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冬天，我回老家省亲，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一位说来算认识很久的朋友，只是头一次碰面。她曾经在公安系统工作了许多年，席间讲起一桩十年前发生在本市的命案，感慨颇多。一是命案曲折复杂，在当年轰动一时，二是疑犯背景离奇，即便对她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老公安来说仍算职业生涯中无可忘却的一笔。讲述中她提到一个细节，令我心中一动，当年凶手杀人后在外逃亡许久，新闻、议论、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后来被捕，是她和另一个警察去通知的凶手妻子。他们约在当年案件分管辖区的办案中心门口会面，“我老远地就看到了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花裙子，竟然还撑了一把阳伞。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她表现得这么镇定。我们简短地告知她她丈夫被捕的消息，又聊了一会儿，当我问她，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时，她说，‘当然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说到此，两行眼泪才一下子流了下来。”

触动我的并不是眼泪，也不是打扮体面的凶手妻子，而是“竟然”二字。它蕴藏着许多层次的含义，折射出了一个独属于罪侦界的世界，是我事后才得以觉察。当时我还没有领悟到其间的微妙，只是笼统地对这桩命案产生了好奇。于是当即便请这位朋友介绍给我当年办理这个案件的探员，几天后便联络上其中一位，希望能听到更多的细节。但囿于我的身份和对方的身份所限，我并没有从这次会面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过了一年，此案在我心中久放不下，我终于找到机会申请进入了老家的公安系统实习，一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该案的信息，二是某种由来已久的对于刑侦的兴趣。从派出所到刑警大队，待了小半年的时间。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得到了结果，甚至过于平淡，因对任何一个工作有些年头的刑警而言，此案稀疏平常，算不上多么离奇。与此相比，第二个问题就显得极为精彩了。在我近三十年的生命里，还没有哪一份工作让我如此着迷，所获甚巨。我很快就意识到，此案已经不再成为我这段“从警”生涯的目的，在每天五点起六点出门去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刑警大队“上班”，晚上一般十点后回来的日子里，我一度觉得写作这件事非常虚无，如若将我经历的这微不足道的半年故事写下来，都显得太轻浮了。每天，生生死死、悲欢离合高度密集地砸在我的眼前，大部分事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不过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又是扭转了命运的惨剧。当现实以极为复杂的面目发生在你眼前，你会发现这往往很难用一种简单的伦理学、法理学或社会学知识去理解和消化这些事件。当它们每日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阻碍你获得短暂休憩的难题，变成一项由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会议、文件、考评指标、负面情绪和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所构成的你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你很快就会对其感到麻木，建立起一套适应系统，避免投入过多的情绪和思考在任何一桩案件上。

所有的事件变成了一套标准流程，在你的大脑内进行快速分析和判断：是否足够立案、涉及何种罪名、如何抓捕、如何审讯、如何取得完整的证据链等等。这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繁重的甚或是无意义的劳动，以及各种这套运行的系统机制内不可能消除的场外因素的考量和无数的突发状况。对于一个刑警而言，他起码需要五到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成熟到可以独立应对这项复杂的工作。这其中需要增长的是大量的技术经验、对整套罪侦系统的认知适应和平衡生活与工作关系的自我情绪调控能力。在我国司法进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一方面技术发展令破案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公检法系统的完善也创造了许多刑侦难点，以“审判”（“审”和“判”）为中心的执法体系逐渐取代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的执法体系。这其中又折射出了许多时代巨变中“落到每个人身上的一粒灰”式的个人命运转折和系统结构变化。

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问起任何一位工作有十来个年头以上、尤其是那些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如今的老公安，“你办过的案子里有哪些比较精彩的？”他们往往一头雾水地反问，“什么样的案子才算得上精彩？”是那些经由媒体报道被广为人知的案件？还是那些破案曲折的案件？是那些对探员来说过程紧张刺激的案件？还是体现在工作绩效上有卓越成绩的案件？很显然，在大众的认知和办案人员的认知里，这个问题很难得以统一。就连在一位探员自己心中，恐怕也难得到答案。一个案件有可能千头万绪极为复杂，需逐年累月的查办和多方协作完成，然而却谈不上“精彩”，譬如，电信诈骗。一个案件有可能非常刺激，需要探员冒着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与疑犯你追我逃近身交战，但呈现出的结果，也不一定“精彩”，譬如，涉毒、涉赌、涉黑案件。实际上，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案件不管如何“精彩”，往往三五句话也就说完了。提问者期待的“精彩”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后的强叙事性的东西，而对于答题者来说，他们往往已经被大部分时间是在高强度的充满了负面情绪的枯燥无奈中度过的工作折磨疯了。这是从刑侦的角度去看，再换到犯罪者、受害人的角度去看，并将这些相关“存在”放入一个系统，作为罪侦世界去认识，事情就更复杂了。

