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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 ——邹赞教授访谈
来源:长江丛刊(微信公众号) | 邹 赞(受访者) 张 艳  2020年12月02日09:27

邹赞,1979年生,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大学教学名师。2017年入选“天山英才”;2019年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穿过历史的尘烟》《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家美学家专题研究》(合著)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张艳(以下简称“张”):邹老师您好!非常荣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通过这样特殊的方式对您访谈。1984年,美国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Weisstein)在他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中提出:“比较文学在近百年的正式生涯中一直极为敏感……一直处于不断自我反省和疑虑前程的近乎病态的渴望之中”,您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这种“自我反省和疑虑”?

邹赞(以下简称“邹”):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都容易引起误解,“比较文学”会被庸俗化为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异同对比,“文化研究”则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对文化的研究”。与其说学科化,我更倾向于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界定为一个充满论争和交锋的智识领域,一种以实践性、批判性和跨学科性为典型特征的研究范式,一场具有高难度和强烈挑战性的思想游戏。如果我们进行学术史层面的追溯,就不难发现“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方面缘于对工业革命、全球化、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情势的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人文学科现状的“不满”,尝试将学术思考的触角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多维空间,张扬一种超越纯粹知识层面的“活生生的学术”。

比较文学从诞生至今一直有一种“原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关于学科化的思考。比较文学在学院建制意义上要不要成为一个“学科”(discipline)?抑或局限在“课程”(course)或者“科目”(subject)层面?我们知道,discipline的义项还包括“行为准则”“规范”“规训”等,一旦比较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就需要建构起一整套人才培养体系,比如说讲席教授、教科书、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职业指导等等。19世纪后期,以法国学者戴克斯特为代表的先驱们就开始尝试比较文学的“学科化”。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悖论:能否学科化关系到某个特定领域在现代大学体制中的地位,与资源分配等实际利益密切相关,比如经费投入、本科招生、教师职称评定、科研平台配置。但不可忽视的是,一旦被学科化,也就意味着该领域被纳入现代大学教育的“规训”范阈,其发展模态也将紧紧围绕形形色色的评估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恰恰使得该领域可能丧失原先的活力,甚至自我解构。

中国内地高校的比较文学目前在学科建制中处于“两栖”状态,一部分放在中国语言文学所辖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另一部分设在外国语言文学新增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也一直在努力争取将“比较文学”增列为一级学科。

张: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化,学界的讨论还涉及比较文学究竟应该走精英化还是大众化路径,这二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

邹:我非常警惕对某个学科或者领域作线性的学术史梳理,因为这种叙述模式看似清晰,实则遮蔽了论题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了阐述方便,这里姑且借用比较文学发展的“三阶段”说。自欧洲阶段的法国学派开始,比较文学就奠定了浓厚的精英化底色,它对研究者的综合素养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比如熟练掌握多门外语,具备科学的跨文化思维,对至少两个国家国别文学的深刻理解。我们或许关注到,梵·第根、卡雷、基亚、巴尔登斯伯格等法国学者很少专门去强调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他们为何不太凸显这一点?不是因为语言技能对比较文学的意义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先在地认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多语种背景,这对于在欧洲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讲确实不是难事,除了母语,他们还熟练操持英语,再加上欧洲对古典学的重视传统,这就需要掌握拉丁语。

对中国内地学界而言,比较文学的精英化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季羡林、钱锺书、杨周翰等诸位先生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和期待。当然,以原潍坊师专刘献彪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倡比较文学应该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要面向大众,“让大众共享比较文学”!这种西西弗斯式努力确实难能可贵。在刘献彪教授的积极推动下,潍坊市社科院成立了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所,提出将比较文学融入中学语文教学。此后,刘献彪、王福和、尹建民等学者以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为阵地,竭力推动高校比较文学通识课程建设。我们不去评价这种努力是否达成了预期效果,因为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不管如何,让中学生了解一些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知识,帮助他们初步形成一种跨文化思维,这与当下中学教育重视人文素养和通识课程的趋势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没有必要就比较文学应该走精英路线还是大众普及路线争论不休,我觉得二者要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对那些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形象学、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者而言,肯定是走精英化的路径。倘若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可资参照的资源,为语文教学或者企业文化服务,那显然就更倾向于大众化了。作为学术研究的比较文学是根基,打牢根基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掘比较文学大众化的潜质,在通识教育、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和大众传媒领域发挥效能。我觉得两者之间可以并行发展,并不矛盾。

