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当好伟大时代的“书记员”
花不开：柳老师，据我了解，您三十五岁出版的《突出重围》红遍大江南北，走向世界。四十岁凭着《英雄时代》摘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您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毕业的，为什么之后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呢？
柳建伟：我算不上科班出身，也不是从小立志要当作家的。在上大学之前，我没看过多少书，也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外婆。小时候最早接触的小说是《烈火金钢》和《金瓶梅》，是“文革”时期我舅爷捡破烂捡回的两本小说，封皮也破了，内容是影印的，当时都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小说，后来才知道是《金瓶梅》，也只看了后三十回。
一九七九年，我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系，原本去图书馆是要完成计算机作业的，却被琳琅满目的世界名著给吸引了，痴迷起文学创作来。因为自己是工科生，没有接受过写作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要做更多的准备。我觉得文学新手想要迅速成长起来的一大捷径就是好读书，读好书。上学那会儿，适逢中外古籍名著纷纷重印出版，我的阅读书单也从两本“破烂”变成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我在学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四卷本小说，看了一天一夜，没吃饭，没睡觉，军校要求每天十点必须休息，我就在被窝里看小说，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好的小说。《突出重围》里有浪漫主义和英雄气概，就根基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的震撼。另一条捷径就是勤笔加练。那时我也看了不少杂志，里面的作品参差不齐，就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心想别人写得这样怎么也能当作家？文学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看的小说都是很优秀的名著。真正到了自己下笔写的时候，就犯难了，总觉得这个桥段已经被写过，那个情节已经成为经典，迟迟下不了笔。从零到一，这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事。但一旦突破了这个“一”，那就是质的飞跃，之后的成功，无非就是看你能在这个“一”后面，能续上多少个“零”。为了督促自己尽快下笔，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自己施加一点压力，使压力转化为动力。怎么办呢？很多人开始写东西时都怕别人知道，我正好相反。我开始写的第一个小说是《郝主任的苦恼》，是写计划生育的，因为我们家有个邻居的朋友是计生办主任，我老听他们谈起，于是就写了一篇，写完后自己感觉不行，但还是寄给了《人民文学》。不久就收到了铅印的退稿信，上面还用钢笔写了五个字“文笔欠精炼”。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我写小说了，从那天起我开始有压力。之后，就有点“破罐破摔”的意思了，反正起点低，被退稿已经是最坏的，只要能被发表，就是进步，那就一直写。当时我尝试着写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呀，随笔呀，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章。前前后后大概一百万字左右，虽然这一百万字成了废稿，但这也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花不开：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分界？
柳建伟：一九八三年学步，一九八九年开窍。有的作家写作是从短篇开始，然后写中篇、长篇，我一直觉得写作有开窍的瞬间。开窍肯定基于写作和阅读。一九八九年冬天，我上夜班，构思了一部《洁白的罪恶》，这时突然知道自己的小说是怎样的小说，这部小说在我的创作过程中一点也不重要，后来发表时删了一部分，原稿也没了。但我觉得我能写出东西了。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七年，在北京学习的六年也就是在军艺的两年和在鲁院的四年，这对我来说是蜕变的六年，这期间我接触了很多文学界最杰出的人物，那种文化氛围很能陶冶人。“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对自己写什么、怎么写，想要达到什么程度，优势和劣势在哪里都有了理性的认识，这些都得益于学理的底子。
花不开：柳老师，您曾经说过，您的文学理想就是要像巴尔扎克一样当时代和社会的书记员，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学信念呢？
柳建伟：我想当时代和社会的书记员，有这个想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的母亲。她在我创作这条路上，对我影响很大。我母亲是县城的一位小学老师，她是倒在了她站了近三十年的讲台上，她的那份敬业、认真的劲儿让我一生受用。母亲被送往医院后，被查出乳腺癌晚期，第二天就进行了手术。手术之后，母亲还要接受好几个阶段的化疗。那个时候我正在创作我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母亲在病床上唯一让她能提得起劲儿的就是看《北方城郭》的手稿。但母亲化疗需要一大笔开销，这对于我们这个工薪之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而我当时没有名气，出版社也不可能给我预付稿费。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战争纪实类的书很畅销。于是，我就把长篇小说放下，开始没日没夜地写畅销书，一个月就可以写一本，一本书卖出去就能拿到两万多块钱，我当时还挺高兴。但我母亲得知她治疗费是我写畅销书挣来的，她拒绝接受治疗。她跟我说：人的孝分大孝和小孝，对家庭的孝是小，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是大。你本身有能力去为这个社会作贡献而不去做，你能更全方位展现时代风貌的书你不写，那我算是教育失败，也没资格被救。这次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家后，我开始继续写《北方城郭》为的就是能够尽快让母亲看到。很可惜，《北方城郭》是在母亲去世后半年才出版，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
