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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北京大学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费孝通作品精选’新书发布会”，会议邀请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等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与会，再议“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百年议题，纪念费老博大的思想遗产和高洁的“士人”品性。费孝通的外孙、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副秘书长张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肖启明等出席会议并发言。与会者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合影

与会者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合影

改革开放，费孝通迎来个人学术生涯“第二春”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作为20世纪中国极富思想洞见和人文情怀的大学者，费孝通一生致力于探寻的就是中国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文明，它的社会特质及其现代转型。三联书店总经理肖启明在致辞中说，“与其他20世纪的思想者一样，费孝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中国找寻现代之路。他早年对乡土中国的论述如今成为了中学生的必读书目；而他晚年对文明与文化的诸多思考与提炼出的一些说法，如‘多元一体’‘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几乎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各方都耳熟能详；不仅如此，费孝通还是世界性的社会科学家，他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了中国式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世界性问题的独创性思考。”

肖启明还介绍了费老与三联书店长达近60年的合作情谊。“1945年，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出版了他的《初访美国》，1947年出版了他自己认为是《乡土中国》姊妹篇的《美国人的性格》，1950年出版了他的《我这一年》，这本小书很有意思，非常写实地呈现了刚解放这一年费孝通的所看、所思和所想，相当真诚，研究共和国初期知识分子问题的人可能还没注意到这本书……”1978年改革开放，次年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创刊，“费老也在这一年开始进入他的第二个学术生命阶段。我们大概查了一下，费老晚年给《读书》写稿十几篇，最早的一篇是1981年第2期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论文集自序’，最晚的一篇是2003年第5期的《回眸七十年》，90年代中期曾密集地在《读书》上发表文章。除了文章之外，费老现在对一般人来说最有知名度的著作《乡土中国》，是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当时的当家人范用先生亲自设计的封面。”

毋庸讳言，费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实至名归。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费孝通作品精选”，脉络性地呈现费先生的学思历程和主要成就，是为念。“精选”即从他七百余万字的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种，三百余万字，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明文化问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层面。其中，《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美国与美国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单行出版过；《留英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师承·补课·治学》《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则是根据主题重新编选；《中国士绅》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联书店推出中译本；《茧》是近期发现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为首次翻译出版，对于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维度。费孝通作品精选

费孝通作品精选

“《茧》堪称《江村经济》‘文学版’”

当天研讨会与会学者中间，王铭铭同费孝通生前“接触比较多”。他在发言时自道，自己是1989年5月30日在费老的北京居所第一次见面，“费先生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我给他带了一盒英国巧克力，当时他的家人已经不让他吃太多糖……他是位非常可爱、亲切、和蔼的老先生。刚坐定，就让家里的佣人做了英式烤面包给我吃，怕我饿着。”王铭铭1994年供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自此便在费先生领导下工作。”

王铭铭回忆说费孝通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绅士，“他曾写文章表明绅士是一个文字阶层。也就是说是写字的，靠写字生活并发挥社会作用的人。作为其中一分子，费先生一生写了非常多字。如此之多，令后世想汇编全集的同仁最后总会发现会有所遗漏。此次三联版‘费孝通作品精选’，从先生大量文字中选择了一部分，分十二种出版，从局部呈现了他思想世界的整体面貌。我认为这相当务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单册成书的《茧》为首次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1938年春，费先生博士论文答辩。闲暇时，他做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其中一件，便是在其业师之一Raymond William Firth(1901-2002)的乡间寓所写作这部英文中篇小说《茧》（Cocoons）。”

王铭铭介绍说，这部小说手稿当年作为礼物送给了弗思的太太，之后一直被业师夫妇二人珍藏，“如今收藏于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弗思档案’中。”“《茧》虽从未出版，译为中文后，仅约65000字。作为文学作品，它含有不少想象成分，却不完全是虚构之作。这部富有纪实内涵的小说，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图景。”一般认为，书中故事与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及其人生伴侣郑辟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开弦弓村一带推动的蚕丝业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茧》堪称先生名著《江村经济》核心部分（有关江村蚕丝业与社会变迁的章节）的‘文学版’。”小说“编校说明”中，王铭铭写到。2016年时，他的学生在“弗思档案”中找到小说打印的手稿遂展开翻译，译文的校对和最终修订则由他完成。

