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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益:《金塘河》与现实主义
来源:北京晚报 | 陈集益  2020年12月08日09:01

写《金塘河》这部作品有许多偶然因素。我最初的想法是有一天将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写成系列散文。这个计划也没有想即刻完成,计划六十岁以后年老体弱,江郎才尽,作为“回忆录”来写。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我在2011年以后有好几年写不出小说。这样一来,2015年时决定把六十岁以后的任务提前完成。我最初写的是后来成为《金塘河》第四章“养猪”的故事。童年时期,我家确实遇到养了猪却卖不出去的事情。猪在那种情况下就成了压迫人的一个负担,继续养下去不行,自己又杀不死它,人被猪拖入两难境地。因为素材是现成的,我只要老老实实把它讲述出来即可。不过写着写着就写长了,其中掺杂了部分虚构。散文是允许适度虚构的,但是它不太允许把一件事写得那么长,讲得这么专注。读散文,还是读那种思绪能自由穿梭于不同时空,收放自如,所谓形散神不散的散文有意思一些。所以这篇东西虽然以散文手法写成,但是它更像是一篇注重讲故事的小说。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利用小说讲故事一直不感兴趣,这可能受崔健、卡夫卡的影响之故。崔健的歌曲《一块红布》,在我看来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好小说。所以我的小说也注重寓言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叙事往往脱离现实,小说不那么现实主义。可是这次老老实实的写作,无意中完成了散文与小说、往事与寓言的结合。也就是说,我讲的故事虽然是现实主义,但它天生带有某种寓言性质。以前我为了赋予小说某种寓言性,往往要运用大量虚构,现实严重变形,这次却没有。

有了“养猪”经验,我写了第二篇即“驯牛”。它同样以散文手法写成,里面涉及的情节,如生产队解散,我家分到一头和别人家合养的老牛,老牛生了一头桀骜不驯的小牛,我们怎么联合起来驯牛等等,基本是对现实的复原。与此同时,又对小说所承载的寓意,开始提前提炼、挖掘,而不再等着它自然形成。“驯牛”想传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也是这么被驯化的。这样的小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当作寓言来写,假设以卡夫卡的方式,它可能像《骑桶人》那么长的篇幅就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了。但是我不想只写几百字,毕竟养牛驯牛于我是非常深刻的童年回忆,参与驯牛的经历影响过我的思想形成。这时散文的忠实现实手法,或者说被我一度轻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让我体会到了它的长处。因为要从现实生活中诞生寓意,小说就要不断地打捞往事、耐心地描述现实,而不像寓言写作可以单刀直入,让人飞起来。这样,小说就有了浓烈的人间烟火气,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再现也更加细致,不再为了寓意而寓意。以至于小说发表后,评论家贺绍俊在《第六头牛——读陈集益的<驯牛记>》一文中指出:“《驯牛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农事小说……我惊异于陈集益对于农事的娴熟,加上他再现真实的生动叙述,勾起了我的知青生活记忆。”“现在让我感到担心的倒是,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像陈集益这样有着如此鲜活的农事经验,而且还能如此天才地将农事经验转化为小说资源。”“陈集益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性。”

