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信息铺天盖地时，一些创作者却过度依赖“二手生活”的经验素材，欠缺了对文学现场的一线直击和记录，作品暴露出视角单一、素材堆砌、人物符号化等不足

■生活技术之变带来了便捷，但作家的田野调查能力还有待提升。作家应该以更虔诚的态度对待生活，更尊重体验的展开，留意细节的捕捉，将故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放到一个高度去考虑

身处大数据时代，互联网资讯发达，新一代写作者获取知识和信息易如反掌，所得到的精神滋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但评论界关注到，当信息铺天盖地时，一些创作者却过度依赖 “二手生活”的经验素材，欠缺了对文学现场的一线直击和记录，作品暴露出视角单一、素材堆砌、人物符号化等不足。

中国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特别谈到了作家柳青的《创业史》——小说中人物梁生宝的一份小小账单，帮助读者直观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肌体。那今天的作家是否还有能力替农民算出一笔一笔的细账呢？这对大数据时代的写作者提出巨大考验。

“书斋里的想象力”很难让人信服？

“眼下，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涌现出新问题、新职业、新现象，这给作家提供了大量以新视角呈现时代的机会和题材。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位杂志编辑和批评家，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呼应时代和准备反映时代的鲜活作品并不多。”《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以一度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例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击中了很多网友，在于对我们习以为常却又相对陌生的外卖员群体展开了细致勾画。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首先要深入了解书写对象的经验、处境和生活，如果缺乏坚实的现实经验，只是依赖二手乃至三手、四手的经验，那么再精心构筑的文本也是脆弱松散的。这需要写作者有勇气和责任感，去了解打量更多他人的生活，愿意沉下心付出艰辛努力。”

评论家、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认为，身处信息密集的大数据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为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另一方面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现在的小说越来越厚，但真正写出具有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之一，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非常谦卑和诚实的态度。”

申霞艳注意到一个现象，近年来，《我的二本学生》等非虚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或许和人们不太相信“书斋里的想象力”有关。“生活技术之变带来了便捷，但作家的田野调查能力还有待提升。不妨重新回望作家路遥，当年他为了写好省委书记，曾拜托书记家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角角落落，这种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依然有一定借鉴意义。作家应该以更虔诚的态度对待生活，更尊重体验的展开，留意细节的捕捉，将故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放到一个高度去考虑。”

无论写乡村还是城市，都需摆脱景观符号的套路堆砌

当前一些青年写作者多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有的作家局限于个人生活或个体情绪，缺乏“照亮现实”的观察力与身体力行，但评论家韩松刚认为，写作者对自我的呈现、对现实的追问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照亮现实”，离不开写作态度的虔诚严谨，也需要艺术提炼上的创新。当鲜活的生活经验加工转化为文学作品，如何才能摆脱景观符号的套路堆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评人发现，一些城市题材小说往往离不开咖啡馆、摩天写字楼、奢侈品商店等地理景观“标配”，却没有精准捕捉到奔波于城市的人心变化；写乡村的部分作品依然没有摆脱陈旧视角，对山村扶贫、农产品直播带货等新经济、新现象视而不见。

加上新媒体信息的影响，不少人表达的欲望形态和现实经验，以及表达经验所用的语言、方式都日趋同质化。因此，写作者要从这种不假思索的同质化表达中突围，必须在表面的生活秩序之下看到细节，探索深层次的城乡变迁密码，远离符号化景观。以爱尔兰人气作家萨莉·鲁尼为例，她的小说《聊天记录》《普通人》不断重印，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但并没有充斥着咖啡馆、霓虹灯，看起来似乎是非典型性的城市书写，但这种充满个体化经验的作品反而传达出了真正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气息。

与其泾渭分明地去刻意划分不同地域的经验，不妨接受生活中的“混沌、暧昧”。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曾走访内蒙古、广西、湖南等地的乡村，“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的存在，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也不能看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不断变化的状态，写作者无法以乡愁式感悟来认识当下乡村问题，也无法以典型想象容纳所有城市经验。这种粗糙的、不符合符号化想象的未完成状态、半成品美学恰恰是写作者要去接受和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