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蒋方舟 和唯一知道书名为什么这么长的人一起聊天
当我把时间拉长至没有尽头，把当下编织进历史、神话、未来中，那个庞大而模糊的现实忽然变得清晰而渺小。这个过于熟悉的世界重新让我感到新奇，如同在夜晚散步无意中抬头看到满天繁星在兀自闪耀。
——蒋方舟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 是蒋方舟的新作，收录了四个故事，它们发生在遥远的宇宙和不明的时代，充满幻想色彩又让人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一颗名为“南十字星”的星球贯穿全书，它是星际漫游客，收藏宇宙间的各种奇观。
在文字中蒋方舟寄托了自己对爱情、孤独、时间和记忆等永恒主题的理解。她希望提供一种全新的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和生活的方式。
不过，四个故事对读者给出了较高的阅读门槛。贯穿在小说内部的宇宙与天体、理智与情感，会让读者有一种陌生感——这是我们熟悉的蒋方舟吗？面对这个包含了19个汉字的超长书名以及莫比乌斯环一样的封面设计，读者或许会同样有好奇：作者想要在这迷雾中为我们讲述什么？
新书发布之际，我们与蒋方舟聊了聊。
蒋方舟，青年作家。第七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得主，首届朱自清散文奖得主，“亚洲书店论坛”年度青年作家得主。作品《东京一年》入选日本《新闻周刊》“了解世界的40本书”。已出版《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东京一年》《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
你看到一个和我们有点像 但你又觉得有点陌生的世界
问：新书名字叫《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样四个故事？
蒋方舟：二三月份的时候，大家对生活都有一种不确定感。跟身边很多写作的朋友交流，大家都说每天不断刷手机，等待一个拐点，期待疫情就要结束、生活就要恢复正常、可以去上班了……但每天开始疯狂刷新闻之后，你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家转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相互渲染这样的情绪，大家都会觉得要被这些资讯吞噬了。身在其中还有一种特别不真切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从屏幕里面去了解现实。当我们感叹这个新闻太悲惨了，准备要划掉看下一条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划到一个搞笑的小视频、一个喜剧或者脱口秀的卡段。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情绪真切地隔阂在一个特别模糊的地带当中。
问：如何把这种感觉放置到小说里呢？
蒋方舟：书的第二篇故事，也就是《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我想写的是一个推想小说。故事也许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欧小国，讲述女主人公所在的世界经历了大型瘟疫之后，各个国家开始封锁和隔离，就像星星不再发光一样。小说是在悲观的背景下预想了一个世界。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还有另一条宇宙的线索作为对照。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天文学家，她在看星星的时候，给她的儿子编出一个星星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的对应。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当中的距离感。我觉得人们通过手机看到真实发生的悲欢离合和世界变化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很强的隔阂感。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以遥远的星球和时空的距离来开展我的小说。
问：能不能先讲讲什么是推想小说？
蒋方舟：这是我这次写作的一个尝试。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讲这个世界未曾发生的历史，平行时空里的未来。其实非常简单，它可以由两个问句组成，第一个问句是“如果这个世界变成某种样子，那我们会怎么样？”第二个问句是“如果我们设想的这种世界继续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
在推想小说里面，你不会看到人都移居在火星上，或者一瞬间人都把意识上传到云端这种非常科技的东西。你看到的是一个和我们有点像，但你又觉得有点陌生的世界。其实这一类小说给了我们一种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种共情的能力，我们代入到这个人的视角当中，我们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会去想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问：推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
蒋方舟：很多科幻小说是以现在为起点，设想未来多少年发生的故事。而推想小说往往是先设置一个过去，再从这个设置出的过去去推想一个未来——这个过去很可能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它跟现实就有了一种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关系。
世间的事总是这么孤独 但是没关系
问：《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19个字真是好长的书名。是什么启发到你起了这么长的书名？
蒋方舟：写这个小说的另一个源起，是我当时看到了费曼的一个故事，《费曼物理学讲义》里讲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一个叫做爱丁顿的科学家，有一天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星星会发光是因为星球内部的聚变反应。他当天就约他的女朋友散步，女朋友说你看星星真漂亮！天文学家说你现在就在跟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他女朋友笑笑，也没有什么反应，这件事就过去了。于是，费曼说，世间的事总是这么孤独，但是没关系。
