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关于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研究文章中,大都把其精神谱系追踪到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写作传统。两者在本质上都是转型期的文学形式和写作变革的标志。“每天的现实变得甚至比最好的小说更离奇动人”。这一论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中也颇为常见,社会问题不断混淆着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真实的区别,“小说已死”的论调再起,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衰落,习见的写作方法处于转变和试验的时期。杜鲁门·卡波特非虚构小说《冷血》、诺曼·梅勒“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的《夜晚的军队》、汤姆·沃尔夫新新闻报道《电冷却器酸性试验》成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寻找到了一种比现实主义小说更适合美国现实变动性的形式——融合了小说、自白自传和新闻报道,将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主角,以时代道德困境的目击者和角色出现,重视写作者们即刻的感想、观察,以一种坦白的方式卷入事件事实。这些作品借鉴了现实主义小说中戏剧场景描写,充分记录人物的对话和情形细节,意识到观察角度的重要性,多视角介入增强了作品的理智维度,内心独白、具有整合性的典型人物性格塑造等表达方式,极大地扩展了原来文学的表达空间。严肃文学和新闻写作的常规手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家们深度卷入了当代历史和现实,二者以一种奇妙的反应结合在一起。

讨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国内实践和提倡一般也难以避免提到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设置,对国内非虚构写作的发展和推动起到重要作用。其发起的宗旨是,以“吾乡吾土”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要求作者对真实的忠诚,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我在《村庄里的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中的返乡文学》一文中,把非虚构文学的新颖性和吸引力,放置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乡村书写的实践中做过一个对比。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三农”问题专家、学者写作的有针对性的专著,诸如陈桂隶、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吴飞《浮生取义》等,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今天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呈现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养老、留守儿童,乡村教育,情感和精神的困顿等,这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的症候之体现。非虚构作品大都汲取了这些社会学研究成果,大量生活细节的呈现,真实可靠的故事,经过选择的人物形象,组合成以强大现实感和共鸣感为特征的表达方式。

除了以上两个非虚构写作常见的文化资源和参照点之外,外国作家以异邦客的身份,以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日常生活为写作对象的非虚构写作,也值得我们深度关注和讨论。在他者的目光和非虚构聚焦之下,中国经验和国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肌理,他们如何讲述和编织中国故事,对中国作家是有益的参考。本文选择了有相似写作背景的三位作家,他们是国际上书写中国的重要作家,在19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有非虚构写作的专业训练和职业素养,也有长期中国生活的经历,并以此为题材撰写他们眼中转型期的“中国故事”。三位作家是写出“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的何伟(Peter Hessler)、出版《再见,老北京》《东北游记》的梅英东(Michael Meyer)和在上海撰写《长乐路》的史明智(Rob Schmitz)。

一

三位写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和平队是1961年由美国政府根据10924号行政令组建的美国国务院内的永久性联邦机构。和在1970年代遇到瓶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代尽力拓宽和平队在教育和农业领域的活动,且加强了计算机常识和商业方面的教育。1990年代随着和平队在中东等地的实施,和平队的志愿者和资助便随之增加,三位写作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正处于发展和转型时期的中国。和平队的宗旨是通过和平队的活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友谊,给对其感兴趣的国家与地区派遣有知识的、年轻的男女志愿者,其目的是:“第一,有助于满足对其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对训练有素人员的需求;第二,有助于促进受援国对美国人更好地理解;第三,有助于促进美国人对其他国家人民更好地理解。”他们所代表的第一世界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友谊和援助,所以他们在观察中国社会生活时,除了异邦客因陌生和新奇而对我们惯熟的日常生活进行细致描述之外,还有一种相对的客观和共情能力。