对于那些经历了巨大侵害的受害人和实施犯罪的犯罪者来说，罪行一旦发生，双方的命运在那一刻便迅疾扭转，这种他人命运的起伏剖面，又借由执行刑罚的第三方的介入，成为一卷卷白纸黑字的卷宗，刻舟求剑般固定在历史的轨道上。作为第三方，虽然仍算事件现场的一员，但他已确然落后于事件单向度上的发生，且“不得不”去修正、缝合、弥补这场在由命运共同体所选择和确立起的规范标准中脱轨的事件，以另一种方式让前两者的命运看似得到“回拧”，但这是不可能的。对那个具体的个体来说是不可能的，因命运中两次事件的发生是单向度的，后者的发生不可能覆盖前者。一个人被杀了，警察抓到了凶手，但那个人却不可能活过来，凶手也不可能因为被抓就“没有杀过人”了。第三方的介入和执行只能在系统整体上产生意义，即，对下一次罪案的发生与否产生影响，而借由这种对未来事件的局部影响，促成整体轨道的某种意义上的“回转”。

加入警队不过数月，千头万绪的信息纷至杳来，《白鲸》源起的那桩案件本已被我抛之脑后，此时重又席卷，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桩杀人案件，仅是想搞清楚来龙去脉，似乎是简单的，就像卷宗里说明书般记录下案件的整个过程。然而这件事为何会发生？它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悲剧？这些问题就超出了作为执行刑罚的第三方可以回答的范畴。绝大多数案件已经被高度提炼在一套标准诠释框架下面，杀人动机无外乎就是几个关键词：情感纠纷、经济纠纷、激情犯罪等等。除却当事人，即便是一篇深度调查报道，也无法真正解释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然而当事人自己就能解释了吗？

罪侦世界中出现的人多为底层，实际上真正的恶性案件仅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案件看起来确实不过是各种“纠纷”。这些纠纷乍看上去很好理解，为钱、为色、为非理性的情感。上升到故意伤人、故意杀人，看上去也不过是动机和情绪的进一步升级。媒体上夺人眼球、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案件，往往是那类带有猎奇色彩、无法用常人逻辑解释的事情，比如无差别杀人、连环杀人之类。所以现代犯罪学中一度会出现像Cesare Lombroso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这样的面相学决定论观点。然而只要身处罪侦世界，你就会意识到，即便是再寻常不过的案件——甚至谈不上是案件的纠纷，也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情节。当事人认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很可能是其他人觉得荒唐透顶的——如非这样，也不会出现在律法的视野中。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要覆盖在个人、社群乃至时间之上。一个人是如何被所有这些他自知和不自知、他得以控制和无法控制的因素所裹挟，最终站在了他命运的终点面前？这篇小说慢慢变成了这样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开始试着跳开最初的案件，提炼出关键要素，创造一个新的实验室环境，推想一个人的形成。这个人是如何被环境影响，又如何影响了环境中的其他变量。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尽量像一个寻找凶手的警察那样，通过已知的线索和合理的逻辑，去推敲凶手的想法。这件事是极其矛盾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并没有一个真正合理的逻辑帮助另一个人去理解他，除非你纹丝合缝的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一切。

这便是《白鲸》开头的第一句话：“要想完美的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但这并非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存不存在一种可能性，当你真正成为那个角色之后，你就真的成为了那个人？”如果一个人的人性光谱是由他做过的所有行为所构成，当他被放置在一个充沛的情感处境和伦理选择中，“不得不”去做一些他处在原本的生活环境不会去做的事，那么，他生命中此前并未有过的体验和认知是否也会逐渐在他身上被唤醒？一个业已“形成”了的人，他接下来的行为是否能够改变之前的行为或环境所塑造出的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思考这篇小说的过程就是自我指涉的，它所展示的内容，也就是小说形成的过程。

除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及其衍生问题之外，我还想展示的，是一个犯罪者、受害者与执法者共同构成的现实罪侦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特殊，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本身所具备的极端因素，还在于由此衍生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但其实又没那么特殊，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犯了法就变得和其他人不同。实际上，在暂时中止我的实习工作准备着手写作这篇小说时，我已经几乎失去了写它的动力和兴趣。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写出我想表达的全部东西，而要将它们全部表达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在此触礁，除非让人真正经历这一切。也正是知其所不能，我才仍然将它写了出来。在完成的过程中，我真切感觉到一个人正在形成，他并非是我创造出的，而是活生生的存在着。小说完成后，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在小说中写过哪怕一句这个人的心理活动，读小说的人不明白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连我自己也不完全了解，他在想什么，我只能推测。为什么小说是这样的，全然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只能推测。我只能替他写出他给我的事实信息，并不能写出他没有透露给我的内心活动。也因此，在小说写到末尾时，我感到莫可名状的难受，就像是在看一个熟悉的人的一生，我知晓他的结局，尽管那不是我希望的，但也毫无办法，他早已独立于我，不再受我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