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我是献给缪斯的一件祭品
作为中国最后一代骑兵，作家高建群在《我的黑走马》里，倾注了对草原、对骏马的依恋。欧亚大平原上那些早已湮灭的历史掌故，在他的笔下信手拈来，勾勒出一部游牧者简史。站在长城线上，向中原大地瞭望，他在这部作品里重新审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
对于他而言，暮年骑士，踽踽独行，却依然高高擎起文学的猎猎旌旗，毫不掩饰文学创作上的“野心”：我有一个野心，那就是我要用一句话来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
秋日的午后，在他的“高看一眼工作室”，回顾起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高建群思忖半晌，缓缓吐露：我是献给文艺之神缪斯的一件祭品，把自己像祭品一样献给文学。
一个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从容自如的舞者
文化艺术报：首先要恭喜高老师，前阵子《我的黑走马》入选京东文学盛典20强，让这部小说再次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这部小说的创作是否与“丝路万里行”有着因果关系？
高建群：记得当时，我们16辆车从西安一路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穿越中亚五国、高加索山脉和乌拉尔山脉，沿着伏尔加河抵达莫斯科。尔后，再从波罗的海，抵达北海。再从北海抵达地中海抵达大西洋，最后到达英国的伦敦，行程才算结束。这次行程总共两万两千多公里，用70天时间穿越了62座城市。
我的一本关于这趟行程的重要的书《丝绸之路千问千答》，其实也就是一部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这本书最近刚刚案头写作完成，年底就要出版了。那将是一本重要的书，而《我的黑走马》是这本书的先声。实际上，《我的黑走马》是我将近五十年来对于中亚游牧文化的一个积累，然后爆发出来的一部作品。这块土地是如此之厚重，文化底蕴如此之深厚，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她表现出来——哪怕只能叙说出其中的万分之一。正像我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1972年12月14日，我从西安启程去新疆，在一条叫作额尔齐斯河的河流边，在那里当了五年时间的兵。从那一刻起，后来即便是我的身体回来了，而我的魂灵一直仍在中亚大地游荡。它是一种对于草原，对于游牧生活，对于马以及我的青春岁月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怀恋，一首怀念的赞歌，或者说是挽歌。
文化艺术报：《我的黑走马》，书的扉页上有一句话，“草原上有一句格言：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我仔细查阅，书里好像没有对这句话作过多的解释，我很好奇，“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这句话背后有什么耐人寻味的道理，您能否揭开这个谜？
高建群：这句话其实没有说完，后面还需要补充，如果再版的话，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草原上有一句格言，不要和那些骑走马的人打交道。这句话大约是说，那些骑走马的人，已经过了青春和激情的岁月，变得老于世故，一个一个成为“油腻”的老男人了。因此，见了他们，你最好知趣地躲开。
文化艺术报：《我的黑走马》很能体现您的叙述风格，您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作者的身份不时会显露出来告诉读者：这是在虚虚实实之中构建历史故事。在我看来，现代文学理念中的“元叙事”“元虚构”，应当可以概括您的这一特点。这样的叙述风格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间形成的风格？
高建群：高洪波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发表在权威刊物《文学评论》中的《解析高建群》一文中说，高建群是一个从陕北高原向我们走来的略带忧郁色彩的行吟诗人，一个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且从容自如的舞者，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的人。我的这种叙事风格，很难框定到一个文体类别中去，最近有批评家将它叫“文学读本”，我觉得很妥帖。还有批评家将这叫“圣经体”或“史记体”写作。比如《我的黑走马》的叙述，实际上是作者沉重的身躯从中亚大地上走过，带动着两岸的物件开始行走。我从中亚大地走过，就像是一块大磁铁一样，把两边的大历史、大文化、大地理的因素，都吸引到我的身上。我像是个带路人一样，拖着它们往前走。艺术没有圆满，所有的艺术都有其缺陷——最起码，在《我的黑走马》这部小说里，适合于这样的叙述方式的。也许在将来，我想写一部像海明威《老人与海》那样的作品，写一部冷静的小说，把作者藏得很深，在那里给你们讲述一个故事。小说艺术的技巧在哪里呢？我对很多评论家说过。前苏联有个叫安东诺夫的作家，他写过《小说的技巧》，小说家在写小说时候，他把自己的人皮，披到小说中一个人物身上，用这个人物的眼光来推动小说——这叫叙述视角，这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奥秘。
读我的小说，你会感觉世界就在你面前
文化艺术报：读您的作品，我总结出您写作上的一个规律，从《最后一个匈奴》开始，包括后来的《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等小说，都有着“宏大叙事”的史诗风格的特征。为什么会青睐于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并一以贯之？
高建群：我是受到古希腊那种深刻的悲剧影响，那种悲剧感和崇高感，就像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中的那种宏大叙事风格。英国大诗人拜伦的《唐璜》，拜伦将其称之为诗体小说。他来到西班牙说，美丽的西班牙，风流的胜地，阿西乔高举过的义旗在那里；来到希腊，说希腊啊，蒙受你恩惠最深的人，爱你却爱得最浅。类似于他这种居高临下、一泻千里的叙述方式，把他的描写对象，如压路机那样碾压，一压而过。可以说，这是我比较崇尚的风格。包括《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黑走马》等等，我就是这样一路走下去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艺术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你从正面看，无懈可击；你从背面看，立即露出“怯”来。
文化艺术报：文学批评家将您的这一风格概括为，“具有崇高感、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同时，也有读者认为这样的叙述方式过于平淡，您如何看待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
高建群：我这样子一路行走下去，一步一个传说，一步一个掌故，应接不暇的故事和人物接踵而至。最近刚完成的《丝绸之路千问千答》，叙说丝绸之路整个道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大历史中，充满一种瑰丽辉煌的历史想象。所以说，我的小说绝不会平淡，你会感觉世界就在你的面前，感觉到你在和历史对话。当我从丝绸之路一路走过的时候，感觉到打开了我的眼界。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我在那里做行程中最后一次演讲，我说，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那就是行走丝绸之路之前的阶段和行走丝绸之路之后的阶段。如果早二十年开始这趟行程，我的作品中世界意识将会更强烈，将会站在更广阔的视角来进行写作。