另外,三位作家彼此之间互为读者,写作是观察、记录和理解,具有相近的文学观和写作思路:宏大叙事之下的个体故事。1996年何伟来到四川涪陵一所师专院校教书,2001年到2007年以北京为主要居住地,漫游中国的城乡。在《寻路中国》的致谢中提到“迈克尔·麦尔版主我进一步凝练了全书的焦点——而且,这么多年来,从四川到北京,有他这个志愿者伙伴与我一同旅行,真是妙不可言”。迈克尔·麦尔(梅英东)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写出反映中国城市变迁的《再会,老北京》,在《东北游记》的致谢中也感谢了何伟对书稿的阅读和意见。写《长乐路》的史明智也提及何伟在写作上对自己的“引导”,而何伟也比较看重史明智在《长乐路》里书写中国人正在进行的生活故事,那里的生活是何伟在《江城》《寻路中国》之后的延续。1996年史明智成了一名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本计划去南美洲的他出乎意料地来到了四川自贡,在四川支教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同在和平队的何伟和梅英东。这三位作家已经成为以中国为主题的非虚构创作中的重要写作者,他们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通过记录和叙述中国普通人的故事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这是非虚构文体的应有之义,也是它对其他文类值得借鉴的维度。

三位作家都把“变化”作为观察中国的关键词,而2000年左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2000年以后,中国在世纪之交基本告别百年物质短缺,经济上进入物质丰富的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共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和统筹协调的发展方针。外国人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了解的欲望,因缘际会来到中国的何伟第一部作品《江城》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96年至1998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之后,内陆小城正在开启新的发展空间,这让他开始了解中国。《寻路中国》从2001年开始记录和观察,何伟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增大……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何伟以“汽车”为写作关键词,既是观察中国基础建设的主要指标,也是作家借以行走中国的工具。《寻路中国》一部分内容是自驾出行的故事,他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像探险一样,在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国土上遇到许多人和故事,并以之作为探求未知世界的入口。《东北游记》选取的时间是2011年,“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新企业城”。梅英东独自回到荒地村居住,又经常从荒地村出发,在东北的历史和现实之间游历,考察它的前世今生,观察变化在人们心灵上的踪迹。《长乐路》里故事的发生时间以2010年为起点,以显微镜的方式观察上海一条马路上几个普通人生活中林林总总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命运的变迁,以及这种个人变化与宏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个作家都选择了从个人经验出发的非英雄叙事,在他们的作品中自我的故事也非常重要,跟早期从欧洲开始的旅行探险文学具有某种相似性,“将自己变成其叙事的主角和核心人物,采取一种史诗般的系列形式,讲述考验、挑战与不可预知事物的遭遇”。只不过他们更侧重写在故事发生时间和空间内的人类活动,讲述者与所遇到之人的互动,在场人们之间的互动。但他们“自我故事”是尽量抑制了的部分,没有发展成探险文学,主要是一种观看者的姿态,就像何伟所说:“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待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二

《寻路中国》是对中国空间的整体性扫描,从长城沿线地区的观察(自我的故事),到村庄的深描写(魏子淇一家的故事),再到对南方工厂的聚焦描写,他始终带着的是对陌生之地和人物的好奇和耐心,寻找中国发展变化的秘密。“我在三岔口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他以农民创业者众多的温州为例,扫描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几百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商界进军,他们遵循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策略,占据行业先机,创造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奇迹:中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来自温州,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产自温州。何伟选择三岔口、温州、丽水的工厂,芜湖的汽车城,分别对位了乡村城镇化、个体经济和技术创新,讲述和分析它们如何助力和参与整个中国腾飞的过程。除了空间扫描和探险性的部分之外,何伟希望了解一个个的普通人,三岔口的魏子淇一家,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详细描写过胸罩箍生产厂家的一次劳资矛盾,以场景描写的方式呈现了他们带有日常性的拉锯式解决方式。

