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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野生作家”卢德坤:在阅读和行走中观察现代都市生活
来源:澎湃新闻 | 罗昕  2021年01月19日09:14

近年,“80后”青年作家卢德坤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在1月8日的收获文学榜系列论坛上,《上海文学》副主编崔欣提到了两个令她印象深刻的温州青年写作者,其中一个就是卢德坤。当时的论坛嘉宾还就此讨论了一小会儿。

而在此次论坛不久前,卢德坤的中短篇小说集《逛超市学》作为浙江青年作家书系“新荷文丛”的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里收录《失眠症》《逛超市学》《毒牙》《恶童》《迷魂记》《活力人》这六部大多创作于2017年至2018年的作品,所写题材涉足超市、快递、囤物、失眠、疑病、“宅”等现代都市人特有的生活景观和生活方式。其中最受评论界好评的是《逛超市学》,它频繁出现于各杂志选刊与年度小说选编。

其实早在2003年,19岁的卢德坤就在《收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暗香》。2008年,他的中篇小说《暗涌》发在了《上海文学》的中篇头条。但从2009年到2018年,他就只在2014年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迷魂记》。也有人纳闷,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在2008年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啥动静了?

“2008年,我进报社工作了,先是做国际新闻,然后做书评版。虽然对小说创作尚有热情,但我对国际新闻业务很不熟悉,可以说是从零开始,要花大量时间。那段时间,差不多算是纸媒最后的繁荣时期,事情真的挺多的。”卢德坤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直到他从报社辞职,感觉时间多了,对这世界的了解也多了些,心中恰有想表达的东西,外加朋友鼓励,就从2017年开始重新写起小说。

“回归”小说界后,卢德坤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2018年《山花》第一期的《失眠症》,之后又发表了《恶童》《逛超市学》等作品。2019年,卢德坤入选浙江文学院培养青年作家的“新荷”计划。在今年《花城》第一期“花城关注”里,他也以新作《成人教育》加入“青年冲击”专题。

在个人观察里,卢德坤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颇高的写作者。他把2009年之前的发表作品都看成“习作”,也很少提及写于2017至2018年的作品。相对而言,他现阶段对去年发表于《大家》的中篇小说《伴游》比较满意。这篇小说确实也让人眼前一亮,既有卢德坤此前作品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精细描摹,又不局限于私人空间,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近日,卢德坤就自己的小说创作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如果要对自己的创作说点什么,他会说:“别偷懒啊,可以多写点啊。当然,不想写,也就不要写啊。”

【对话】

澎湃新闻:你的日常生活和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卢德坤:作为一名“野生作家”,我只能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过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平时,比较喜欢买一些书,却只读了其中一小部分。我时常觉得,读一本好书,能享受纯粹的愉悦,写作则痛并快乐着。此外,还是喜欢到处走走的,倒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特别些的地方,常常可能只是家附近一条习焉不察,走过去却觉得有些陌异风景,因之颇能刺激眼球、大脑的小路——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小路。有时候,走一条常走的路,也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我时常问自己:我们真熟悉生活于其间的城市、乡村吗?我觉得,至少我是不太熟悉的。有条件的话,也想多去远一点的地方。在如今环境下,还比较难实现。在我看来,行走中,能带来很多免费的娱乐、锻炼、教养。

我写东西挺慢的,酝酿、写作过程都慢,因此,产量比较少。以前,时常写一天休息一天,因为可能写作当天喝了太多茶,把第二天的精力借调了来,第二天过于疲累而无法动笔了。有些作家写作时能看点书,我一开始写,就不太能读,最多只能在写之前读点短章之类的东西,作“醒脑”之用,比如G.K.切斯特顿的一篇随笔、罗兰·巴特的一个片段什么的;完成当日工作量后,再看点轻松的影视节目。写小说之后,我的阅读量下降得比较多。写作时,我喜欢写个十来分钟,半个小时,就起身在房间走一会儿。运动着,大脑更灵光。

澎湃新闻:我感觉你在生活中似乎不是一个特别“入世”的人,你是如何观察社会、体察人心的呢,如何“进入”世界?

