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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之轻与生命之重 ——电影《气球》的气象与格调
来源:文艺报 | 朱永明  2020年12月02日07:59
关键词:《气球》

电影《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自《撞死了一只羊》之后的又一电影力作,改编自他本人的同名短篇小说。影片把草原作为故事展开的主体场景,借藏文化的生命观来启示人类“重生命”意识的主旨意蕴。

这部影片的最佳视点是“真实”,片中主要以3个天真的藏族孩童为次配角来演绎故事。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来说,气球是他们生活中最亲密的“玩伴”,轻薄的气球载着孩子们的梦想飘向远方,也可能随时炸裂,将梦想幻化为泡影。这部影片把气球这一独特物性与孩子们的顽皮天真结合起来,牵引出一个生命繁衍与限制繁衍的“共识性”话题,引发了人类对生命是否能再生的深沉思索。

影片命名为“气球”,编导表达的是避孕与生育、家庭与繁衍、科学与信仰、动摇与坚信等诸多生存矛盾与时代困惑,而阐释出一段姻缘的哲理,因为有姻缘,我们才能和睦相处,由此建构出藏族人对生死的理解。这部影片就是给我们展示生命平等观,生命不死可以再生的生命哲学,本着这一理念,影片将达杰父亲意外离世的沉痛悲剧加以轻构,让死亡在一片诵经声中走得轻盈,没有泪水的拖拽。藏族文化中的生命不死观是藏族人坚信人死后灵魂还会再次降生,甚至会降生到自己家里。电影中通过上师的占卜,使达杰、尼姑——香吉卓玛(卓嘎妹妹)都坚信意外离世的父亲就是卓嘎怀上的第4个孩子,因此这个小生命就备受尊重,有了这个小生命后,生育限制、生活的重负、收入的不足等都被达杰坚定的信念“揉碎”。在降生与拒绝降生的争辩中,丈夫达杰给了妻子卓嘎一计耳光,但之后为了守护这个小生命的顺利降生,他收敛了脾气,并对妻子发誓只要不拿掉肚子里的孩子,他可以戒酒戒烟,诚实劳作。然而对于这个小生命,远离尘世的香吉卓玛也相信上师,深信姻缘,她说:“既然生命选择了你的肉身,你拒绝它的降生,这对它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影片中为了强化“姻缘”,特意设置卓嘎躺在医院的产床上,就在医生准备“拿掉”小生命的关键时刻,达杰闯入手术室,表现出一脸茫然,儿子也深信那是爷爷,他哀求母亲让其降生,一个意外的生命算是保住了。至此,生命的厚重与前世姻缘化作一束精神的火焰,将一切杂念焚毁,迎来的将是一个“新长辈”。

达杰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假期里,他怀着悲痛安葬了父亲,也没有让大儿子失学,并且还坚定地等待着又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影片最后,卓嘎乘坐“三马子”(拖拉机),离开牧场去寺院的那些时日,就意味着他要扛起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的双重责任,这对于一个接近年迈的男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崭新的生命。

影片为了进一步强化“气球”的意义,特意设置了一个卖气球的场景,使这个未能给两个孩子买上气球、一次次导致妻子怀孕、曾被别人取笑的达杰看到气球摊时,依然坚定地走过去说:“我买气球,两个大的、红的。”在最后的镜头里,他骑着摩托车在草原上飞驰,挂在方向盘上的两个气球也跟着飞驰,仿佛那不是气球,那是现代的都市气息,是生命,是孩子们的期盼,是他的诺言,甚至是一次次取代了避孕工具而意外得来的生命,当它落入到两个孩子的手中时,一个爆炸瞬间化为乌有,另一个飘飞到高空,给整个草原营造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意天空。

电影《气球》远离战火销烟,用另一种全新的镜头,为我们讲述着信仰,讲述着生命的厚重。这部影片的价值是以藏族思维反思藏族人的生存观,并以一种全新的生命哲学强化了中国“孝”文化的共识性,也以此凸显了民族电影的大气象,提升了新时代少数民族电影的艺术格调。在新时代里,不只是战争大片、科幻片、动画片讲述生死,而从《气球》中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电影讲述生命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