仪式》，《雨花》2020年第5期。

14 [奥]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下卷第19首》，《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页。

15 参见[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