卢德坤:客观来说,的确如此。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2020年8月,评论家刘铮(乔纳森)先生在博尔赫斯书店一个广播讲座《好的当代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中提出,因为文学职业化、创作者的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等原因,当代作家面临一个共同的经验危机问题:可接触的人事物窄化了,视野、认知不由自主地变狭隘。照我的理解,这也就是说,不那么“宅化”,相对“入世”的作家,他们所拥有的经验往往也是片面化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那个讲座中,乔纳森先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录音来听。照我个人的经验,观察社会,体察人心,都可以从一个小切口开始,尽可能地延展认知。一个小碎片,没准颇能映照出一片较广的画面来。但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小碎片,首先还是得多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啊。

澎湃新闻:从你的小说气质、声调和语言中,我感觉你读过许多经典作品,尤其是西方经典。它们和你的写作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卢德坤:我的外语极差,因此,完全谈不上亲炙过西方经典。当然,跟大部分读者、作家一样,我读过一些质量或好或坏的翻译作品,在我的整个阅读中占很大比例。不可否认,翻译作品对包括我在内的读者、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在我看来,语言、声调的影响还在其次;这些翻译作品,经典的,当代的,与本土作品混杂在一起,首要的影响在于塑造认知,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不同的混杂方式、搭配比例,塑造不同的读者、创作者。

澎湃新闻:你写过不少书评、随笔,这些文字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和小说写作之间有何关联?

卢德坤:我写过一定数量的书评,写得不好,因为好的书评需要更丰富深刻的知识、视野、评断能力,更多的批评智慧。不过,我以后还会更努力写一点的。

2017年,我重新开始写小说后,想起法国诗人、批评家瓦莱里《文艺杂谈》里评波德莱尔的一段话,在瓦莱里看来,波德莱尔是法国诗人中最能扛住翻译的一位,外国人对翻译的雨果的诗没啥感觉,对翻译的波德莱尔常常有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在瓦莱里看来,那是因为波德莱尔将诗的才华与批评的智慧结合在一起,“清醒的魔鬼,分析的天才,能够将逻辑与想象、神秘性与算计进行最新奇和最迷人的组合,出色的心理学家,挖掘和使用艺术的种种潜力的文学工程师”(注:段映虹译文),波德莱尔从爱伦·坡身上学到了这些。当时,我就想了,小说的能力能不能与批评智慧结合在一起?当然,一个故事,一篇叙事,本身往往就包蕴了批评的指向,到最后,还是深浅的问题。如何往深处去?

澎湃新闻:你觉得知识和文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卢德坤: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我认为,创作主要跟创作者本身的认知相关。这种认知,不一定从书本知识而来,更可能由生活本身而来。不少好作家,读书不一定多。尽管,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阅读十分重要,文学的,非文学的,都能帮我扩大视野,而且,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读好书常常让我觉得享受了纯粹的愉悦。

澎湃新闻:以《失眠症》《逛超市学》《毒牙》为代表,你的作品较多地描绘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和心理。在我看来,与一般的城市文学相比,你的“城市文学”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这种写法和你的个人经验有关吗?有没有文学上的师承?

卢德坤:写法与个人经验肯定有关系,与个人眼光有关系,而个人经验、个人眼光又受过往的哺育。眼光不一样,写城市,写乡村,自然会呈现不同面貌。文学本就要求千人千面,乃至更多,而非相反。

我喜欢不少作家。在此值得拎出来一说的,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巨匠之外,近来我感兴趣的,觉得也对我发生影响的,是法国古典主义小说,比如十七世纪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克莱芙王妃》,在法国赫赫有名,国内留意的人似乎较少。最近,此书的一种中译本重版了。其实,不止十七世纪的人写古典小说,进入二十世纪,一些法国作家,有些被认为是现代派的,也写古典式小说,比如纪德的《窄门》,雷蒙·拉迪盖的《魔鬼附身》等。法国古典主义小说有什么特色?用纪德的传记作家之一艾伦·谢里登的话说,特色在于“文体的纯洁,叙述的经济,心理的微妙”。

此外,从上面我的点名、引用亦可见一斑了,我爱读批评著作。值得强调的是,乔纳森先生是我认为的当代中国最好的批评家。他见识广博、理智清明、文辞优美的文章,我已经读了二十多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主要写小说的人,认为搞批评的人对自己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大概会被认为极具“异质性”罢。

澎湃新闻:你在《鸭绿江》杂志发表的创作谈“小说絮语”中提到“免俗”,你小说的“异质性”应该也与这种“免俗”意识有关,能具体阐释一下你是如何“免俗”的吗?还有那些看似“免俗”而终于不免“流俗”的小说一般表现出怎样的样貌?