以魏子淇一家为例,《寻路中国》提供了一个深入细致的乡村社会学分析文本。长城脚下的三岔口村本来是作家打算写作的地方,他在交往中融入了当地一个农村家庭,并且把这个家庭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何伟以明晰的时间线索详细讲述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一家的生活和故事,他们的生活和变动紧密地跟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1997年北京郊区的农民魏子淇,在城市发展遇阻回到农村。在城市打工找不到上升通道,由于学历、长相、年龄都不占优势,打工六年以后,只好回到原来居住的农村谋出路,承包土地,寻谋其他发展。1998年开始,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普通人生活中并没有太大波澜。2001年中国人口超过了12亿,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1000万辆,这是道路和汽车所标志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在这段时间内,魏子淇的孩子生病,在医院遇到的歧视和差别对待,他们的农民打扮进城遇到冷眼。妻子曹春梅在家附近的工厂流水线打工,但她感觉到对本乡本土风俗和人情的不适应。在家庭生活的日常记录中,可以看到农村的破败空心化,这一点跟很多报道、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有很多共性,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年轻人都出外打工,留下老弱病残留守乡村。2002年北京首都汽车发展势头渐强,北京居民购买了25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随着政府修路和汽车市场的发展,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启动,城市生活的触角伸展到郊区乡村中去。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为来乡村度周末的客人提供简单的餐饮服务,后来扩展成饭馆和招待所,其他农民都在冬眠的时候,他却在拼命地干活儿。魏子淇在经商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状态,开始注意衣着打扮,买了手机,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三万元,比前一年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魏子淇后来扩大生产,当选村干部,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商机。但妻子曹春梅却没有觉得自由自在过,生意成功与凋敝的乡村、乏味的精神生活形成对比,让她疲倦和空虚,期待着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周围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不是跟上帝建立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生意走上正轨后,曹春梅听到一群北京游客讨论佛教,接触到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困惑与主张。

非虚构首先是写作者的亲历和考察,有意识地走进一个问题,何伟选择了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特别重要的乡土中国的问题,即乡土如何在高速发展中转型和出现的困境。这个乡村故事完整呈现了一个京畿之地的农村家庭在国家高速发展中,由农而商的过程,也看到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及其克服,困境及其无解。魏子淇获得了阶层的跃升和物质满足,但曹春梅未经思考,便利地模仿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乡村家庭没有在吾土吾乡中获得自给自足的精神救助,只能跨越空间,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寻找和搭建意义链条,预示了发展中的乡村未来的精神困境。同样是表现转型期的中国乡土社会,梅英东于2010年住进妻子丹的老家,吉林省昌邑区孤店子镇的大荒地村,离沈阳一百多公里。四年后,他将自己旅居东北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2017年初以《东北游记》为标题发行了简体中文版。梅英东最初的写作计划是记录那些逐渐消失的中国村庄,住进大荒地村后,发现了生活的复杂和无法简单以前定想法统摄正在进行的生活,他改变了写作计划。

梅英东的《东北游记》分三条线索记叙,其一,以从冬至到大雪的一年节气为文眼,记录荒地村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其二,从荒地村本地历史出发,以作者本人的游历和观察谈东北乃至中国隐约的近现代历史;其三,记叙个人的情感和婚姻生活,谈东北农村大家庭生活的经历。梅英东站在一个外来者视角,用大量的笔墨感知老一辈东北人对土地的眷恋(三舅,三姨,三姨夫),同时以当地民营企业“东福米业”的发家史为参照,探讨中国农业社会转型的前景和隐忧。家长里短之间,他又以大荒地村为起点,乘坐火车和大巴,穿梭在东北的大小城镇,考察数百年来的历史遗迹。东北置身于中国、朝鲜、日本、美国之间的近代历史,从遗迹到书写材料,被梅英东整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丰富历史和复杂面向的东北。

“东福米业”是荒地村最显著的标志,也改变了此地的农民生活和生态。它是由村干部创办的私营企业,堪称现代中国的商业寓言。2000年,一个穷困潦倒但脑子活络的乡村司机,巧遇一位农学专家,二十二天内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农场。农学专家搞公关,跑去大连、上海、北京、西安,跟政府打交道介绍农场,经历挫折,后来获得政府拨款。适逢国家发展有机农业,东福米业抓住机遇,发展有机种植,获得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先机,成为地区农业的典型,获得了来自国家政治机构的肯定和赞誉,一举成为荒地村不可逆转的未来趋势。梅英东认为荒地村的转变预示了整个中国乡村的未来前景,“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封面语)。《东北游记》的侧重点是回答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曾担忧过什么,又期盼过什么?三姨的话特别有代表性,她说对一切变化都不高兴。