张:您在课堂上明确提到:比较文学的命名具有迷惑性,因为“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或者“文学的比较”,它事实上是“文学关系研究”,很多情况下比较文学根本“不比较”,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就旨在从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等角度发掘不同国家文化现象或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影响/被影响”关系的事实联系。您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邹:这正是我想谈的关于比较文学的“第二个焦虑”,这种焦虑缘起于对比较文学方法论的误解。很多人没有认真研读和系统学习过比较文学原理,望文生义地认为比较文学就是跨国“文学比较”。多么痛的“领悟”!这也告诉我们比较文学是需要学习的,不存在没有门槛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的compare,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将A和B对比”(compare A with B),更不是“将A比作B”(compare A to B),此处“compare”的精准意思是“关系”(relation),简言之,比较文学就是“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比较文学的“比较”不能停留在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是一种具有特定问题意识、价值逻辑和学术追求的跨文化方法论,包括实证研究、演绎、统计、归纳、比较、对话等诸多方式。十年前我曾经就“何为跨文化意义上的‘比较’”这一论题请教过北京大学陈跃红教授,陈教授是地质学专业出身,文理兼容的学科背景使他尤其擅长方法论研究。

张:1993年,查尔斯·伯恩海姆在《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提出比较文学面临被“文化研究”湮没的观点。学界开始认真检视“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带来的挑战和冲击,试图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和定位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邹:这正是困扰着比较文学的第三个焦虑,同时也是我们讨论比较文学“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比较文学在什么意义上还可以称之为文学研究,而不是别的什么?大家可能对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现状比较熟悉,我们随便浏览下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比较文学机构的网站,就能发现他们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早已越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关注重心转向影视与大众传媒、流散文化、身份认同、性别研究、亚文化等领域,与“文化研究”操持的思想资源、批评话语和关注对象有着高度重合。很多海外华裔学者到了美国的学术圈之后,打着比较文学的旗号,但研究对象往往聚焦在后殖民文化理论、流散诗学与大众文化研究。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朝一日绝大多数比较文学学者都不再关心文学,而是纷纷移位到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研究,只热衷于讨论青年亚文化、广告与性别、地铁空间里的文化表征,那么比较文学的学术生态将会异化成一幅怎样的图景?“比较文学”的研究重心一定是文学文本!如果完全偏离文学,那就不是比较文学,而是“文化研究”或“比较文化”。所以我们要认真探讨如何坚守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探讨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带来的冲击。

张:您特别强调比较文学的自反性和批判性,能否具体谈谈我们应该怎样运用这种批评性思维去学习比较文学?

邹:纵览世界文化地图,我们很容易获悉跨文化交流的事实有着悠长的历史,但是“比较文学”这一术语的“发明”及其基本原理的确定却相当晚近,因此相比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领域,比较文学显得年轻甚至有些不够“成熟”。但这并不能遮蔽比较文学的强大学术吸引力。比较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其关注对象的广泛驳杂,而在于其自身的自反性、批判性理论特质。所谓理论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就是我们在思考和讨论某个理论话题时,应当采取一种质询和对话的姿态进入,要警惕话语“常识”所设定的思维陷阱,以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处理理论话语的当下效应。在一个“理论旅行”成为风尚的时代,理论话语尤其应当接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分析评估,只有这样,各种生搬硬套的“强制阐释”才有可能得以纠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显现出强烈的自反性,它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从内部引发思想交锋,质疑比较文学学科边界和跨文化研究范式的合理性,这种众声喧哗的争鸣状态绘就了比较文学的当代图景。质疑、对话、论争,必然会推动学界对比较文学的反思向纵深发展。克罗齐对影响研究的批评,韦勒克对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学理反思,苏珊·巴斯奈特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重构,斯皮瓦克对欧美比较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激烈批判,这些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引发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基于此,那种不明就里大肆鼓吹比较文学“消亡论”的谬论可以休矣!“方生未死,风华初显”,这就是我对比较文学发展现状的描述。

