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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冯杰:文学里没有人生答案,作家大都是纸上谈兵
来源:河南青年时报 | 李豌 王永乐  2021年01月19日08:59

相比河南作家,冯杰称自己是新乡作家;相对于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冯杰则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小杂粮一类的小农作物;而考虑是否书写其他,他说“北中原”文学地图没建制完善,目前还不考虑下设“二级机构”;至于作品畅销与否,他自认为喜欢读自己书的读者不会超过二十个。

他将自己浓缩成尽可能小的一块,并且不断精细打理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他在“北中原”的里面。我们要走上这片土地,敲响他的门,才有可能见到他的人。

1月10日,河南青年时报记者独家对话冯杰,听他谈写作、谈文学、谈自我。

一个村子大小的朴素世界观,是我的文学源头

记者:最初开始写作时心中有北中原的概念吗?创作的缘起是什么?

冯杰:没有。那时没有“文学地理概念”。我母亲靠裁缝挣钱养家,我写作是想试试靠诗歌能否挣上钱,能否换来牛肉火烧吃。写作缘起出发点是“利大于名”。

记者:“北中原”是您为自己构建的吗?您怎么定义“北中原”中的自己?

冯杰:对于我而言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作家这种职业在当下社会其实微乎其微,没有自己一厢情愿想象的那么主要,就是政府官员在职公务员,也不会多么关注诗歌,理解文学。我写了三十年诗歌,诗人只管带着属于自己的句子行走就够了。所谓的“北中原”仅是我自己为了一己文学方便,虚构一个“文学地理名词”,现实里没有,因为是虚构的机构,纪委也不能说非法违规。

在当代“中原文学流域图”上,我不是文学主流,我只是文学分支,属于文学的毛细血管。仅是在做一点补充和点缀。

记者:您曾提到,在并不富裕的家庭中,姥爷用几斗粮食和走村来的书贩换了一套《三国演义》。姥姥姥爷在您生活、成长和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是怎样的?

冯杰:我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乡村叫“留香寨”,姥姥姥爷他们给过我一个村子大小的朴素的世界观,那是我的文学源头。我觉得每一个作家后面一定都要有一个“文学的姥爷”“文学的姥姥”或“文学的奶奶”,不然这位作家“文学短板”“家庭不全”,哪怕你是文学硕士,会背诵莎士比亚原文,文学出身上也有点可疑。

让口语披蓑戴笠,一一在文字里找到另一种活法

记者:何时开始,想要为地方语言写一本书?经历了怎样的积累和考证?

冯杰:一位作家如果一直想写一块“文学疆域”,作为其中的部分如地方口语,这一块书写是躲不掉的。写之前我喜欢看地方县志、村志,里面发生的所谓大事件如今都成死标本了,且真实性待考,只有里面语言部分,这一部分才是活的,不同阶级立场者都讲,至今还使用。我是一种“笨写作”方式,20年前陆续在写这些口语,日拱一卒。为了让口语披蓑戴笠,一一在文字里找到另一种活法。

记者:《非尔雅》的结构是一个相对学术、专业的释义+背后的故事、联想,但有些是没有专业释义的,比如“倜傥”,为什么?

冯杰:词典上解释和我解释不同,譬如我解释“杀戏”那一篇,词典上专业为“煞戏”。我为了文字上有动感,就采用了“杀戏”。这部书里,我不具体注释语言内涵要义,那是语言家研究的事情,我只负责在延伸文学感觉。

记者:您曾提及“我的文章纸牌可随时编排组合,组合的方式不同而已。一直是原来的那一副纸牌,后面执牌者依然还是旧人”,在《非尔雅》和未来的创作中,如何具体地理解这句话?有旧人和旧牌,那么新牌是什么?

冯杰:一篇文章就是一张纸牌,笔下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场景里轮番出现。狭义地说,指在这部书里,读者可以随意翻看任何一页。广义地说,“新牌”就是变幻的时代,后面的作者永远是“执牌”的旧人,面对现实,作家要饱吸大地汁液,文字的绿叶才不会枯萎。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的书没多少人读,您怎么看待《非尔雅》的热销?这对您来说,改变了什么?