我当时特别被这个故事打动。我们小时候，每个人看到星星发光时都会问这个问题，星星为什么会发光？但每个人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星星发光是为了找到彼此。我设想，如果有一天跟一个人在星空下散步，我说出这个答案，他也可能会满脸尴尬。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可能经常很困难，但是并没有关系。这个故事里人对孤独都是非常坦然的，我也非常想描述一个时代变迁当中非常孤独，但是对孤独又非常坦然的人。
问：“孤独又坦然”可能是一个很难的状态。现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发朋友圈相互点赞，其实是为了抵抗孤独。
蒋方舟：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复杂的词，有很多种意义。比如说物理状态下的独自生活；也有身处在亲密关系中的孤独，比如和男朋友、女朋友同居，或和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难以沟通，这也是一种孤独。当你并不和其他人共享一个空间，只能自己呆在一个隔离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是那么让你恐惧。我觉得面对孤独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人在很多时候会期待孤独，期待自己待着，别人不要来烦我；有时候人又会因为这种孤独而难过，或自怨自艾。
问：你如何与孤独相处？
蒋方舟：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孤独，看书写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愉悦。我觉得很少有人在工作的时候觉得特别孤独，因为你是有事在做的。
问：你之前说2020年你很少上网，这是你刻意保持的生活状态吗？
蒋方舟：其实从一月份开始，我真的挺少上网的。现在是出了新书，需要集中营业才开始上网。
问：不上网让你的生活失去了什么吗？
蒋方舟：人不太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因为所谓“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你只是经历你正在经历的生活。
反正到目前为止得到的都是满足感和收获。对我来说，通过写作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心神和心智就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干扰。尤其是我现在也没有在媒体工作了，追踪热点、社会议题和公共情绪不再是工作，真是一个挺大的解脱。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只把自己的事想好，再去关心别的事情，大家的心态可能都会好一点。
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懦弱 也看到人性的闪光
问：说回到小说，这本书里的四个故事都有物理学、天文学的影子，包括用“南十字星”来贯穿四个故事。为什么用这样很遥远的概念构思自己的小说？
蒋方舟：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真实的问题其实是自然科学提出来的，比如时间是什么？距离是什么？星星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我觉得文学也好、自然学科也好，回应的都是人类特别原始的一种好奇心，让我们用各种奇妙的假想去解释那些我们熟悉而陌生的事物。
问：小说中，宇宙天体运行的规律、与人性的理智情感都交织在一起。今天我们被自然学科生产出来的理性环绕，你如何看待技术理性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
蒋方舟：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也想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决定我们生活的到最后还是人性，技术其实某种程度上取代不了人性。就像我原来一个朋友他跟我聊一个事情，他说现在有些国家在实践一种所谓用AI做法律的裁决。因为人们觉得人会有偏见，会受情绪的影响，而AI不会受这个影响，可以随时做一些判决，感觉很公正。我朋友说，但是AI大数据算不出一件事，算不出这个人有没有悔改之心。就是它可以通过他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去推断出他行为的动机，但是它推测不出他未来是不是有悔改之心。很多时候这种东西你必须看着另外一个人的眼睛，然后做一个特别主观、赌博式的决定。我觉得这就是人心可贵，没有办法被技术所主宰。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懦弱，也看到人性的闪光。
问：第四篇小说《边境来了陌生人》是关于不平等和永生的话题，怎么想到为这样的主题写一个故事？
蒋方舟：2018年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讲基因编辑。有一位叫贺建奎的教授为了治疗艾滋病，在生物医疗技术上使用到了基因编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因为基因编辑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技术——可以通过基因编辑，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或者地球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我当时跟一个生物基因学学者去聊这件事，他说在外国有很多有权势的人，很早就在做基因选择了。他们在小孩出生前就通过基因选择决定小孩的身高、肤色、眼睛的颜色，甚至他们的长寿基因等等。听到这些我觉得非常震撼。当我们还在讨论教育内卷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在那么早的时候所谓不平等就已经被决定了。
所以我就想在小说中设想一个永生的模型。永生在很多科幻作品中都存在过，但是，在这类作品里面有一个漏洞——可能一瞬间所有人都享受了永生，然后人们的意识都上传到云，或者全部可以停止衰老了等等。我这个故事中的社会模型里，永生是有一定顺序的，是一些人先能比我们多活三十岁、五十岁等等。