《茧》开篇便是“通先生”（无疑带有费孝通身影）在二战前夕的柏林，因着“灯火管制”而百无聊赖，径自出门在康德大街的天津饭店就餐，巧遇自己读大学时的校友王婉秋。异国他乡遇故知，两人一晚不倦的闲聊与穿插其间的往事回忆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茧》带有英式小品文特有的内敛和风趣，诸如“而现在，吃饭只是为了免于饥饿。生活规律看来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时才能实现。”等佳句则不时透露出作者的洞察和睿智，一些场景读来甚至同那个年代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等还若合符节。

在中国部分描绘中，虽然写到了村民由于蒙昧而对工厂烟囱的猜忌，但行文恬淡，笔触优美，费孝通无疑对“乡土中国”的农人怀有美好的情愫与期待，并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遥相呼应。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关于中国农人在未来城市化、产业化过程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预判——这显然同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既有印证也有嬗变，不少与会学者就此纷纷发言，各抒己见。

“当代学者要做观察者、揭示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持人，他在发言时就提到社会学最新的很多田野调查表明，中国的农民工一直在流动，“且看上去有一个世代交替，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只看现象你会觉得第一代人（进城务工后）都回去了，第二代则不愿意回去，第三代基本是绝对不会回去。其实这么看有一个时间的错位，这其中第二代农民工最有研究价值，这个群体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从第二代农民工来看，年轻时候和第三代没有差别，也是绝对不要回故乡的。但其实最后大部分还是都回去了。回去并不是做农民，而是回到县乡村的县域经济产业带，这个前景就是费老曾经描绘过的。”

周飞舟介绍说自己在河北做调查，一位老伯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在上海打工。“河北人不都到北京（务工）吗？”“我儿子在上海上班，跟你们北京人住在海淀，去朝阳上班是一样的。你们是每天早出晚归，我儿子是每年回家两次。”“这就是新时代中国人‘家’的形态。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费老讲的‘离土不离乡’其实有延续性。”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在发言时感慨，“现在国内很多城市已经走向超大型城市，很多乡村空心化，空心化已经很普遍，不知道费老看到会作何感想？按照费老的想法，乡镇企业、乡镇组织、小城镇的发展，理应不同于西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发展道路。从传统上讲，西方重视人和物的关系，而中国注重人和人间的关系。他认为要学习西方，学习人和物的关系，但到晚年他提出要从生态考虑走向心态的考虑。在今天，重新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心态的关系，我觉得太晚了，很多东西已经形成了。”在甘阳看来，费孝通晚年提出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差不多是前后时间，“在全球的‘战国时代’，费老更多的是理想主义的希望，而现实更多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角度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到底如何发展，是否可以形成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学？值得我们思考。”

回应甘阳在发言中“从褒义词上讲，费孝通是个失败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的关门弟子刘能认为，“一个更好的概念是失望者、牺牲者。费老是中国著名的结构性牺牲者。我想回应一下，‘空心化’只是中国部分地区的现象，不是全部。在东部以及一些中部地区，我们看到的是人口充盈。而就所谓人际关系‘原子化’，也应看到新的联结层出不穷，尤其在互联网空间。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持续追踪与观察，如费老所说的‘行行重行行’，当代学者要做观察者、揭示者。”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杨清媚，是与会学者中唯一的一位80后。她介绍说十年前自己筹备博士论文阶段，王铭铭作为指导老师提出，“我们之所以还要研究费孝通，便是不满足于只有《乡土中国》的费孝通，还要注意到费先生在不同社会包括中西方文明之间的行走和思考。费先生是一个世界性的学者，他做得也同样是世界性的学问。”杨清媚提出，在费孝通的理解当中，工业社会不等同于大城市，工业化也不等于大城市化，“我想这是他关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思路最关键的问题点。他在1940年代回国做研究，认为农民要获得现代的职业训练和理性化的精神培育，工厂是特别重要的组织场所。但工厂不能直接安排在大城市里，如果工厂直接安在大城市里，农民马上会变成个体化的劳动力，非但不能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对现代化来说，也只能贡献一些非常基本的劳动力。”

