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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堆:让脱贫攻坚的故事讲得更生动——对话天水籍著名作家秦岭
来源: 新天水(App客户端) | 胡晓宜  2020年12月01日16:31

从2019年9月起,中国作家协会、国务院扶贫办合作策划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组织遴选25位优秀作家奔赴全国20多个扶贫点采访、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天水籍作家秦岭的《高高的元古堆》不仅被纳入对外翻译项目,还应邀参加了“2020中国一日•美好小康”大型直播活动,受到社会关注。

《高高的元古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务院扶贫办、中国作协联合打造的25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之一,一经面世,《求是》杂志不仅刊载了其精简版,还配合推出了精美的视频《那高高的元古堆──一个村庄的脱贫路》。

《高高的元古堆》叙写了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在脱贫攻坚战中,由一个“烂泥堆”蝶变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和全国脱贫攻坚示范村的历史壮举。专家认为,《高高的元古堆》跳出了脱贫攻坚题材叙事中司空见惯的“公共叙事”模式,巧妙地把历史和现实、追溯和现场、岁月和前瞻融为一体,不仅有纵深的历史维度和开阔的社会视野,还富含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意味,让读者真正感受到了“苦甲天下”的定西地区在历史和时代交叉点上的剧烈阵痛与精彩蝶变。

作家秦岭(右一)和元古堆人在一起

视频中,秦岭接地气的甘肃方言旁白配以演唱背景歌曲《甘肃花儿》,让人耳目一新。截至目前,该视频在“学习强国”上的播放量已突破133万,点赞超过6.5万。

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秦岭。

胡晓宜:秦岭老师,好久不见,感觉您今年特别忙。恰好这两天看到由中国作协主办的“2020中国一日·美好小康——随作家走进故事”全媒体直播活动中,您和铁凝、王蒙、莫言、李敬泽等20多位著名作家一起在以不同方式参与直播,其中就有长篇报告文学《高高的元古堆》。作为受邀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直播点位参与活动的作家,有什么感受?

秦岭:中国作协安排作家们在曾经采访过的脱贫村亲自讲述脱贫攻坚的故事,我认为既是对脱贫攻坚大决战即将完美收官的一次宣言,也是对我们作品的肯定。莫言、李敬泽把这些作品誉为民族复兴的“信史”,这话让我感动之余,也颇感汗颜。就我个人而言,只是为甘肃老家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与其说我的创作受到关注,毋宁说多半是沾了元古堆这个西部小村的光。

胡晓宜:我注意到,10月30日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成果发布暨海外推广签约仪式,您还作为作家代表发了言。《高高的元古堆》、蒋巍的《国家温度》、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8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在全国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与海外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当您的作品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的范本之一,您认为作品中的哪些信息会引起全球读者的兴趣。

秦岭:我曾有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但《高高的元古堆》被中国作协推荐为对外翻译项目,我一点都没想到。参与翻译的英国学者思特拉斯卡伦、德国学者吴漠汀认为:“这些作品描述十分感人,叙事中蕴含了文学价值,将使西方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精准扶贫项目的非凡雄心和巨大成功。”创作时,我只是试图通过元古堆的脱贫攻坚,从历史、社会、生活、民间的角度把元古堆的前世今生尽可能解读得具象一些、诗性一些、原汁原味一些,让元古堆人读到有别于中国其他乡村的村史和家史。也许,这恰恰是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吧。

胡晓宜:新华社发布的有关海外推广签约仪式新闻通稿中,首句就引用了《高高的元古堆》中的一些句子;“中国一日”现场直播时,主持人还朗读了书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全国一些媒体还把《高高的元古堆》作为介入采访西部扶贫大业前的“必修书”。据说曾有7家出版社争取这本书的出版权,可见这本书的分量。您能否谈谈这部书发表或出版的情况。

秦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早春二月,我就完成了《高高的元古堆》的初稿,其中的大部分章节陆续在《求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甘肃日报》、求是网等媒体发表或连载。我特别要感谢《天水日报》,早在4月初,贵报就转载过我在《文艺报》的访谈,是第一家关注《高高的元古堆》的甘肃本土媒体。当时确有7家出版社有意和我签约出版,我最终选择了浙江教育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我的其他作品,我欣赏他们的敬业、理念和信誉。

胡晓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长篇纪实《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等专家、学者在评论中认为,《高高的元古堆》“拓展了脱贫攻坚的社会视野”、“与同类题材区别开来,显得别具一格,独具风骚”,元古堆村民郭连兵认为“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是咱家门口的人和事”。这充分反映了学界和元古堆人对这部书的认同和特殊感情。如何能保证《高高的元古堆》和同类题材区别开来?

