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评张忌《南货店》
面对张忌的长篇小说《南货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版），首先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何为“南货店”？所谓“南货”，专指长江以南盛产的食品。顾名思义，既然有“南货”，也就会有“北货”与之相对应。以南货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商铺，也就是所谓的“南货店”。说到南货店，有两点不容忽视。一个是，它的出现，与中国南方近现代以来日渐繁茂的工商业活动紧密相关。比如上海，南货店的最早出现，就是在晚清时期，其繁荣鼎盛阶段，当为清末以及民国年间。再一个是，虽然以南货的经营为主，但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往往会把北货纳入到其中。因此，名为南货店，实际上却是一种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计紧密相关的日用杂货店。当然，到了张忌小说所集中关注的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历史时段，由于国家社会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原本一直处于私营状态的南货店早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被纳入到了政府所主导的供销社系统之中。对此，叙述者借助于秋林工作调动之机做出过相应的介绍：“黄埠供销社属于区级供销社，供销社分四级，最顶上的是县供销社，下面是区，区下面是镇乡，再下面就是南亭南货店这样的合作商店。”因为南亭南货店已经伴随着国家社会体制的改变而被纳入到了政府主导的供销社系统之中，所以才会有秋林高中毕业后被迫入职南亭南货店这样的事件发生。
其二，则是语言层面上对南方方言的有效征用。或许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有关，一部小说作品，只要突破常规，较为频繁地征用南方方言，就会成为业界注目的焦点。不论是2012年同样发表在《收获》杂志的那部后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繁花》，还是张忌的这一部《南货店》，具体情形均是如此。更远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韩邦庆当年那部纯粹征用沪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区别在于，或许与受到普通话某种潜在的强力抑制有关，金宇澄和张忌他们已经明显收敛了许多，只是在接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非常有限地征用南方方言，以此来相对应于他们意欲真切表现的南方生活。即使如此，语言接受的问题依然严重困扰着这些作家，否则张忌也就无需在和弋舟对话时专门谈及南方方言的征用问题：“关于方言，诚如弋舟兄所言，写《南货店》的确是有意地在强化。其实《出家》便有这个念头，但当时做得不像《南货店》这么彻底。这个主要还是写作上的一个需要，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写南方的小说，如果我还是用北方的语言写，小说的气质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觉得对于写作者而言，方言写作是特别有利于叙述的打开的。我以前写东西，总有一种感觉，碰到好多的话，你想到了，你却说不出来。现在尝试用方言写作时，就会贴切很多，自己写得也舒服。特别是写对话，经常会有很过瘾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像会喝酒的人，喝到位了。对于读者能不能接受，我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这个语言并不是完全道地的本地方言，我用的最多的还是方言的句式，一些书面上无法理解的语词被我拿掉了。这一点，金宇澄老师有个特别好的看法，用方言写作，这个方言肯定是要有所改良。作为一个作家，我肯定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读我的作品，但是话退回来讲，如果没有，又怎么样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写作最大的功能还是让我自己感到愉悦，这一部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我不能奢望太多。”①因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某种意义上，作家写小说，也就是在写语言。离开了语言，小说也将荡然无存。就此而言，张忌的体会非常到位，对于南方方言的有限征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基本面貌与根本气质。比如，对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的这样一句话：“秋林记牢父亲的一句话，父亲说，秋林，今朝起，侬就是一个大人了。”尽管肯定不是成长小说，但在《南货店》中，不仅潜隐着某种成长的艺术框架，而且这一艺术框架还具体地落实体现在秋林身上，却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文本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促使青春年少的秋林迅速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因为父亲坐了监牢客观上所形成的一种生活尤其是精神上的“失怙”状态。