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
时光跨进2021年的门槛，冰雪和寒潮汹涌而至，几十年罕见。沂蒙山区寒风呼啸、冰天雪地，山川河流、田野树木银装素裹，村庄上空偶尔飘出一缕炊烟，是如此清晰和温暖。
我乘高铁到离我们村五华里的厉家寨站，站上人不多，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检查依然很严格，戴口罩、测体温、亮绿码。
在我们村,老少爷们遇到头疼脑热，包括患上疑难杂症，会首先去找村医。
我们村的村医，曾是“赤脚医生” ，今年刚过60岁，我虽然当过他的高中老师，可论辈分我得叫他爷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为解农村医疗卫生之急,各村配备未经正规医疗训练但掌握一定医疗技术、本地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有个接地气的名字叫“赤脚医生” 。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教书时，还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也自学了一点皮毛的医务知识。
去年清明节，我回村祭祖。正巧村医在参与村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他告诉我：“我现在负责附近的四个村庄的防疫，还挺忙活！ ”言谈中透出辛苦的成就感。我笑着说：“疫情防控，你也有一功呀！ ”
说实话，“赤脚医生”并不好当，老百姓头疼脑热什么病都得懂一点，无论刮风下雨、深更半夜，得随叫随到，绝不能延误。即使大年三十，一家人正关门吃饺子，若有人生病，也要放下饭碗出诊。村民们朴实醇厚，与村医关系处得亲近，村医像“保护神” ，用心呵护着我们村和周边村老少爷们的健康。
我没有见过我们村的村医穿白大褂。他的衣着，和村里老少爷们没区别,与乡亲们知根知底，彼此信任。他的医疗器械也很简单，似乎只有一个印有红“十”字图案的药箱，里面有听诊器、温度表、铝皮盒装着的针管、针头和部分应急的药品等。每一次出诊，他都背着这几样家什。我记得小时候好像人们都不怎么看病，感冒发烧了，喝碗姜汤，挺挺也就好了，也可能是怕那明晃晃的针头吧。
记得有一次我娘发高烧，实在挺不过去，我急忙请来了村医。他量体温、听诊，叮嘱我找来暖水瓶，把针头和针管放到干净的饭碗里，用开水烫泡几分钟，算是消了毒。接着，掀开药箱盖,取出了两支“氨基比林” ，啪、啪敲开，吸进针管，很快就打上针了。
我娘晚年曾一度体弱多病。我也带着她看过几个大医院，可娘内心深处，还是最信赖村医。记得在县医院住院时得了“蛇缠腰” （带状疱疹） ，因免疫力下降，治疗效果不理想。娘要求村医来治，正规医院不敢用土医生、土方子。最后，我们尊重娘的选择，做通医院工作，请村医专程跑了一趟。说来神奇，还真的很快好了，娘高兴地说：“院士和村医看病，最管用。 ”
我们那个小村人少地薄，民风纯朴，生活宁静。村里人连大点声说话都觉得突兀，在外工作久了，回村说话更不能变腔改调，否则，会被戳脊梁骨。
父母离世后，我依然喜欢回老家走走、看看，每年清明和腊月底，也会争取回老家祭祖。望着自家宅院、菜园和熟悉的树木庄稼……心里既坦然又茫然，既踏实又飘忽无依。我对乡村和农民命运的担忧，是不是就是流行的思乡病？
村里没有诊室，村医的家就是。他家那四间屋，既是一家人的安乐窝，又是他给人看病、治病、抚慰心灵的场所，大门经常“吱呦”“吱呦”地响。
那天，他放下肩头的药箱，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最近疫情防控又紧了。村医是个良心差，我干了一辈子。我知道这差事的分量，人命关天，不敢马虎，也不会马虎！ ”“通过帮村里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配合做消毒和检测，又长了不少见识”“平常无论谁的电话、什么时间打电话，都得赶快接，不敢耽误。 ”
我们村百来户人家，村子小，彼此都熟悉。病人不少，“穷”是病根。他高兴地告诉我：“自从有了医保政策，医药费国家扛了大头，乡亲们也重视健康了，看病不像过去那么‘抠’了，该住院都去住院了。重农活少了，得病的人也少了，但好像有心病的人多了。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有位慈眉善目的老中医曾告诉我：“任何药物，如果没有‘爱’作‘引子’ ，都不可能有疗效。医病容易，医心难呀。 ”
村医又说：“身上的病大都有药可治。心病是百病源，心上的病看不透，不好治！ ”
我们又聊到他上高中时的事，问他：“你说鲁迅当年为什么弃医从文？是不是想去治这种病？ ”
他笑着说：“哈哈，这么深的问题，我说不明白，这得听老师你的！ ”
我说：“人心是肉长的，柔软，热乎，烫人。甭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重在调养。 ”
各家责任田和菜园里的庄稼、茶叶、中草药和蔬菜被雪覆盖了，偶尔能透出绿色，虽说少了病虫害，但却是一场考验。清晨，悠长的鸡鸣声、浑厚的狗叫声和发动汽车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子的寂静和我的梦，农家地道的饭菜香，又浸润温暖着我的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