学习比较文学的宗旨,除了要掌握跨文化对话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在一个信息爆炸、视听媒介泛滥的时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激活人文学科的想象力。有两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辩证思考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属性与学术史坐标。诚然,自先秦至今,有据可考的跨文化交流事实蔚为大观,但是从现代意义和学院建制的角度上思考,我们的比较文学与欧美国家尚存在时间上的落差,这就要求我们在引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理论资源时,不能完全脱离语境照搬照抄,而应当以批判性姿态与之对话,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共识,形塑中外比较文学理论的“共用空间”。二是要养成“复杂性”思维。比如比较文学的“危机论”此起彼伏,但并不代表预示了比较文学的黯淡前景,困境与前景,这两者之间绝对不要划等号。

张: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就经历了种种的危机,您认为比较文学面临的危机主要有哪些?

邹:比较文学自诞生到今天可以说一直都“危机”重重。第一个阶段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学派和范式维度,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分析。第二个阶段的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理论的兴起对比较文学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等文化理论的介入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空间,拉近了比较文学与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文化理论的汹涌而至挤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既定范阈,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转型非常明显。2003年,有着后殖民理论“三驾马车”之一美誉的斯皮瓦克出版了《一门学科之死》,这本书的标题骇人听闻,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学界开始反思“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合理关联。此外,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关系也值得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文化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出版《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她在这本书及其系列论文中试图重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翻译研究(“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归属到“媒介学”范畴,但是巴斯奈特通过分析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各自的发展状况,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鼎盛期已经过去。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这三个领域中的跨文化研究工作,已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巴斯奈特的提法显然比较极端,她在后来又纠偏了自己的观点。新世纪以来,“世界文学”成为国际比较文学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在大卫·丹穆罗什、张隆溪、加林·季哈诺夫、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等学者的集体推动下,人们开始思考从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可能性。

张:一般认为,只要想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就会将之等同于影响研究,梵·蒂根在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基本框定了影响研究的基本原理。您认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什么?

邹:我非常不赞成动辄以学派、诗派、词派来命名一个文学创作或批评群体,有时候这种命名仅仅是为了表述方便,其内在的同质性占据主导地位,但差异性也客观存在甚至非常明显。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内在构成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比方说巴尔登斯伯格、热纳的观点与卡雷、基亚、梵·第根等人就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梵·第根的影响力最大,他的那本《比较文学论》出版后不久就由戴望舒翻译成中文出版,因此我们在言说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时,往往采用的就是梵·第根的论述。

比较文学的第一个阶段在欧洲,以法国学派为代表,同时期意大利、匈牙利、德国、英国和俄国都有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机构和期刊,法国学派的主导研究范式是影响研究。必须注意的是,影响研究是主导范式,事实上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也有从事类似“平行研究”的,只不过没有成为主流罢了。

张:您认为影响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邹:影响研究的缺陷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影响研究的框架之下,比较文学尚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因为法国学者把比较文学框限在文学史研究之下,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文学要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学科。法国学派追求的是文化现象之间的自然关系,没有深入触及文化关联。所谓“自然关系”,就是通过考证的方式寻找证据链条,以文献史料和事件来证明 a影响到了b。当然这是实证主义思潮在文化史研究当中的体现,重视呈现自然关系,而不是去发掘影响背后的深层文化关联。我在讲到法国学派时喜欢以踢足球为比喻,球场上的运动员好不容易把球带到对方的门前,尽管漫天飞舞炫耀球技,但是把球带到对方的门口时却缺乏射门的本事,这样努力的结果是始终在对方门外徘徊。“门外徘徊”就是梳理文化现象之间的“自然关联”,而真正把球踢进去才算是挖掘出a和 b之间的文化关联。影响研究不能仅仅漂浮在文化交往的浅表层面,应当要下沉,要拓展有深度的跨文化对话。