卢德坤:从另一个角度说,“异质性”这件事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他人觉得陌异的地方,我往往觉得自然而然;这个世界对我来说陌异的部分,他人又觉得自然而然。这里有一种相对性。这种相对的“异质性”,让我想起电影《小岛惊魂》,因为我们互为他者。

我们想描摹这个世界,不免有一番探索;外在的探索往往不够,不免要沉浸下去,不免有一番摸爬滚打。在我看来,沉浸是一种能力,它让我们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结构,然而沉浸也有危险之处,可能被想了解然而又排斥的事物整个裹挟而去——这样的事情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因此,欲得其真,除了沉浸之力,尚需超脱的本领,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在我看来,有一种“流俗”就是整个沉溺进去,而拔不出来。另一种“流俗”的表现在于,矫饰地、不自然地表现一种其实很普通的东西。

澎湃新闻: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你去年的新作《伴游》。从《逛超市学》到《伴游》,感觉你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变多了,在人的心理之外也开始关注人的行动,有从单纯走向复杂的气象。这个变化是你有意识的吗?

卢德坤:可以说是有意识的,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之前听过陈嘉映先生的一个讲座,他说到不能没有反思,然而反思太多可能也有害。我很喜欢他那本著作《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澎湃新闻:我感觉你的小说气息不同于传统小说,和一般的现代都市小说也有很大的区分度,你是如何写人物的?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作者和小说人物的关系,你有何思考?

卢德坤:我不觉得有多大不同哈。不少人都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到我们这个时代,能写的事情,差不多都已经被写遍了。即使是上面所提到的不同的眼光,不太一样的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所以这方面我也没想太多,觉得值得写的,就写。结果到底有多少不一样,不是我在写的时候所重点考虑的。与他者的关系,与自己笔下人物的关系,我考虑得也不是特别多。怎么自然怎么来。

澎湃新闻:你的作品还给我一个印象:语言精确、简练,似乎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经过锤炼。你在写作中是如何对待语言的?

卢德坤:这绝对是高估了。前些时候,我修订之前写的几个小说,觉得冗词赘语甚多,狠狠地享受了一把删改的乐趣。如何对待语言?其实你已经说到了,只能多加锤炼。

澎湃新闻:现代“文学”的观念固然有纯文学的倾向,但是文学又不可避免地处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精神产物的一部分,你觉得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它需要对社会起到“有益”的功能吗?如果需要的话,它应该以何种方式有益于世道人心?

卢德坤:文学与社会之间,绝对有很大的关系。处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产出怎样的文学。说到这个,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最开始买的那些世界文学名著中译本,前言、译序往往提到当时的社会、时代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看起来不免呆板,但很多实富教益。现在的批评家、作家,似乎不太理会这方面的因素,认为这样的联系显得土。我不这样看。

文学是否对社会起“有益”的功能我不敢说,但是,好的文学,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能展现“真实”。首先,我们要认识“真实”。

澎湃新闻:接下来你有什么写作计划?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没有有意识的突破方向?

卢德坤:目前的重点,还在于中短篇小说,正在准备一个新的集子。跟朋友提起来过两个未来想写的题材,立flag的意思,可能写不出来。其一,我想写一个《伪侦探故事》。多年以来,读了不少侦探小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侦探小说好读,但不一定好写,特别是不想纯粹地变成类型小说的时候。其二,我想写一部关于“钱”,关于民间借贷的小说,篇幅可能会稍长一些。跟朋友提过,为写这样一部小说,一个准备工作是:将温州作家的作品大致读一遍。没准还要懂点经济学。温州作家常常涉及这样的题材。读他们的作品,不是要抄他们的作品,只是先让我沉浸一番罢。我不知道我能写出来的,会是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