文化艺术报：您在这部书里，为读者引入了“第三种历史观”这一大历史观，认为：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您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看作是“向定居文明、农耕文明、城市文明索要生存空间”，并且是“严酷的大自然法则、历史法则和地理法则”。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中谈到对于历史的态度：我们应当带着温情与敬意去走进历史。我注意到，《我的黑走马》书名后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游牧者简史。对于游牧者这段历史，您似乎更多地是站在游牧者的角度进行叙事和解读？
高建群：刚才说过，世界三大游牧者，一个是阿提拉大帝，他把欧罗巴大陆整个用马蹄耕耘了一遍；一个是成吉思汗，他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还有跛子帖木儿，他把成吉思汗建立的四个汗国，全部灭掉了。晚年70岁时，还打算翻越天山，与大明王朝相抗衡，他儿子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乌鲁木齐附近了。西方普遍为大家所认可的一个观点是，这些草原人、游牧者，他们是大地之子，是大地的产物。历史上，在长安和罗马两万余公里的欧亚大平原之中，生活着两百多个古游牧民族，他们以八十年为一个周期，向长安或是罗马的定居文明、农耕文明、城市文明索要生存空间。这是生存的需要，因为八十年中会不断频繁出现战乱、瘟疫、天灾等，他们得寻找活路。从这个观点来解释，就清晰地理解，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为何会发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由于我们看不到遥远的中亚和欧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游牧民族会来侵犯我们。一部中华文明史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一边是游牧文明，一边是农耕文明，他们迈着双脚前进。
要用一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表达的内容
文化艺术报：提到高建群老师，就不得不提到曾经震动中国当代文坛的“陕军东征”的壮举，曾经引发长篇小说阅读的一时之盛。我知道，您此前也曾经发表过演讲，《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对于文学发展大声疾呼。27年之后，再来审视陕西文学的发展现状，作为曾经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您有哪些观察、思考、看法和建议？
高建群：我记得是1989年的秋天，中国作协的年会在延安召开，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马烽说，我预感陕西作家将有一批重要作品出版，陕西作家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积累更为深厚。后来，1993年5月19日，《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会议上提出一个口号叫“陕军东征”，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的由来，随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再有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相继推出，一时洛阳纸贵，“陕军东征”随之引发文学界一场大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可以说是纸质文学的最后一次辉煌。
你说的那次演讲，是2005年我在西安高新区挂职时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委组织部举办的欢送会上的演讲。我说，一种现象是，艺术家躲在象牙之塔里自怨自艾，我说这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有出息的艺术家应该承担起时代责任，去描写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几年前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我谈到我对于青年作家的希望是，希望他们做一颗恒星，不要做一颗卫星。哪怕是做一颗小小的恒星，孤独地、高傲地照耀在天空的一个角落里，那样我老高就会很尊敬这样的年轻作家。而不希望他们做卫星，不要围着前辈作家们旋转。
陕西作家们，尤其是年轻作家们应当立起来，做自己的恒星。而目前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我们的文学发展不起来，所以常常感到后继无人的无力感觉。柳青说过，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要学会拒绝诱惑。作家就像农村老太婆提一篮子鸡蛋进城，只有人家碰你的份儿，没有你碰人家的份儿。你碰不起，你一碰人家，一篮子鸡蛋碎了，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的正在出版的《高建群全集》25卷，征求评论家阎纲的意见时，他说：“高建群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跑者’，每过几年就有重要作品出现。他在自己的斗室里，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一砖一石建立着自己的艺术帝国。”我感谢阎纲老人的谬奖。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青年作家把文学认真地当成事业来做，增强对于文学和文化的敬畏感，同时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文学和文化的态度。
文化艺术报：您的散文新作《来自东方的船》新近面市，能否向读者透露一下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高建群：这个书名是我起的，这本书是中文和英文的对照版。实际上，不光是献给中国读者的，它还是献给世界读者的。我一直有个梦想，这本书能够进入欧美国家的普通家庭，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道：我是确切地知道，在欧美那些普通家庭的书架上，一直给一位叫作高建群的中国作家留有位置。我就是以这样的高度来写这本书的——让世界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想些什么。一趟丝路万里行给我的体会是，欧洲和亚洲的文化是相通的，欧罗巴大陆和亚细亚大陆的间隔其实就是一个汽车轮子的距离。而我们东方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呀，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人身上智慧、勤劳、善良的品质。末了，允许我用曾经在凤凰世纪大讲堂演讲的一句话来概述我的文学创作，这是尼采的话：我有一个野心，那就是我要用一句话来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