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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闻一多和华罗庚同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1941年，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他们寄居在昆明北郊距城十几里的陈家营杨家宅院同一屋檐下，隔帘而居（两家当中没有隔墙，仅用一块布帘相隔），结下了深厚情谊。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下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的那段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4年夏，昆明物价飞涨，闻一多生活窘迫，为弥补薪水不足，他先是在中学兼课，后来又挂牌治印，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期间，他曾给华罗庚刻了3枚姓名章，其中一枚“华罗庚印”的印章上，另用刻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一段边款，饶有韵味：“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60余字，幽默风趣，以谐写庄，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表达了闻一多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

闻一多送给华罗庚的这方印章及其边款铭文，情深意长，显露了他们特殊的友情，华罗庚因此铭记于心，难以忘怀。30多年后的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