另一个原因，是我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是学理工科的，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更习惯和擅长运用逻辑思维对事物进行判断、分析、推理。比如我在分析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这三位大师时，发现了他们所处时代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社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转型期，因此，才造就了一代文学大师。一九七九年，我十六岁参军入伍，到今天，我当了四十二年的兵。可以说，我人生中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部队度过的。参军那年恰逢我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当兵的我，正好赶上了国家处于蓬勃向上的转型期，这就注定了这是个出大作品和大作家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我随人民军队发展成长，因此，对我们军队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的感觉，与那些不是在同一年代参军的人是不同的。
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这个千年未有的时代，为文学艺术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土壤和资源。我选择走文学之路，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那时我一心一意想用文学来回报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回报滋养我、为我提供施展才情的舞台的伟大时代。之后，我便为自己拟制了一个对时代进行记录的《时代三部曲》的庞大写作计划，本着这样比较朴素的情感，一步一步走过来，并扎扎实实为之挥洒着自己的全部才情。作为一名军旅作家，骨子里就有着社会责任感，如果说，我们真的想为世界文学奉献点什么的话，那么首先更应该坚持跟我们经历的时代同频共振的创作。
回顾我的创作之路，我刚开始写中篇小说，接着写长篇小说，后来又涉足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我自己也从中原地带的一个小县城的少年，参军到成都，再到现在北京服役，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中国，只要有梦想，只要为梦想努力，就能够实现。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几乎能够实现所有财富梦想的时代。我的成长经历有一种普遍性和典型性，如果把我的经历文学性地表现出来，也能反映这四十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我对这个时代心存感激。
花不开：您是一个时代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不管是写军旅题材还是非军旅题材，呈现在您作品中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都很强，但作品始终是积极向上的，这样会不会显得作品直击问题的力度不够？
柳建伟：我很反感为了揭露问题而拼命写社会现实阴暗残酷的作品。在我的文学观里，我认为文学艺术的底线应该是通过展示真善美来净化人的心灵，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一些。我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时代，我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个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我会一直歌功颂德，我也没有回避这个时代的矛盾。我从问题入手，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更美好。这个时代还有着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作家、艺术家在某种情况下代表着社会良心，不能说谎。他们的任务之一是要揭示出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一切要往前看，应该是以前瞻性为未来提供一种借鉴。以忧患意识切入，比无条件赞美要符合作家的操守，也更是现实的需要。这其中提倡真善美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态度。
作家是啄木鸟，找出虫害是为了疗救。但如果只是揭露黑暗、批判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这也不是文学的本意。负面的现实已经给人打击，文学应给人提供希望。真正的文学的功能是从问题进入，最后给人带来希望，对美进行一种维护。文学有它的理想精神在里面，不能太现实，还要带一些浪漫的情怀。没有这些，就非常麻烦。
我想强调的就是，首先艺术家要对自己描述的时代有一个大的判断，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时代，是一个能够为大家提供实现梦想机会的时代。在这个判断的前提下，可以去写所有的不如意。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我的整个文学主张，我现在作品的主要表现是基于这一点的：提出问题，引起疗救，然后以真善美给大家带来希望。比如《突出重围》给部队提供了很多训练心得和模式，现在有部队还参照这个模式来训练。在《突出重围》之前，很多东西部队还没有，现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情况都在现实中开始出现，它对我军网络战的研究和战场监视系统的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
花不开：您的电影作品大多都是军旅题材的，这里面也都是宏大叙事，主要歌颂了人民军队在大灾大难面前的伟大斗争，并不是从个人英雄或者是一个微小侧面去反映的，这会不会欠缺一些刚才您所说的直击现实问题的力度。
柳建伟：我所创作的几部“主旋律”电影，《惊涛骇浪》也好，《惊天动地》也好，《飞天》也好，我都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我的文学观来创作的。当然，也是我的军人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一名由人民军队培养、在军营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是必须首先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今年南方的洪灾，人民子弟兵又再一次成为伟大的“逆行者”。他们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日夜奋战，感动了千万中国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迹不值得宣传和赞扬吗？二〇〇一年我写的《惊涛骇浪》就是为了反映一九九八年中国军民万众一心抗击长江流域大洪水的伟大斗争。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军队在遂行非战争重大军事行动中表现如何非常重要。当然在这次大事件当中，会有很多催泪的故事，会有一些阴暗面，但人民子弟兵，为全国民众守住最后防洪堤的伟大之处，是需要有人来记录下来的。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宣扬的，因为会鼓舞人心。
