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农历十月底的某天，姥姥带着二舅和四姨坐上了从临沂去济南的长途大巴，他们要从济南换乘午夜的列车，赶赴千里之外，滴水成冰的“金色鱼滩”。

济南汽车站距火车站有三公里，我始终没问过他们（姥姥已经不在了）当年是如何找到火车站的，走路还是坐车？坐车的话，是公交吗？他们如何在偌大省城找到那辆公交车的？他们内心是被陌生世界的新鲜感鼓荡还是充满焦虑与惶恐？有没有哭闹，有没有不配合，有没有调头回家的刹那转念？

当时，二舅八岁，四姨十一岁。

比这更早的时候，1980年或1979年秋，姥爷带着三姨兜兜转转从临沂到济南再到哈尔滨尚志和亚布力。其间，他们在砖厂脱过坯，在林场伐过树，在豆腐坊磨过豆腐，甚至几乎沦为乞丐，最终又颠沛流离去了三江平原，投靠一位本家，就此落地生根。

二十岁那年春天，我从济南乘1394次列车踏着祖辈往来穿梭过无数次的路途北上，那时，1394是北上者唯一的选择。农民、打渔的、小贩、扒手、皮条客、黑道成员和妓女，塞满车厢，如逃难的沙丁鱼，车子破败、拥挤、窒闷，甚至没有一个转身的空隙，我被挤压在靠近厕所的过道里，空气似是颗粒状，你能感觉到有毛茸茸的东西滑进气管，这种地方你不可能有心思吃喝，胃肠也很知趣，死了一般蛰伏，人体进入低耗模式，瞌睡成为常态，我夹在两个男人中间，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夹在所有人中间，站着睡去，朦胧中，呼噜连成一片，我听到有人啜泣，有人在说梦话，另一边有人肆无忌惮磨牙，扒手用刀片划开谁的人造革面行李包，风拍打着车窗，大平原如同赤裸的男人胸膛，渺远的白桦林，乌鸦，地平线上零星几点灯火，一头发呆的牛，或者驴，隔着人头我无法看得真切，也可能，这画面早被时光篡改，许是我从某次画展上看到的油画，被记忆强行收编。那些转瞬即逝，终生不会交集的陌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姥爷、三姨、姥姥、二舅、四姨、二姨，甚至是后来的我大舅，我哥，我爸，我妈，以及那些更为久远，闯关东时代的老乡，他们扶老携幼连衽成帷，穿过大江大河，越过山海关，如同一把粟米，撒向莽莽苍苍的北大荒。这些北上的画面总是和我的北去经验相互交叠，杂沓如多次曝光的胶片，斑驳如泡桐叶子用间隙筛选的光，扎在我心内某处，让我不知所措。

2017年冬，我再次踏上北去的车，仍是1394次，车况和当年早已如隔天壤。这一年，二舅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渔民生涯，改行去做别的。之前他也有过短暂改行，最终还是重回江里驾着他的船，撒着他的网，网着他的鱼，风里来雨里去。在江里的这些年，他无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耳闻目睹过渔民的各种不幸：疲劳作业掉江里淹死的，被浪打翻船淹死的，莫名其妙跳江里淹死的，大冬天掉冰窟窿里淹死的，被快艇撞翻船淹死的……灾难如同仓惶出逃的鱼群，逮谁是谁。

二十岁那年春天，不，也许更早，早在父母拆开从东北寄来的信的时刻，早在我知道了东北那个方位，并知道了那方位不只是方位，还有爱、亲人、倔强的生命力与梦。被对远方的浪漫想象饲育的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心底生长，这过程是迟缓的，但，父辈们的故事始终在那个地方等我。

《越界》自然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当一位作者说他某部作品是真人真事改编的时候，似乎是在用现实的真实来强调自己叙事的权威，某种程度上会将他的创作指向虚构的无能，实际上，我曾尝试写过非虚构，这一尝试的结果却让我变成坚定的“虚构主义者”，我无法忍受被限制了腾挪的想象，不管那想象力多么贫乏，我都愿意它们像鸽群一样在什么地方飞着。

在真实的故事里，妻子被掳走后，丈夫独自驾船离开，并于约定时间去接妻子，据说第二天妻子死在了医院，也有说死在去医院路上的。我常常想，假如我是那位丈夫的话，该怎么办？假如我舅、我父亲、我姨夫是那位丈夫，他们该怎么办？对抗？对抗的了吗？在江中，一个普通个体的死亡并不会比小说中那条大鱼掀起的风浪更大。遗憾的是，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黄瘸子”，或者说，在这个浪漫性被功利主义替代、鸡零狗碎人人自保的时代，“黄瘸子”早已被弃如敝履。小说里一拍即合的营救、硬汉、倔强、不屈，与其说是我的浪漫想象毋宁说是一种渴盼，渴盼一个英雄的他者横空出世，并用平庸为我的罪责开脱，这种对他者单相思式的意淫，最终会被现实重重抽来的耳光击碎，正如同那条飞得越高跌得越重的大鱼。信与不信、建立与破坏、繁华奢靡与骷颅头，它们相爱相杀。

在前面几稿中，我用很明确的文字暗示了那位妻子的死亡，定稿前我将那部分删掉了。除了小说内部空间的考量，更多还是内心的某种不忍——我希望她仍健在，只是，这样的话她必须得去面对婚姻以最惨烈的形式轰塌的可能，也许，这将会是我在别的小说中表现的主题。创作《越界》花了我大概一周时间，修改却是场漫长的坚辛，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我庆幸这种迟缓和延宕，可以在更长一个时间段里注目、审视与思考。

如同那些为了讨生活而辗转的父辈一样，《越界》遭过多次拒绝，我但愿那些遭拒的原因是我写作本身的技术缺陷所致，而不是其他非文学力量的干预。最后，感谢《花城》杂志社的所有老师，让这篇小说有了一块栖身之所，尤其要感谢朱燕玲和许泽红两位老师对我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