其次,影响研究侧重于追问论题的真理性而非有效性。有效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只能在某一种情境之下,或者针对特定的对象是有效的,这就特别凸显历史和语境的参照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影响研究范式很难和其他学科发生密切的关联,所谓“关系”也只能停留在表层。

再者,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欧洲比较文学缺乏一种国际视野与世界胸怀,所谓文化“外贸”,基本上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并且特别凸显法国文化的外销,由此经常被诟病为文化沙文主义。比较文学本来应该是一个开放性,不断探索,不断激发人文学科想象力的特定领域。但是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欧洲比较文学缺乏应有的视野,滑入了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实践,成为欧洲国家之间文化贸易的演武场,遮蔽了亚洲、美洲、非洲等非欧洲区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

最后,法国学派汲取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理论精髓,其操作路径过分偏向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忽视了文学研究最核心的元素——审美分析。熟悉欧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知道,真正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此前的康德、黑格尔,再往前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大多数批评家都是以大哲学家的身份出现,文艺理论和美学只是哲学理论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文学批评的职业化使得欧洲一些批评家开始梳理总结文学研究的范式,积极探索文化社会学、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以外的其他批评模式,开始关注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随着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始鼓吹文化“外贸”,同时又偏离了文学的审美分析维度,这样一来,影响研究遭遇“范式危机”便不可避免了。

张: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别代表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法国学派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但是其自身仍有诸多不足,像您刚才提到的“过分注重实证研究”“过分强调事实联系而忽视了作品的内在审美价值”等等,美国学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法国学派的这种理论缺陷。那么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为什么会在二战后浮出历史地表?

邹:美国学派登临历史舞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一是20世纪美国文学群星璀璨,文学的整体实力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美国的历史从独立战争开始算起,非常短暂,其文学发展深受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焦虑”一直伴随着美国文学的进程。一如美国文学史家杨仁敬教授所论,“与英国文学或法国文学相比,美国文学的历史比较短,但美国作家一直致力于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经过马克·吐温、麦尔维尔、爱默生、惠特曼、爱伦·坡、豪威尔斯和詹姆斯等人不懈的探索和追求,19世纪末,美国文学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传统。”20世纪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整体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经典作家作品,其中赛珍珠、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索尔·贝娄、托尼·莫里森等一大批作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美国文学取得的辉煌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美国学者希望扩大文学输出,借助文学影响力提升美国国家地位的诉求。而法国学派提倡影响研究,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记非常明显,它先在地认为法国文学/欧洲文学处于影响放送者位置,建构起一套关于“影响-接受”的单向叙事神话。这种范式当然不符合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预期,毕竟美国文学是在欧洲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作为后发国家,美国缺少足够的文化交流史实和文献资料来证实美国文学对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这样一来,美国学者肯定要从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位置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美国文学发展态势的不同于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新范式。

第二个原因要追溯到二战后美国的地缘政治及其外交策略,冷战是必须要考量的重要历史坐标。二战之后,随着冷战铁幕的开启,美国加大了对外意识形态渗透,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大量建立“区域研究”机构,借以搜集分析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此前长期被遮蔽的亚非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美国制订对外政策提供智库支撑,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是“区域研究”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开始,非洲研究、东亚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成为热门领域,在“区域研究”的庞杂系统中,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受到关注,也就是说,伴随着世界性的热战的硝烟暂时停息,解殖运动的不断推进,那种以实地考察为前提的对“他者”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操作起来比较有难度,代之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书斋里的人类学”(如《菊与刀》),以及从文学文本中阐释、发掘有关他者社会发展的密码。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比较文学兴起的社会政治动因。

第三个原因要回到文学研究的内部。20世纪40年代,新批评的重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并且很快成为美国大学文学系教学的主导范式,虽然在60年代遭遇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化理论的冲击,但始终在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这里必须提到一位关键人物,那就是美籍捷克裔学者、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雷纳·韦勒克。韦勒克既是文学批评史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作为布拉格学派的传人,韦勒克的批评观念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影响,积极提倡文学的“内部研究”,这在韦勒克和沃伦合作撰写的《文学理论》中有充分体现。新批评重视文本内部的审美分析,凸显文本细读的技巧与价值,这种理念显然迥异于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路径。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召开年会,美国学者在会前作了大量准备,韦勒克在会上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层层批驳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不足,强调比较文学应当超越影响研究的局限,将关注对象扩展到没有事实联系的两个文本,从跨文化角度发掘两个文本之间的美学关联。韦勒克的发言在彼时彼境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宣告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张:相比较法国学派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我们从中是否可以窥见美国学派理论的某种超越与提升?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否也有缺陷?