同样，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同年六月，我创作了反映中国军民抗震救灾伟大斗争的电影《惊天动地》的剧本。这个剧本不是临危受命，是我在灾区的两个月里，面对废墟、面对受灾群众、面对救灾的官兵，有太多太多的亲身经历。在灾区采访，我赶上四次六级以上的大余震，双脚踩过工兵准备爆破的唐家山堰塞体，最惊险的是赴灾区所乘的直升机和后来光荣牺牲的邱光华机组起飞时间仅相隔十分钟，飞行路线都是一样，而现在却阴阳两隔，如此复杂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促使我在最后一次赴灾区的直升机上构思出《惊天动地》的大纲，创作这个电影剧本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丝毫不过分。你可以说《惊天动地》和《唐山大地震》相比不卖座，但我认为是两个作品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我选择的是歌颂中国军民，《唐山大地震》是展现普通民众在灾难中人性的悲惨，因此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我始终觉得在灾难面前，还是要给人希望的。五年后，我又创作了《兰辉》，讲述北川副县长兰辉短暂而奉献的一生，兰辉于我如同四川版的焦裕禄。兰辉为了振兴震后的北川，踏破北川的山水，深入一线，他要去解决群众的困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值得被赞扬的，值得搬上荧幕的。倒不是说，电影就只能歌颂，不能批判现实，回顾历史，在满满历史长河里，我们也要反思。比如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太大，此后约五十年间，很少有人提及这次战役。久而久之，湘江血战变成了影视剧创作敏感的一个禁区。我为长征胜利八十年创作电影时，接触了大量历史资料后，我发现湘江一战不是败仗，是一次代价很大的胜利，因为战役的结果是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湘江防线，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湘江之战让全党和中央红军上下认识到了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到了毛泽东对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是后来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的诱因，锻造出一支有铁一样信仰和信念、铁一样担当和纪律的英雄部队，可以说，湘江血战的惨胜，是中央红军后来一系列胜利的伟大开端，因此，这场战役，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所以我写了《血战湘江》，尽管成片也有很多欠缺的部分，但我始终坚持当好时代的书记员，记录历史，我当然希望后辈以更加卓越的技艺将这些中国的瑰宝创作出来，为后人传承。
近三十年，我创作了近千万字的各类文学作品，我在创作作品时，给作品搭建了筋骨，用有道德、有温度的人物和情节，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书写和记录了人民军队一个阶段的伟大实践，在崇高的美学观的引领下，弘扬了中国精神，展示了中国力量。可以说，从穿上这身军装后，从手中握起这支笔的时候，我就确立了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为祖国、为人民，特别是为这支人民军队放声歌唱的人生信条和目标。中国近些年发生的大事，我都秉持着“书记员”的职责——记录。今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我在二〇〇三年SARS结束后两个月，就写了《SARS危机》，展现了政府和人民抗击非典的真实过程，以及记录那段特殊生活。如果你现在再去翻看，里面所揭露的卫生安全问题和解决方案与这次全国抗疫的情况是有重合的。
花不开：您在小说、电视剧、电影三个领域中频频获奖，您是怎么在众多文学体裁中转型的呢？
柳建伟：我个人认为大型文学体裁有四大类，一是长篇小说，一是多幕大型话剧，一是电影剧本，一是长篇连续剧剧本，我对这四种大型文学体裁都很重视。我从不认为这四种大型文学体裁有本质上的高下之分，我认为它们的差异只在于表达方式方面。可能是我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我每涉足一个新的大型文学体裁创作时，没走什么弯路。
文学是一切其他艺术的母体，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公认的一个真理。我始终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决定其成败生死。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凡产生影响的影视作品，无一例外都有很强的文学性，凡有影响的导演和演员，无一例外都十分重视文学性。谢晋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其近十部代表作，八成是根据杰出的文学作品改编。张艺谋被誉为新中国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导演，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几部电影，全部改编自当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冯小刚被称为近二十年中国最成功的导演，他的身后站着的是一排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三大中国导演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们有一颗对文学敬畏的心。
具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小说就像是内功，当小说写好了，另外的像电视剧、电影都像是拳法一样，一通百通。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自然是在逻辑和分析能力方面见长了。文学创作，逻辑性要强，要让读者觉得在前面故事内容中钉的那颗钉子原来是在后面几章里有必要的用途的。不是只有推理悬疑小说才有那么缜密的逻辑性，任何一篇小说都应具有一定的逻辑性。要想写好小说，首要的是结构，其次才是人物、情节、语言。比如长篇小说是大工程，要靠持久的体力、智力和创造力。大工程肯定要用图纸的，首先要保证结构。现在很多长篇小说是“半部杰作”，就是因为没有比较系统的操作性。我后来读到很多伟大人物的传记，尤其是托尔斯泰、福克纳、茨威格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视操作性。
要说结构的话，最终要的就是人物关系，把一个个人物的关系拆解开、搞透彻，浓缩出每个人在每一节、每一章的作用，之后写起来也不会无从下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读书的习惯，就是喜欢列人物关系图。《红楼梦》四大家族人物关系图，我花了近半年时间研究，最后形成的图纸足足两张报纸大小。后来读《人间喜剧》，上千个人物，我也是这样一一列出来的。一部作品，首先要弄清人物关系，然后再一针一针地编织，这样不管你是写多少体量的作品，都会游刃有余。
此文选自《解放军文艺》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