其实人呐,都不高兴新变化。他们说不高兴,其实是不肯定。没人来解释为啥有这些变化,没人能想象这对自个儿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还记得1952年那前儿,开始“互助社”,1954年,开始“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厚实1956年,“高级合作社”。都是土地集体化,让农民而不是地主来掌控土地。那时候大家高兴不?当然不高兴啦!哎呀我的妈呀。吵架啊,抱怨啊。然后怎么样了呢?生产队。然后是大跃进,接着就是打饥荒。每次改变大家都不高兴。但是不高兴的人,也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这个转变还有一个后续的时间链条,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签订十五年的租约;1993年延长到三十年;2001年,全国取消粮食统购,粮食价格放开;2006年,农业税被废除。中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一辈人心中都有朴素的安居乐业图景,而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遗产与私有经济的发展之间,社会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农业综合企业变化,农村转向公司城镇,外在世界以他们无法揣测的方式波动。梅英东记录了转型期普通人三姨的日常生活和内心反应,既有的生活记忆和生活经验让她不安,普通人还难以迅速转换轨道,她不是反对变化,相反三姨支持这一切改革,但不想搬进东福米业的公寓,想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上一代人心灵上对旧生活的怀恋和习惯,也是一代主人翁退出历史舞台的表现。

梅英东在荒地村还发现一个现象,从没在稻田里看到过孩子们的身影,他们几乎隔离于农业生产之外,种子店、东福米业的碾米机、米仓都不会近身。“父母们希望孩子能上学,将来做个白领。”学生喜欢看跟自己个人生活没有关系的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中国好声音》、电视剧等等,电视屏幕上很少出现农田的画面,文学艺术上也缺少农事诗,农业在文学艺术上是隐没无闻的画面,粮食、耕作、灭草剂、化肥等等也很少被提及。《东北游记》跟文学界异军突起的“东北叙事”在时间上大体重合,他没有书写太多颓败的景观,而是在个案文本中以外来者的眼光整合起历史、现实的活力、个人的观察高手,在东北的乡村遇见和寻找中国的未来。从孩子为代表的下一代对本地生活的疏远和脱域化,文学艺术对乡土本事的漠视来看,梅英东对东北或者说中国农村的现状也有自己的忧虑。

三

相对于何伟和梅英东的问题大于人物的写法,史明智在《长乐路》里几乎都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进行架构的。写作的缘起是为广播节目Marketplace做一个有关中国的系列,他因为居住在长乐路,就想到了从长乐路开始,拿着麦克风,走进一家店,或敲开一户住家的屋门,不谈政治或经济这类大问题,而是让人们说说自己的故事,关于他们从哪里来,经历过怎样的过去,心怀怎样的梦想。令他惊讶的是,人们丝毫不戒备他的这张西方面孔,很乐意告诉他自己的故事,一段段真实而跌宕的人生在西方听众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对于中国迅疾的改革年代,一个局外人往往能看得更清楚,“当你身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你不会感觉到这列火车有多快。但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想我知道”。《长乐路》也是关于“变化”的中国故事,作品选择了5个主要角色和4到5个次要角色,在3到4年的时间里,史明智逐渐了解到他们过去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与现在的关联: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种种选择,选择背后又是怎样的原因。冯叔和傅姨工作期间来回折腾,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到新疆,后又回上海,他们俩一直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冯叔放低身段,卖起了葱油饼,傅姨被钱迷了眼,一心想着暴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赵女士离开了家乡山东,精明地乘中国经济转型之风在长乐路上开了街角花店,她个人为家庭做出牺牲,每迈出一步都对体制有更深刻的理解,她把这份理解传递给她的儿子们,也带动了家庭地位的整体上升,后代获得了比她好很多的社会出身。

