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历史情境中，其主体属性总是在“小我”和“大我”之间，不断地来回性迁移。不仅人的主体性总是在“情”与“义”的取舍与转化之间得以建立；历史逻辑的合理性也必然在这两者的转换中得到说明。因此，无论是在民族革命时期，还是在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尊崇民族节义或阶级情谊的人民，总是会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成为历史主体，并上升为审美主体，从而建构起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诗学。人民性就是这种革命诗学的永恒追求。

所以，尽管疾风暴雨乃至你死我活的革命时代已成过往，但革命的诗学精神并未消失。它总是沉潜在民间文化及其文学叙事中，与我国传统情义文化一道，一直在无形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并建构着一个时代的情感模式。我国第一部由职业税务工作者书写的《生命线》，就是以这种人民的历史观和革命的情感模式，讲述了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红色税务史。

征税与缴税从来就表现为官民之间的一种博弈行为。比如，“横征暴敛”和“苛捐杂税”等耳熟能详的熟语，往往是民众遭受官府迫害的历史证词；而抗税、偷税和漏税，则是官府用来描述民众非法行为的王权话语。但在现代中国第一代红色税务人看来，人是情感的生灵，纳税者也是人，与纳税者打交道的税务工作从来就不只是收钱征物，而是与纳税人在人情义理上的沟通与交流。只有站在属于每一个缴税者具体的生存境遇与立场，才能激发出原本就沉淀在社会各阶层心灵深处的道义担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义理之于个人利益的超越性，不仅是解决征税双方内在对立性的根本途径，也是开启现代税务文化的心理基石。

《生命线》将这场文化启蒙运动的发生地，放置在抗战期间的江南小县——潇浦。潇浦县的政治生态犬牙交错。国民党、日伪军、新四军，乃至土匪，都在争夺着潇浦县的地方财税资源。共和国的第一代税务官篮子天正是以懂情讲义的姿态来与一切纳税人打交道，并出色地完成了新政府的税收工作的。作家也将传统税务工作中的官民博弈，成功地改造为官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革命叙事。

篮子天既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税务人，也是现代税收人的文化符号。他很清楚，在一个长期浸染儒家文化的国度，在战争期间讲民族节义，是动员和教育人们承担缴税义务最有效的途径；而在征税中讲原则，既尊重缴税人的权益又保障商业秩序，则是鉴别政府征税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尺。否则，他自己所代表的新四军边区政府的征税行为，就与日伪政府的横征暴敛或土匪“马上飞”的巧取豪夺无异。因此，他在税收同行中有了一个“蓝原则”的雅号。这雅号也标示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税收文化的准确理解。

正是篮子天的讲原则，他成功地将曾经强闯根据地而被俘获的日本商人岩边秀雄，从义匪“水上漂”的刀下救了出来，并成为了出入根据地，一直照章纳税的第一个外国商户。岩边后来也成为了第一个反思中日战争的日本人。曾经的阶级敌人龙洛铭，也因为他的“裸捐”而成为了深谙民族大义的人。这一切情感恩怨故事的书写，都是在围绕着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人民税务战争而展开的。而从这些人际伦理关系的转换来看，似乎是一种惯常的关于民族革命的诗性叙事；而实际是一个现代税务人对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冲动所作的文学纪实和当代礼赞。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苦难史，也是一场实现民族自身在浴火中重生的革命战争。它不仅在精神层面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一次重大洗礼，也是对我国传统情义文化的一次重大考验。正是由于现代税务人的立场天然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和超民族性，从而使得《生命线》中的叙述腔调及其话语迥异于传统的民族革命叙事。

事实上，这种叙述腔调所生成的情感模式也与一般的抗战文学大异其趣。有的人可能会由于这种相异性，从而产生某种对故事真实性的不信任感。人们只要读过英国人林迈可的《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了解到他对物资匮乏的根据地高效的税收机制和群众动员能力的由衷赞叹，就会发现这种历史叙事的坚实性。追索抗日根据地能够顽强存在的历史根由，还原新四军游击队的“生命线”所扎根的文化土壤，才是作家的全部叙述目的。

显然，小说《生命线》真实地呈现了历史自身的逻辑。特别是从一个税务人的视角，看到了一段民族史的历史纵深。况且，从这一历史逻辑运行的背后，人们赫然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顽强健行的身影。所以，与其说谢枚琼创造的红色根据地的税收故事是在向英雄抒情或向历史抒怀；还不如说是在借助这种历史逻辑的展开，在预言着一个重获新生民族的文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