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注当代乡村发展现实的作家首先碰到的，就是农村的城镇化问题。王方晨的短篇新作《到福祝去》所反映的属于这个范畴，但又超越了它的阈限。它不再是表现常见的城镇化题材中现代与传统生活方式两相乘除中的矛盾，更不一味地表达作家自我对于乡村牧歌行将逝去的忧虑和迷惘，而是有意识地站在乡村振兴这个满蕴着新希望、新愿景的发展轨道上，努力发现、书写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精神的成长。作者刚在《长城》公众号发表的《书写农民作为现代人的成长》一文，明确提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要在“乡村振兴的伟大意义”上，“充分展示中国农民作为现代人的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的主张。与此文前后脚发表的小说《到福祝去》可以说就是作家这个文学理念的审美呈现。

在上述“成长”一文中，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有关乡村写作中值得认真考虑的三个问题，其一是如何规避作品写出来就过时的问题；其二是不能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其三是要写好一个故事或人物。对于《到福祝去》而言，当然不存在“过时”问题，相反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农村、农民的维度，而给人以眼前一亮的阅读新鲜感。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另外两个问题在《到福祝去》中的呈现样态。

关于反映现实矛盾问题。“矛盾”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伦理的；可以是波涛汹涌的，也可以是波澜不惊的。《到福祝去》着眼于主人公康爷精神世界的书写，体现的是一个乡民在伦理方面对于传统美德的坚守和情感领域对于现代自由的追求，这种精神世界的变化，表现为前后两个人生序列的先后完成或者交接，因而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康爷年轻时到外乡贩卖火纸认识了一位祝姑娘，两人颇有郎情妾意之感，无奈此时康爷已经成家立业，他只能将这种感情埋在心底。此后数十年，康爷勤俭持家，“端正沉稳”，尽着他对于家庭的责任，直到他的妻子去世多年，他才重新踏上寻找旧梦之旅，只是到达目的地时，那位姑娘早已去世了。这样的故事表面上看没有多大的“冲突”，但他最后赶着当年的“承诺”——两只绿头鸭去寻找旧恋的情节，还是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了某种渴望的力量。而真正表现出“冲突”的，是其终于加入了路上偶遇的一个草台班子，班主“肥瞄”的情感包括情欲的诱惑，以及戏班子自由自在的生活对自己固有生活观念的冲击，构成了康爷这位五旬老汉复杂、动荡的心理内容。这种看不见的“精神裂变”远超过其拒接出轨儿子电话的“父子冲突”，作者不显山露水的平静叙述中，暗含一种从稳重内敛的传统人生向享受合理情感生活与精神自由的现代观念的转变。

关于写故事与人物问题。“故事”和“人物”是中国小说传统的特长，符合读者喜闻乐见的审美习尚，王方晨对于这种小说美学趣味的追求，应该与他有意识地创作表现乡村振兴事业的作品有关。《到福祝去》这篇小说所讲的故事始终扣着表现农民精神成长这个主题，在叙事装置的构设上也颇见匠心。这就是关于草台班子的相关情节设计。

自古以来，“戏班子”“戏子”就是溢出社会主流的另类人群，相对于正统、严谨的社会规范，“戏子”们的“游戏人生”中包含着合理的对于自由的变相追求，甚至农村观众的“看大戏”热情中也包含着某种自我释放的意图。小说中说“草台班子集中的当然是些天性爱热闹的人”是这种情况，老采动辄吼唱酸曲“串九州”也是这种因由。在农村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成之前，“草台班子”是农村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存在，是渴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人们的一个“精神后花园”。作者让康爷加入草台班子，既是一种现实可能，也是一种“隐喻”：写出了农民在农村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精神出口”的愿望和权宜之计。在《到福祝去》中，有关草台班子或者唱戏的内容占据了相当篇幅，康爷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也在这些描写中得以完成，“故事”和“人物”可谓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当然，在书写“精神成长”之外，这篇小说令人称道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人物端方的性格与作者诙谐的叙述语言之间的叙事张力，“反高潮”式的戛然而止、余味悠长的结尾方式等，都是颇耐咀嚼的。

在现当代文学史序列中，自鲁迅到赵树理，到柳青、浩然，再到高晓声、贾平凹、张炜等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时代描绘出了同代农民的精神图谱。相对而言，今天更加开放、进步的新时代特别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作家们书写农村提供了更好的机缘和创作资源，“书写农民作为现代人的成长”亦即农民精神的现代成长适逢其时，作家王方晨迈出了领先的步伐，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加入到这个时代主题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