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4年，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热播，获得了巨大而良好的社会影响。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同名小说也因此受到关注，并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重量级大奖。在战争的残酷与牺牲中思索个人命运、人性底色，并且融入浓重的家国情怀和顽强崇高的革命信念，是徐贵祥军事文学作品一贯秉承的艺术风格。

近期，徐贵祥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出版了《英雄山·穿插》《英雄山·伏击》两部军事小说，再谱抗战英豪传奇。记者以此为契机采访了作家徐贵祥。

一个灵感孕育出一部叙事文学

新时报：这两部《英雄山》是构思极为巧妙又前后呼应的故事。请问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或者说小说的主人公有原型吗？如果没有，您是如何构思出这样一个精妙的传奇事件的？

徐贵祥：其实，任何一部小说作品都是有原型的。有的是直接的原型，有的是间接的原型；有的原型是一个人，有的原型是很多人。具体到这两部作品，有一史实线索。前些年我曾经看到一则史料，其中一段提到抗战前夕国民党派特务到陕北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未遂。这则史料很短，就几句话，不了了之，却唤起了我无穷的想象。我想象这个人的长相、性格、行为、结局，久而久之一个人物就成形了。同时，围绕这个人物，另外一群人物也就成形了。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小说是想象的产物，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甚至一句话，就可以擦亮灵感的火花，不同的灵感可以派生出不同的火花。我是一个有英雄理想的作家，所以这个灵感最终孕育出来的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叙事作品。

新时报：《英雄山·伏击》中，易晓岚这个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性格历练非常复杂，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脸谱化”即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人物。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应该更考验一个人的人性。您如何理解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下，对人物的造就和历练？

徐贵祥：一个生命诞生之初，无所谓善恶是非，关键要看他生长的环境。易晓岚这个人物的生长环境非常有意思，他的童年是被当作女孩子养的，在家庭的地位中是渺小的，在社会的地位中是卑微的，他胸无大志，手无缚鸡之力。恰好是这么一个人，给他换个环境，换个方式，换个活法，他就会爆发出超常的潜力。这就叫“从底层出发，在绝望中诞生”。

我写这个人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我们距离我们的英雄理想还有多远。有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实现英雄理想遥远如天上的星星。而另一些时候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实现英雄理想随时都有可能。从根本上讲，有当英雄的思想准备，有当英雄的行为准备。那么，只要土壤成熟随时可以成为英雄。甚至可以说，赋予我们家国天下情怀，把我们放在那样的语境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军事文学的目标是呼唤和平

新时报：中国乃至世界范畴内均出现过很多优秀的军事（战争）文学作品，国内如《林海雪原》，国外如《永别了，武器》，甚至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军事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这些是不是出现在您的阅读经历之中，并且影响了自身的写作？

徐贵祥：从大的方面讲，军事文学也好，非军事文学也好，都是表现人的情感命运的。但是，战争是一个特殊领域，有特殊的行为方式，有特殊的事件，构成特殊的语境。军事文学书写，需要一定的军事常识作为支撑，蕴含着战争语境的行业文化。

我们中国的军事文学作品，从散文类型的《孙子兵法》和传记类型的《史记》，到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可以划到军事文学范畴，为后世的军事文学提供了土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抗战文学问世，我在青少年时代读得很多。后来当编辑、当业余作者，读了不少苏联卫国战争作品，继而也读了英美一些军事题材小说，比如《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第二十一条军规》等等。

新时报：比起其他文学门类，您认为军事文学带给读者不同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启迪是什么？

徐贵祥：首先，文学是有用的，没有用的文学作品不存在。所谓“有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面的作用，一个是负作用。当代中国的军事文学，提供的都是正能量。中国古代即有“文以载道”的思想，到了近代和现代，梁启超、鲁迅等人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于文学艺术，蔡元培干脆说，“以美育代宗教”，这是我进行军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中国当代的军事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寻找和呼唤英雄主义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文学正能量。

军事文学表现的是战争，但是并不等于说军事文学就是鼓励战争、挑动战争，军事文学的根本目标是呼唤和平，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我在《马上天下》里借主人公陈秋石之口说得很明白，“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所以学会了打仗”。中国传统兵法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上战不战”，意思都是通过战争遏制战争。遏制战争需要实力，只有当你强大到可以和强敌抗衡的时候，战争才会退避三舍。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是没有资格讲和平的，只能去呼吁或者抗议。

英雄，就是站在那里，别人不敢侵犯你，这就是我的军事文学理想。

创作军事文学，经历不可缺少

新时报：有人写作靠想象力，比如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写战争；有人写作靠经历，比如很多作家笔下的故事其实大多来源于自身经历。您如何看待“想象力”与“经历”的关系？是否想象力比经历更重要？

徐贵祥：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经历非常重要，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悲壮、英勇以及微妙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茅盾为什么强调要写“自己身边的事”就是这个道理。鲁迅也说过，一个非洲人，从来没有见过冰块，让他去表述“冰”的感觉，那是不可想象的。

我个人认为，没有战争经历的人表现战争确实有很多障碍。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脱离既有的经验，除非写神剧。当然，想象力也很重要，还有观察力。一个作家很有悟性，观察力和想象力都很强，只要有一点体验就可以举一反三，就可以由此及彼，同样可以写出很好的军事文学作品。

同样，一个想象力和观察力都比较呆滞的人，哪怕天天泡在战壕里，他也写不出来小说。就军事文学创作而言，经历不是唯一的，但它是不可缺少的。当然，经历有直接的经历，也有间接的经历，关键要看我们想象的触角能否抵达现场，能否从时代和岁月的迷雾中透视真相，只有写出战争中人的真情实感，才能唤起回眸战争的芸芸众生的真情实感。

新时报：现实主义作品可以算是文学作品中最大的品类之一。您如何看待另一种重要的品类——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徐贵祥：我读书比较杂，比较顺从自己的兴趣，很难说偏爱哪一种类型。早期阅读，更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看故事，看热闹。后来自己拿笔写小说了，也读一些比较超现实的作品——我说的超现实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而是同现实若即若离，可以用现实的逻辑来解释、来推测。超现实实际上也是从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它的优点是可以打破定势思维，拓宽视野，让我们进入战争的现场，去发现更大的可能。

这两部小说《穿插》和《伏击》，从故事看，多少也有点超现实的意味。但是进入人的精神和灵魂深处，我觉得不仅没有超现实，反而同现实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实主义——本人并不赞同文学创作有什么“主义”，为了表述方便，姑且借用这个概念——其实是个理想，或者说是个梦想，随着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奇迹，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东西，那恰好是所谓现实主义书写忽略的或者错过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深入地发现和挖掘，大可不必理会什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