在这样的设定下，我继续想象在这样一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冲突。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外发生的“black lives matter”事件和法国的“黄马甲事件”。
我当时有一种感触，我们的物质文明、技术文明进步了那么多，但其实人的对于不平等的愤怒仍可以像一把火一样，把所有这些技术文明搭建起来的堡垒都烧掉。人还是非常的脆弱，社会冲突还是会以一种非常激烈、原始、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我在最后一篇小说中所探讨的核心话题。
就像是一个孤独的召唤一样 发出一次在星空下散步的邀约
问：感觉这本书有挺高的阅读门槛。
蒋方舟：嗯，是一本稍微有点烧脑的小说。包括最后一篇故事用的是非常经典的《十日谈》结构——每个人不断地讲故事，但其实每个人的故事是有破绽的，到最后你才能拼出一个真实图景。其实我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太难，因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会发现，一个好故事只有一种讲述方式。如果降低难度或者太考虑读者，我觉得是不太诚实的做法。对写作者来说，考虑得太多就什么也写不了。
问：前几天也和朋友讨论到小说的门槛。今天读者有大量的东西可供阅读，包括情绪很直接的短视频。这样的状况下，小说会不会处在一个有点尴尬的位置，因为小说不够快，又有门槛要求，对读者来说是有挑战的？
蒋方舟：我觉得这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当我们身处大量10秒把一件事说清楚的媒介之中，对长文章和有深度内容的理解力会下降，在世界范围内可能确实是这样。比如像《经济学人》杂志，800—1000字的文章，现在来看你会发现这文章好长。
另一方面，是小说能不能被取代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受，可能一些乡土文学并没有一个农民直接拍出的一个短视频来得更直接、生动和有力度。但我在想，作为写作者应该想的是，怎么去创造出一种只有文学才能表达的东西。创造一种不可被替代的叙述，而不是觉得类似“这届读者不行”“这届观众不行”“这届读者不配看我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写作者不应该有的一种自大吧。
问：可能对读者和作者来说，两边都需要调整心态。
蒋方舟：对，我觉得也需要读者有耐心、有善意和有好奇心去看小说。我觉得这个要求说高也高，说低也低。但是读者至少能够带着一种不那么容易被冒犯的心态去看文学作品，那样会收获更多。
我和很多人交流，有说文本的东西我不懂，它就是不好的；或者文本里提了一个人名我不知道，就觉得作者是在羞辱我。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看书还是看文化节目的时候，都能够心态放得更平和、更开放一些。你除了是一个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以外，也是跟作者交流的一个对象。如果大家的心态都能够放得更平和一些，或许会更好。
问：对读者的回应有什么期待吗？
蒋方舟：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不确定这本书能不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但我觉得还是要写下来。就像是一个孤独的召唤一样，故事也许能够得到回应，也许得不到回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发出一次在星空下散步的邀约。
得到回应的瞬间未必在此时此刻。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某一个书架上，会有读者看到其中的故事，会有读者回应其中的孤独，会有读者回忆起来离我们并不遥远的2020年。
当你从生活中找不到鲜活的例子 也许可以试试用显微镜看一个草履虫
问：有时候喜欢文学、想尝试写作的读者，会发现自己缺乏素材或者鲜活生动的例子。你会建议读者从哪些地方开始尝试？
蒋方舟：其实我也是一个缺乏生活经验的人。之前在写一个小说，后来觉得写得很不好，甚至不敢拿出来发表，因为我发现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小说里涉及到一个人买菜要讨价还价，我发现我不会讨价还价，我买任何东西都不跟人讨价还价，所以写下来的讨价还价觉得很假。
以前我的写作是向内看。当我缺乏生活经验的时候，我就看我自己，观察我自己，解剖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找到写作题材的一种方式。而写这本书时，我找到是向外看——我设想一个不存在的年代、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说要写身边的事情，我觉得未必如此。我看到很多比如科学家，有时候他们小说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把头脑里科学的故事移植到自己的写作上。包括像刘慈欣老师，他也不是一个非常专职的作家。他之前在发电站工作，每天去看星星，这个东西给了他无限的灵感。
所以当你从生活中找不到鲜活的例子，也许你用显微镜看一个草履虫时，你会发现它带给你新的写作灵感。
问：谈到阅读，你是很有经验的资深读者，知道如何寻找到你想看的书。但是绝大多数读者走进书店或在“网络大促”的时候会很迷茫，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书。你有什么建议？
蒋方舟：我觉得需要找到介入书的媒介。比如村上春树就是特别好的媒介，我看很多的作家都是因为村上春树说喜欢他。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但他推荐的很多作家，比如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等等，我都是看村上春树说他特别好，我就去看看。这是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出现过的一种现象。
现在很多在做读书节目的人，各个领域做文化产品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关键是你要对这个人信任，然后可能就对他阅读的品位、阅读的选择会有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