冯杰:我是个诗人,后来却出了十多本散文集,但这些集子都是叫好不叫座。喜欢读我书的是少数铁杆,书即使在海外出有人也会挖地三尺去找。从阅读范围说终究是个小圈子。出版社和我签合同印数没有超过万册的。我也不是畅销书作家,《非尔雅》也称不上热销,啥也改变不了。我只能继续写我的冷文字,坐诗人的冷板凳,看自己的冷风景。

记者:您的写作,似乎都在形成一种“打断”之感,好像也在避免一种沉浸式阅读?

冯杰:小时候听评书,说书者有时会当头棒喝一下。我写时也提醒一下,这也是一场“文字演戏”。语言狂欢时要浇点凉水冷静一下。

文学里没有人生答案,作家大都是纸上谈兵

记者:评论界说您是“以缓慢来抵抗现代”,您的慢似乎不仅仅是因为在书写过去和乡村,似乎也在于您想要更完整的书写?

冯杰:那一句“以缓慢来抵抗现代”是台湾著名评论家陈芳明先生评论我的。《圣经》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来作家都是书写那些人物和情感的,千百年来,所写的对象不变,只是一位作家如何去写的问题。驴还是唐朝的那一头驴,只是今天我要从哪一条腿去写,这才是写作的魅力所在。

记者:您试图去写“清楚”模糊,写“清楚”残章,您怎么看待自己书写的清晰和模糊?

冯杰:我小时候数学不好,我理解文学不是数学,不应给人标准答案,文学答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等于阳光或五颗星星或一张驴皮,文学是写感觉,写和谐,是写瞬间的永恒,是写纵然即使,是写莳花刹那,是写火烧赤壁前月光里飞翔的那几只黑老鸹,等等。

记者:您说,文学的作用是“写缓慢、写残章、写模糊、写糊涂”。您希望这样的写作提供什么?

冯杰:答案在社会里,在生活里。庄子有一句话,大概是“道在蝼蚁”“道在稊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文学里没有人生答案,作家大都是纸上谈兵,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靠自己。

记者:在《非尔雅》中,您似乎更鲜明地“帮助”这些口语找到了自己在文化中的定位。写《非尔雅》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精准的校准?

冯杰:这些口语本来就有自己的位置。万物本有顺序,众星自有安排。我只是用文字蹩脚地来复述一遍。再狭隘归类就属于“自己小语系里的口语”。

记者:作为一个书写对象十分“中原”的作家,您最初的作品发表在新疆,后来诸多荣誉在台湾。这其中有怎样的机缘?

冯杰:文学也一样随缘,我的第一首诗在新疆发表,第一部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在台湾出版。从地理上计算两地和河南都很远,有南辕北辙之感。彼岸的认同感也许是在同一个国度里,他们看到的异乡情怀里有陌生感。他们感觉到的熟悉感也许是,从中看到了中华文化传统里还有人保持遣词造句的余韵。

记者:这么多年,您觉得书写改变了自己的什么?

冯杰:我小时候同外祖父母生活在豫北滑县,长大跟随父母在豫北长垣。从事专业创作前我来自中国三大厨师之乡,出烹饪大师,我的很多朋友会打烧饼、烧鲤鱼,名扬烹饪界,我没有这些精湛手艺,开始写文章。但这也是另一种手艺,这么多年,把我改变得不能打烧饼了,只能写作。

记者:您喜欢的作家都有谁?您的目标是谁?

冯杰:譬如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在边境线脖子上挂着墨水瓶边走边写,他给我一种对文学执著的态度;譬如写长篇《四世同堂》的作家老舍,百万字都是毛笔小楷,里面对文字保持书卷气息的那种手工感;譬如写了一生只有一本诗集的诗人痖弦,他对诗意的提炼,文字意象的严谨和挑剔感,等等,都是我所敬意,这些先辈都是我文学的榜样。

至于文学目标也不是自己想就能达到,天分、机缘、时代背景,都需加入掺和。能写只管写,把下一个句子写好。我没有目标。写作还有点像流行感冒和人来疯,趁来了趁现在有兴趣,抓紧时间写。现在更多行政事务让我还是一个业余作家状态。我最羡慕的文人是陶渊明,他是我的偶像,想不为五斗米折腰就不折腰,就回家种地,养鸡放羊;但我不能,首先我家里没地,其次没羊,再次是腰椎间盘突出,只能是想一下,纸上矫情两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