“农民离开乡村，乡村是否不成其为乡村？这在费先生思考江村经济里不是特别明确。（而今）重新追踪小城镇业态会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有一个学生，他在无锡附近工作了两年，村里人把房屋租给外地人，村民集体到小城镇安家，盖别墅，把自己变成了‘地主’，把土地给了工厂盖厂房，把房子租给外地人，外地人替他们打工，外地人变成这个地方的‘农民’。这跟费先生理解英国遭遇空心化的问题有非常多的可比较性。十八世纪的英国乡村人口，已经不是原来那批农人，而是到这里进行乡村重建新的生产者。不把人固化在土地上，而是基于人和土地间的关系来观察问题，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感受比较深的地方。”杨清媚说。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值得关注的是，费孝通的作品在不同出版社一版再版，但迄今并没有能贯穿其一生学术思想贡献的系列权威版本：全集部头太大，编排方式也很难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目下市面流通的各种选编本则略显随意和雷同。这些问题导致普通大众对费孝通的认识仅限于《江村经济》《乡土中国》造就的“农村和农民研究”专家的刻板印象，难以呈现费孝通一生丰富、多面向的学术思想贡献。

“费孝通作品精选”由出版社和费孝通家人以及其后辈学人通力协作，从他七百余万字的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种，三百余万字，包含了费孝通不同学术时期的代表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等，为费孝通“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的重要作品。这一时期，从最初的大瑶山到江村，再到后来的“魁阁”工作站，费孝通致力于社会生活的实地研究，继之以社会的结构特征考察，提出诸如“差序格局”、“家核心三角”、“社会继替”、“绅士”及“乡土损蚀”等概念和表述。在其学术求索中，费孝通与西方学术中有关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构成了广泛对话，而他的现实目标可归结为“乡土重建”，其学术思考围绕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展开。

费孝通还是中国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从1935年进入广西大瑶山展开实地调查开始，对民族问题不同层面的关注与研究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在共和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建言与商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亲身参与民族访问团和民族识别调查工作。此间，他得以将其在“第一次学术生命”阶段提出的部分见解付诸实践，也得以在大瑶山调查之后，再次有机会深入民族地区，对边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变迁过程进行广泛研究。选集中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按民族学主题重新编选了费孝通三个历史时期共24篇文章，以呈现其有关民族问题长达近七十年的思考与研究。

1978年，费孝通在二十余年学术生命中断之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在这个阶段中，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有弹性的论述，引领了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志在富民”为内在职志，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因应世界变局的发展战略。从80年代初期开始，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接续了他的“乡土重建”事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致力于小城镇建设及城乡、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的调查研究。《行行重行行》汇集了他这一时期（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所写的近六十篇考察随记，内容包括了他先后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不同的乡镇发展类型，以及长三角、港珠澳、京津冀、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西部经济协作区等多种区域发展战略，其中还包含了他对中西部城市发展类型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费孝通开始思考世界性的文化关系问题。到90年代，这些思考落实为“文化自觉”的十六字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值得指出的是，费孝通这一晚年的思想洞见其实渊源有自，早在其青年时代，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就一直是费孝通内在的视野和方法，这使他从来没有局限于从中国看中国。他1950年代前写作的大量有关英国和美国的文章，都是以杂感和时论的形式创造性地书写西方，并由此反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加深他对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的原则性理解。精选集选入他《美国与美国人》《留英记》等作品，加上此次新编选的晚年文集《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1989年至2004年间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关系的论述），较完整地呈现了费孝通一生对于世界性文化关系的思考和探索。

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与时代的起伏变换密切相关。因此选集还特为选入他晚年对自己一生从学历程的回顾与反思的《师承·补课·治学（增订本）》。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次“作品精选”选目精当，完整呈现了费孝通的学思脉络和主要成就，既可供专业学者研读，又可供普通读者阅读了解费孝通的思想与智慧。精选集由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宁成春精心设计，一函十二册，雅致温润，便于阅读与收藏。学者甘阳更就此表示：“三联版《费孝通作品精选》完美展示了什么叫‘社会科学中国化’，什么叫‘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