邹:美国学派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主张,一是侧重于没有事实联系的两个文本之间的类同性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但因为“限度”不好掌握,因此容易导致“X比Y”式的文学比附。二是提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这一点我认为是美国学派最大的贡献。在全球知识图谱中,人文学科的整体边缘化趋势是不争的事实,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已经就此做过专门阐述。人文学科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就是要尝试突破学科的传统边界,走跨学科、融学科之路。当然,跨学科不是一句廉价的口号,它需要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比如说解决学科跨界的基本准则和界限问题。一般认为,文学和宗教、文学和音乐、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密切而直接,“跨越”起来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边界和准则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和操作文学与物理学、文学与化学之间的关系?诚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论思潮的方法论热潮中,文艺理论界尝试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嫁接到文艺批评,比方说“阿Q性格组合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此外,文学批评的一些术语如“耦合”(articulation)、“熵”(entropy)等来源于物理学。至于文学和医学的关系,大家可能会例举鲁迅的文学创作和他在日本学医经历之间的联系。如今,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背景下,文学和医学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议题。但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否无限度地跨越呢?显然不能!因为一旦把一个学科的疆界泛化到没有任何指导性原则的时候,那么这个学科也就自我解构了。

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还容易陷入“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非历史化”(de-historization)的误区。法国学派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是它一直强调对文献史料进行分析;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特别容易忽视文本所产生的不同的语境。知识是一种话语生产,它一定隐含着某种权力关系,所以历史与语境是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参照。

如果说法国学派表现出的是欧洲中心主义,那么美国学派在批判法国学派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到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法国学派也好,美国学派也罢,他们都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欧美之间,再加上少量俄苏文学,很少去关注第三世界文学。因此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强调同源性,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侧重类同性。只有在第三世界内部成长起来的比较文学,比如中国比较文学,才会将视角主动投注到欧美世界之外的边缘文学,重视对异质性的考察,尝试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

