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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松”到“牡丹”
来源:北京晚报 | 毕淑敏  2020年12月22日06:06

早年间,学生们用的铅笔盒都是铁皮打的,盒盖正面印有各色图案。我的第一个铅笔盒上印着“武松打虎”,估计是入学前,父亲或母亲急慌去商店买来给我备用,并未想到精心挑个女孩喜欢的图案。从第一眼,我就觉得这幅画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枯干松树、趴在地上惨兮兮的老虎和一个正在挥拳头的邋里邋遢的古代男子,毫无美感。

铁铅笔盒的好处是外形扁平,盛放简单的铅笔、尺子、橡皮等,空间足够,搁在书包里如同受气包,躲犄角旮旯不占地方;缺点是打开时铁器碰撞,噼啪作响,聒噪不已。单个铅笔盒的开阖已是小灾,到放学时,全班五十个同学的铅笔盒扎堆齐奏,嘈杂声能把人逼疯。若是谁的铅笔盒被摔过,不那么严丝合缝了,还要在关闭时用掌心猛地朝盒盖一砸,那声音,闻之寒毛陡立。

除了声音刺耳,铁铅笔盒上的画也很脆弱,不耐磨损,用不了几天,印铁表面的画层便模糊发白,再过些时日,画会一块块脱落干净,露出亮光光、明晃晃的底色。若如此,也能将就,把铁皮当个不合格的镜子便好。然而事态继续恶化,铁铅笔盒很快锈蚀,不仅画丧失殆尽,连基本的体面也无法保持。它一路破败,晚节尽失,最后蜕变成锈迹斑斑的烂铁匣。

我并没有亲睹“武松打虎”覆灭的全过程,“和平牡丹”救了我。

“和平牡丹”是谁?

它也是一幅印在铅笔盒上的画,不知出自谁的大手笔,以一个小学生的幼稚眼光来看,比略带杀气的“武松打虎”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实事求是说,起初我蛮喜欢“和平牡丹”的。

那时我孤陋寡闻,没见过倾国倾城、盛世美颜的牡丹,更难堪的是,我不认识牡丹的“牡”字。因为画上的字龙飞凤舞,“牡”写得近乎于“壮”,我会恶作剧地把它称作“和平壮丹”。

无论是“壮丹”还是“牡丹”,这个铅笔盒不是买的,而是我自力更生挣出来的——从一年级起,我就当上了三好学生。三好学生的奖品,就是“和平牡丹”。

在我的小学生涯里(先在北京市建设小学,后来小学拆分,我进入北京市前进小学),共计十二个学期,均忝列三好学生。三好学生的奖品,一直是“和平牡丹”。这件事的直接后果——除了“武松打虎”,我小学期间从未用过其他图案的铅笔盒,就连我的弟弟妹妹,也一律用“和平牡丹”装文具。如果我们一起做作业,很容易发生拿错铅笔盒的事故,只有打开盒盖,根据内容物的不同,才能判定其归属。

记得我曾鼓起勇气小声跟妈妈说:“我能换个新铅笔盒吗?”

妈妈不解:“你的铅笔盒不能用了吗?”

我吞吞吐吐道:“能用……”

妈妈说:“那为什么还要换个新铅笔盒?”

我实在不敢暴露对“和平牡丹”的嫌弃,只说铅笔盒的盖子不好用,上课时要么打不开,要么关不上。

我说的是实话。小小年纪,我竟无师自通领悟了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的感悟——要么不说话,要说说真话。不过,我对妈妈打了“小埋伏”,铅笔盒固然有毛病,并没有严重到报废的地步。

其他同学的铅笔,都是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提前帮助削好放入铅笔盒的,我从未享受过此等待遇。父母太忙,铅笔都是我自己削的,虽然指肚上的皮一次次被剐削出血,也不怨怼哭泣。我会很熟练地撕一小块卫生纸将血指缠住,待血止后继续削笔。小小的卫生纸片,随着手的动作,如降兵的旗帜垂挂飘摇。

妈妈思忖片刻,可能想到我从未主动要过东西,宽宏大量道:“给你一个新铅笔盒。”

我满怀期望地看着她,直到“和平牡丹”再次出现。

我忙说:“我不要新的了……那个旧的,还能用。”

上四年级时,某次帮老师到学校库房搬教具,我看到角落里有几个大纸箱,纸箱上印有“和平牡丹”的字样。那一刻,我万念俱灰——我不可能不当三好学生,如果奖品永远是“和平牡丹”,那么我的小学生涯,拢共将会得到十二个“和平牡丹”。

绝望。

此刻,我要向我的弟弟妹妹深深道歉,他们上学的时候,也一定渴望得到更好图案的铅笔盒。千篇一律的“牡丹”,恐怕连带让他们对“和平”心存距离。

我至今不晓得学校为什么会储存那么多的“和平牡丹”?是否校长的亲戚是开印铁制罐厂的?还是教导主任或总务科长的家眷中有杂货铺的掌柜?

有时我会想,即使我已近古稀之年,也该买几个崭新的铁铅笔盒送给弟弟妹妹,以补偿他们的童年,毕竟我曾剥夺了他们使用更中意铁铅笔盒的自由。当然,我还要挑个心仪的图案,送自己一个美丽的铁铅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