我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有时候我们有心赋予一篇小说以寓意,但是如果寓意不够深刻、没有新意,作者又死抓住这寓意不放,小说完成后很可能比较单一、浅显。但是如果在寓意之外,认认真真地表现人物的生活、处境、情感、尊严等等,就有可能让小说产生更多可供诠释的空间,能让小说丰满一些。因为小说的本性是世俗的、及物的,它的起源并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形而上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小说的故事与主题的多层次设计。小说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层面上讲故事,或者单纯为了搞文本形式的革命,或者一味地强调所谓的寓意。它应该逐渐形成一个综合体。一篇好小说,它要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有效融合。在伤痕文学时期,可能很多作家急于控诉,过于看重题材。在先锋文学时期,可能有部分作家只沉醉于形式翻新,以致凌空虚蹈。到了现在,人们的知识结构变化了,我们的写作在技术和复杂性方面也需要做进一步调整,小说应该能同时提供多个阅读的、审美的层面。这样,有读者从文本上看到了探索,有读者从故事中读出了社会现实问题,有读者从现实问题里看到了伦理、政治和人性。套用一句名言,就是“要让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伴随这些思考,写第三篇即“抗灾”时,我已经基本掌握如何在现实主义写作中,追求多维度的书写。我依然在讲述一个现实的故事,可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不仅仅为了表达寓意,我还希望它能超越寓意、超越故事本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况味。苏童在谈及他的转型之作《妻妾成群》的写作过程时说:“事实上一篇小说不可能讲好两个故事,但一篇小说往往被读解成好几种故事。”前辈作家早就提出并实践了的道理,我没能及时看到,看到也不一定能领悟,因为创作观念的发展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抗灾”这一章在《人民文学》以题名《金塘河》发表后,评论家赵振杰在《以个人的方式绘制故乡的“洛书河图”》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篇大巧若拙的作品。作者似乎为小说文本赋予了某种河流属性,表面上看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支脉纵横。”“在文本结构的内部和细部,蕴藏着惊人的情感势能和思想张力。融汇着作者对于自我、父辈、故乡、童年、家族的找寻与指认。沿着金塘河的河道溯流而上,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纵横交错的个人化的乡村历史图谱。”

之后,我又以类似的创作理念完成了其他三个章节,“砍树”,“超生”,“造水库”。其中后二者,故事中的虚构情节已经多于真实的往事,也就是说,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越来越淡,已经基本恢复到小说叙事的原本样貌了。我也通过这部小说的创作,找回了写作的自信。

从以上“自述状”可以看出,《金塘河》成书之前,并非按顺序一章一章写下来,而是以回忆往事时,哪件事印象最深刻就先写了那章。期间创作理念发生了变化,使我得以与现实主义“握手言和”。实话说,我以前虽然也写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内心并不高看它,这显然出于某种偏见,当然也有外在因素。这次为了写好现实主义,我又看了当下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难见风景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难见精彩的对话,忽视人物说话时的神态与氛围营造,似乎有偷懒之嫌;也有很多现实主义小说,拘泥于个人情感生活的表达,有意规避宏大叙事,奉“鸡毛蒜皮”式写作为圭臬,看得人昏昏欲睡;当然还有一些粉饰太平的平庸之作。我的直觉是,如果在大部分现实主义创作中,看不到一个时代的征候、直面现实的勇气,看不到思想立场、责任担当,是不是现实主义被人为窄化了呢。当然,怎么写作是个人自由,我并不想就此有什么说法,只是要求自己在这本书的创作中,有意延续或者说追寻了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老腔老调”,捡拾起了那些被遗忘、被减省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及现实主义精神;尽力在现实题材故事中反映时代洪流中人物的生存处境,以及我的思想和审美的立场。这可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行为,但暂且不管它了。

最后说一下该小说的结构:它由六个章节组成,由于创作初衷是提前写“回忆录”,自然带有某种亲历的成分,所以除了爷爷讲述的“造水库”的故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家庭中其他五个成员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涉及分田单干、计划生育、劳动致富、春播秋收、抗灾救灾等等。我出生于1973年,个人觉得基本把我所见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样貌、时代变迁,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写进去了。不过,《金塘河》尽管采用了多角度的叙事方法,让每个家庭成员自述一个曾经经历的难忘故事,以此组成一个长篇,却并非如“花瓣”、“屏风”式地组成一个平面或一个立体,它们其实更像是一条河流的六个截面,不仅有上下游关系,也有着内在因果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如果爷爷那一辈不在金塘河下游造水库,那么金塘河还是一条完整的河,那个血泪筑成的水库就不会成为山区与平原的交通阻碍,就不存在后面五个章节中山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面的章节是第一个章节的延续,但也对第一个章节表现出来的建构造成了部分解构。当然,随着沿水库建成的盘山公路通车,在小说的结尾提示,山里人的日子已经好过多了。

总之,通过《金塘河》的创作实践,我认识到现实主义依然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文体,它没有过时,也可以包容更多内容,它可以有鲜活的面容和斑斓的色彩。它需要的是我们深入现实的腹地去踏勘丰厚资源,探索新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已体会到了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