很大程度上，正是父亲的如此一种缺位状况，从根本上导致了秋林的迅速成长。父亲刻意强调的这句话，所强烈暗示的，正是如此一种情况。从语言征用的角度来说，其中的“记牢”“今朝”以及“侬”，毫无疑问都属于南方方言的范畴之中。因为这样一些南方方言的适度穿插，整个句子的腔调和味道便都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尽管张忌在和弋舟对话时表达出会因此而丧失一部分读者的担忧，但身为北方读者的我，在阅读小说时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会有方言方面接受障碍的存在。不仅没有阅读障碍，还会因为某种语言上的陌生化效应而获得特别的审美感受。
更进一步说，作为一部意欲透视表现中国南方城镇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张忌之所以要把一家南货店，以及以南货店为基础的供销社系统作为具体的聚焦对象，主要因为以售卖日杂用品为主要功能的南货店（扩而大之，也就是供销社），与普通民众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紧密。为了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表现出来，张忌在各种器物以及售卖器物（或曰生意经）的描写呈示上下了足够大的功夫。比如，南货店中一段描写吴师傅包糖纸的精彩文字：“比如卖白砂糖，平日只包一层细纸，一层粗纸，现在会多包上一层粗纸。粗纸用多用少，不会上账，多包上一层，就多增了一分白砂糖的进项。这样做，一般都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有人提了，吴师傅也会跟对方解释，这次来的糖特别细。买糖要糖票，糖票珍贵，包得不仔细，漏了可惜。多包层纸，牢靠些。这样一讲，对方也就没多的闲话了。”再比如打酒：“打酒人来了，吴师傅也有办法。打酒不论斤，论提。酒提形如打水桶，垂直有一长柄。平日里打酒，马师傅总叮嘱，酒提要轻轻落，轻轻提。现在，吴师傅当家，碰到内行的，依旧轻轻落，轻轻提，碰到不内行的，酒提伸进酒埕里，手上就会用些力道，加快起落速度。这样，酒埕里的酒就会起泡沫，趁着泡沫未散，迅速舀起来，倒进客户的酒瓶。泡沫掩在老酒上，酒就可以少些，减些斤两。”看似只是南货店日常工作状态的一种描写，但细细品来，格外意味深长，应该被看作是对一种器物美学的充分体现。关于器物美学，我曾经在一篇关于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的批评文章中有所论述：“在《天香》中，器物描写与人物描写之间构成了一种平分秋色的对等关系。首先是对于器物世界一种兴致勃勃的谈论。……从这样的一种谈论中，我们应该多少能够触摸到一些王安忆之所以要执著于器物描写的深层次缘由。……在王安忆看来，现实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存在的道理，有其相应的物性，有其使用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对于器物三层次价值的厘定和梳理：‘近用于生计日常，远用于陶冶教化，至远则用于道。’所谓‘生计日常’，乃是器物最低一个层次的价值，属于那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价值。接下来是‘陶冶教化’，这一点的提出，很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有关，到了这个层次，王安忆所强调的物用重心就由可见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建构的层面。最后，当王安忆一力强调器物可以‘用于道’的时候，她事实上也就把对于物性的思考更进一步地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只有在认真地读过王安忆《天香》中这一段谈论器物性质的文字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实际上，这种物道主义，业已构成了王安忆一种特别重要的精神底色。沿着物道主义方向进入王安忆小说世界，将会使我们对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产生一种新的理解与感悟。”②正如同王安忆在《天香》中不仅注重于器物的描写，而且总是借助于器物的描写而写人一样，张忌在《南货店》中也借助于器物与售卖器物的描写（也即所谓“物理”）巧妙揭示着人情。比如，吴师傅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在售卖器物时斤斤计较，想方设法地“缺斤短两”，与秋林参加工作一个月后店内盘存时意外出现了两百元的缺口紧密相关。因为必须很快地弥补亏空，所以，吴师傅他们才会想方设法地不惜违背职业道德，也要通过各种曲尽其微的售卖手段去从事经营活动。在借助于器物以及售卖器物的活动凸显日常生活烟火气的同时，张忌也在不经意之间巧妙地写出了“文革”结束初期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物质匮乏与经济乏力的状态。
注释：
①张忌、弋舟《在无差别的世相中体恤众生之千姿百态》，见《南货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版。
②王春林《闺阁传奇，风情长卷》，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