《长乐路》最打动我的一个人物特写是住在长乐路810号的CK,他跟《东北游记》中那些不事稼穑的农村孩子,《寻路中国》中的魏嘉,南方工厂里的青年工人是一代人,由于他出生于中小城市,有着童年创伤,但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工作,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和挂念,所以他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青年人形象。他每年光靠卖手风琴就能赚大约50000美元,这笔收入给了他尝试其他可能的自由,比如开一家很难赚钱的二楼三明治店,坐在窗前思考人生的意义。他们这样的青年人可以有很多形容词定语,是较早脱离体制生活的中国年轻人,是受益于中国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第一代人,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第一代人,成长在历经漫长经济冬眠期后渐渐崛起的中国,他们是中国近五十年来有机会在工作之余研究存在主义、观看独立电影、参观艺术画廊的第一代人。CK这样的文艺青年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即使喜欢中国最受欢迎的博主、最具影响力的80后韩寒,但依然持保留态度,觉得他对自己不够诚实。对教育体制和自我的问题有深刻的反思:“缺了两堂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课:创造力和爱人的能力。如果富有创造力,你会开始质疑、提问,会对事物有更深的想法。我们呢,我们的想法都很肤浅,流于表面,没法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我们从学校毕业,自私,不懂得爱人,只在乎自己。我们都一样,自私而又肤浅。”他们把这些新的观念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调整他们的价值体系,站在新鲜的、通常也是全球化的视角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种种决定。冯叔、傅姨、赵女士都有值得尊重的坚持、努力和幻想,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改变自己的人生,CK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生活宽度已经超越了生计的范畴,他的思考和设想,让我们对下一代中国人充满期待。

本文选择《寻路中国》《东北游记》《长乐路》三个文本,事实上有一个空间逐步缩小的序列,从宏观的城乡中国到一个特殊的地域,再到一个城市的街道,但其实三部作品却关注同样的主题:21世纪以来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故事,他们在想什么等等,是带着显明的外来视角的观察记录。外来者视角,在他者的注视下,本土生活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滤镜效果,对比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反而这些作家看到的是一种“积极面”:中国人的速度、活力和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寻路中国》并没有把在魏子淇一家身上体现出的阶层矛盾、差异风景化,把侧重点放在他们的发展和变化上,工厂里的劳资矛盾也是放在民间伦理的解决方式上;《东北游记》中的土地流转问题也不是核心,而将焦点放在自己亲人们的日常反应上,并没有把这种中国社会矛盾的痛点戏剧化,梅英东借助本地人提出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是刚刚好的生活?这跟非虚构写作经常选择的多种视角密切相关,《寻路中国》《东北游记》《长乐路》都是选取了并行不悖的几种视角,彼此参差的映照中,让我们无法简单地去认知世界,而是开启了一种更宏阔的视野带领读者去了解。这三本书都是向外国读者讲述中国,需要告诉他们的读者明确的政治、商业、历史和科学类的信息,但为了防止信息带来的壅塞和迟滞,写作者以自己的观察和参与,精心组织了有时间序列和核心意义的中国故事,他们也都在借助故事探索人类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

如果我们观察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验和文学呈现,在中国当代小说和非虚构写作之外,还需要异邦客非虚构这一他者的视野。外来者本身所具备的因陌生而产生的细致和耐心,使他们有别于本土作家的习焉不察,这对于文学表达来说是一种先天的优势。他们外在于本土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权力结构,以自身的社会游历为主导,是一种沉浸式的社会实践,在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彼此观念的互化,比如何伟在三岔口获得了像家的感觉,调动自己的一切资源救治魏嘉,在普通民众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中,他始终站在魏嘉一家这边,在他们身上释放和承载了个人情感。他们所书写的主体在场的故事,以问题为主导的观察记录,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结论为旨归,因为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长期相处,在作品中经常呈现一般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趣味性、日常性和传奇性,中国人与外国人相处的细故和日常,让读者对非虚构文体不断延伸的边界充满期望,故事是关注和理解,也是探索和寻找,他者目光下也有自己忘却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