张:新世纪以来,国际比较文学届涌现出大量讨论“世界文学”的论著,大卫·丹穆罗什、张隆溪等学者尝试提出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是走向世界文学。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邹: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误识,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词是歌德创造的。2017年4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举办“‘世界文学理论前沿’人文讲座与工作坊”,特邀欧洲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教授加林·季哈诺夫开展系列讲座,本人有幸担任其中三场讲座的现场评议嘉宾。季哈诺夫教授的首场讲座就是《歌德之前与之后的“世界文学”》,通过爬梳“世界文学”的词汇渊源及语义演变,他得出“‘世界文学’一词并非歌德的发明”这一结论。我沿着季哈诺夫教授提供的文献线索作了详细的考证,认为比较确切的描述应当是: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并非歌德首创,但是在文学研究的维度上说,歌德是最先自觉讨论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趋势。歌德偶然阅读了中国小说《好逑传》,仿佛发现了东方文学的新大陆。怀着这种激动的情绪,歌德在1827年和爱克曼的谈话中明确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歌德的论断,一方面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种观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启蒙运动前后欧洲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应当说,启蒙运动前后欧洲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状态,杂糅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姿态和心理。随着中国古典文学被引介到德国,歌德邂逅了中国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好逑传》,阅读之后夸赞它是东方文学的一朵奇葩。歌德对《好逑传》的溢美之词,不能简单认为是评论者缺乏审美素养,其根本原因在于“物以稀为贵”,这种“陌生化”经验是导致歌德感到惊奇、欣喜甚至狂欢的内在动因。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有关于“世界文学”的提法,但他们是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意义上谈论“世界文学”。波斯奈特等比较文学理论家在不同时期也论述过“何为世界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出现了“世界文学”研究热,其中弗兰克·莫莱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和大卫·丹穆罗什的研究影响最大。莫莱蒂以世界体系理论为对话对象,发现世界文学是一个“不平等的整体”,他认为存在两种世界文学:一种是18世纪之前的世界文学,它是由多种独立的地方文化拼贴而成,具有很强的内在的差异性。另一种是18世纪之后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体系”),“由国际文学市场整合为统一整体;表现出不断发展的、时而令人惊叹的相似性;聚合是其主要变化机制;对其最好的理论诠释是(某些形式的)世界体系分析。”莫莱蒂提醒我们,18世纪之后的世界文学越来越倾向于整一、聚合和相似。在丹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概念,是结合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建构,其中可以看出当代文化理论及后现代主义差异思维的影响。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讲,世界文学要面向国际市场创作,因此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及文本生产过程都将迎来诸多复杂的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的演进过程中,基于社会历史形态的复杂性,它们走向世界文学的途径也各自不同。“复数的世界文学”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概念,为我们尝试走出当下比较文学的困境提供了思路。丹穆罗什还从翻译维度来谈世界文学,认为世界文学经过多语言的译本和跨文化传播、变异,需要经受异质文明的检验,“凡在源语文化之外流通、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以译文形式还是原文形式,都属于世界文学。”有学者质疑外国文学译本研究的价值,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一定要以源语文本为依据,否则价值和意义会大打折扣。还有学者针对翻译文学到底应该归入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而争论不休。这些论争在丹穆罗什那里或许都能找到答案。受丹穆罗什启发,我们应充分重视翻译文学的价值,将之看作居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间性文学”。因此,丹穆罗什苦口婆心地指出: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既关乎源语文本,也指向译语文本,这就为我们立足当下思考“何为世界文学”这一重要命题打开了新的空间。

张:您认为欧美学界的比较文学“危机论”及其对世界文学的讨论,对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有哪些启示?

邹:我想从七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思考:一、尽管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在欧美国家甚嚣尘上,但是比较文学在东北亚、南亚、非洲及拉美国家日益壮大。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世界不同地方的比较文学发展状态并不均衡,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节奏。人家在高谈阔论比较文学“消亡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各自的历史文化语境不同,比较文学的存在意义和发展前景也各不相同。对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比较诗学、海外汉学、中华文化对外翻译传播、中外文化关系、文学人类学,还有文化研究等等,都是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领域,何来“死亡”之说?二、比较文学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认知乃至冲撞的过程,它一定要在接续不断的思想论争和交锋中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拓展和延伸问题意识,才能在质询和批判中调适研究范式。在跨学科成为核心关键词的21世纪,比较文学极有可能成为激发人文学科新的增长点的“元学科”,人工智能时代的很多新兴学科,有望寄托在比较文学的土壤中冒出来。从这一点出发,批判性、开放性、实践性、自反性应当始终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底色。三、我们在批判和反思比较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时,一定要注意避免本质主义思维,重视“西方”这一指称的“复数”特征。四、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大历史契机,聚焦“共同体”理念,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在跨文化交流场域中坚持“互为主体、平等对话;抓住机会、提前发问。”在对话中达成理解,在共创中把握先机。五、构筑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世界文学地位,尝试以当代文本唤起他者对历史文本的关注和重视,比如通过译介王安忆、麦家、刘慈欣等当代作家作品,借助这些文本对当下人类处境的碰触和思考,引发不同文化背景中读者的共鸣,进而激起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六、推动“文化研究”与“世界文学”的融合。七、重估世界比较文学的文化地形图,尝试探索“亚际比较文学研究”(Inter-Asian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可能。同样,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版图中的小片景致,中亚比较文学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同中亚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都是我们即将重点投入精力的课题,此类跨文化实践,不但可以丰富比较文学的既有图景,也有望以文化异质性为焦点,将比较文学的轴心由欧美移向东北亚、中亚和西亚,探索比较文学在新时代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