秦岭:假如作品过不了村民这一关,那么,专家和学者的所有褒奖都会让我大汗淋漓的。我采访时,关注点始终没有离开过元古堆人的屋檐、灶台、门槛、火炕、柴垛、鸡窝和茅坑;我创作时,思维的十字路口始终是有警察的,我把文字死死压到元古堆的路面、地埂和村头,生怕它们像羊毛一样被西北风刮起来,刮成与全国乡村一样的表达方式和叙事语境。我努力让自己变成画家的思维,在元古堆的底色、本色、成色上完成添或删、增或减,这就避免了元古堆混同于王家庄李家坪张家咀赵家屯的可能。还有一点很重要,作家不能照猫画虎,要善于对描写主体进行文化解构,比如我对元古堆三个字重新做了诠释:元,有肇始之意;古,有旷远之释;堆,有夯筑之势。

胡晓宜:据我所知,当年您还曾创作过长篇报告文学《在水一方》《走出“心震”带》,反响都不错,是否可以说,您在此类创作上有优势?

秦岭:其实我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报告文学只是我洞悉社会的一个窗口。《在水一方》是写农民喝水问题的,《走出“心震”带》是写社会心理危机的。这两部书曾再版热销,说明读者是认账的。我本人置身于社会,而报告文学为我实现穿越时空的“第二次观察”提供了机会,有助于我在小说中释放对现实矛盾的反思、呼吁和纵深揭示。我的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天上的后窗口》《借命时代的家乡》《第二十九个半》等,都是“第二次观察”分娩出来的娃,它们和报告文学完全是两码事儿。

胡晓宜:据我了解,虽然您如今工作生活在天津,但一直是个有家乡情结的人,比如《求是》刊发《高高的元古堆》时所配发视频《那高高的元古堆──一个村庄的脱贫路》中,背景歌曲《甘肃花儿》就是亲自演唱。多年过去,乡音未改,这应该是一个人之于故乡的眷恋。您当年的天水生活与《高高的元古堆》之间是否有精神脉络上的某种联系。

秦岭:假如没有我当年在天水的生活积淀,《高高的元古堆》至少会在底色上大打折扣。天水、定西一带“十里不同天”,却也一衣带水。元古堆人的收割、打碾、耕作、生活环境、居家日子几乎和天水的偏远乡村没什么区别,甚至在婚丧嫁娶、磨面粜米、穿衣戴帽、架梁起脊、插科打诨、惹猫逗狗等方面也能找到趋同点。就脱贫攻坚涉及的项目、措施和步骤而言,更是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元古堆个性化极强却不易察觉的宗亲遗风、人口演变和丰饶多元的民间文化信息。有了“天水视角”,元古堆在我眼里完全是通彻的,甚至是玲珑剔透的。值得一提的是,我每次去元古堆,都是先从天津飞往天水,再从天水入定西,然后登元古堆。不是刻意,而是必经。《高高的元古堆》中,是有天水乡村烙印的。

胡晓宜:本报今年也开设了报告文学讲脱贫故事的专栏,刊发以来的这些日子,我发现其实很多读者都非常关注这个题材,并且,讲得好的故事显然很受欢迎。但我同时也看到,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去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纪实作家,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说说您的个人经验吧。

秦岭:报告文学创作容易雾里看花,要参透生活的万般秘密,难度可想而知。我的基本经验是:盯准一个素材之后,务必由里到外延伸观察,然后由外及里聚焦探寻,这样就能有效避免视点的单一化和判断的主观性,从而进入“吹尽黄沙始见金”的妙境。

胡晓宜:当前,我们天水的脱贫攻坚和全国广大乡村一样,已经到了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您身为在异地工作的故乡人,看到故乡的发展与蝶变,有何感想?

秦岭:我20年前从天津去天水,只能绕道北京或郑州乘坐绿皮火车去天水,连卧铺票都是托人代购的。如今乘坐高铁只需6个多小时,乘坐飞机只需2个多小时,而且都是直达,那种今非昔比的神奇蝶变,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天水脱贫攻坚大决战的关键阶段,我曾带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去过天水一些乡村考察外景地,这几年也相继参加过天水的一些文化、文学活动,在我看来,与其说天水的大变、大美和大气离不开脱贫攻坚,毋宁说脱贫攻坚让古老的名城天水锦上添花。蒋子龙曾在天水感慨:“没想到你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说:“我自己也没想到。”

秦岭

【人物档案】

秦岭,一级作家,甘肃天水人,居天津。著有文学、影视作品《皇粮钟》《透明的废墟》《幻想症》《借命时代的家乡》《不娶你娶谁》《宿命的行走》《走出“心震”带》等20部。小说5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3次登上中国“好书榜”。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梁斌文学奖等10余种。有20多篇小说、散文被纳入大学、中学试卷或范文读本。有作品翻译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