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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发:师生“称兄道弟”那些事儿
来源:文汇报 | 黄开发  2020年10月20日08:20
关键词:文人交往 称谓

年轻时读新文学作家的尺牍,知道他们对学生和年轻朋友称兄。受他们的影响,待到自己在大学里做了教师,也开始“称兄道弟”起来。

鲁迅与学生称兄也遇到过障碍。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请教人生问题,自称“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另有几句附言,有意提示自己是个女生:“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老师收信当天即回复,称对方为“广平兄”。许广平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称谓,诚惶诚恐,有些哭笑不得。3月15日回信,上款写“鲁迅先生吾师左右”,称谓后还加了敬词,很正式,而第一封信上款是直书“鲁迅先生”的。她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当我拆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绝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一连三问,嗔怪之意显然。

几天后,鲁迅再回信,依旧称“广平兄”。不过作了说明:“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面对如此倔的老师,也只好听之任之。一直到正式同居后的1929年,鲁迅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改用昵称。

鲁迅解释了自己对“兄”字的用法,然而说“自己制定”恐怕未必。其实,这种称谓在新文化人士的尺牍中较为普遍,如周作人、胡适等致学生的信札。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周作人书信》。书中包括书牍文和尺牍两类,前者是书信体的散文,后者为平常所说的用于交际的书信,原是作者不拟发表的。尺牍部分收录作者写给他三个著名弟子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的书信。其中有致俞平伯的信三十五封,大多数称呼“平伯兄”。1933年2月24日信则称“白萍道人”,“白萍”是俞氏的一个号。致废名信十七封,多称兄,有两封称“常出屋斋主人”“常出屋斋居士”,“常出屋斋”为废名在西山居所之名。致沈启无信二十五封,无一称呼收信人的本名,多用别名、别号、笔名,如南无、画廊、奇无、茗缘、茶衲等。与此对应,致信人也不用自己的本名,而是用别号、别名等:尊、饘敬、茶庵、难明白、案山、案、山尊、粥尊、樽、淳于、苦茶子、苦茶、知堂、知等。从中,收信人会感受到一种亲切、诙谐的气氛。如果没有深交,用这么多名号是很奇怪的。有些名字外人可能不甚了了,而双方是心领神会的,看后不禁莞尔。

上面所述是与学生辈朋友间的书信往来,周氏与钱玄同、刘半农等老朋友之间的称谓更带有戏谑的成分。他与钱玄同、刘半农有深交,彼此往来尺牍中的称谓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多有隐语、新典故、文字游戏等。

称学生为“兄”,并非周氏兄弟等新文化人士始创,其来有自。周氏兄弟的老师章太炎就用过。下面是章太炎致二人的一封短札——

豫哉、启明兄鉴:

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准于十六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

即颂

撰祉。

麟 顿首 十四

据考,此信写于1909年5月3日,系现存唯一一封章太炎致周氏兄弟的信。内容是拉他们一起从印度梵师学习梵语。此信把周作人的号“启孟”写作“启明”,以后周氏便把“启明”作为了自己的“字”。

周氏兄弟是章太炎的弟子,1908至1909年间大约有一年多,他们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在学生们的眼里,这个老师不拘小节,亲切可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道:“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哈喇菩萨。”从这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到东京民报社听讲的学生还有钱玄同。1906年9月,钱玄同到日本留学,与出狱后前往东京的章太炎相识。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收录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书信五十九封。1906年至1907年间书信开头称“钱君”,双方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称姓而不是名字。在1908年的一封中,上款为“德潜吾兄左右”,“德潜”是钱玄同的字。从1910年4月到1911年9月,称“季足下”,钱氏别号中季,又称季。同时,至少有十一封信落款为“商宾白”。“商”意为商讨,“宾”为宾客,章太炎在与晚辈学人切磋学问时尊对方为主人。所以,署名“商宾”是自谦,反映出太炎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1936年5月有二信称“玄同仁弟足下”,在1934年9月致黄侃的一封信中,称“季刚仁弟足下”。“季刚”是这个章门大弟子的字。

我有些好奇,章太炎的业师俞樾是怎样称呼这个弟子的?查阅《春在堂全书》的尺牍卷,未见与章太炎书,而且其中的尺牍是省略了上下款的。在新近印行的《俞樾函札辑证》和《俞樾书信集》中也未得见。不过看到了俞氏致其他弟子鲍晟、丁立诚、冯崧生、毛子云等的尺牍,其中多称收信人为“仁弟”,下款自称“兄”“愚兄”“世愚兄”等。章太炎给钱玄同、黄侃信中遵照老例,或许可以说更显亲近感,可视为对其师徒关系的高度认可。毕竟,与黄、钱相比,周氏兄弟只能算是章门的外围弟子。

其实,老师与学生“称兄道弟”古已有之。老师称学生贤弟、仁弟、贤契,自称为兄、愚兄,代表了传统师生关系中亲切、友好的一面。“兄”字的“兄长”义引申为“朋友”义,把学生和其他晚辈提升到与师者平等的朋友的地位。晚清以后,师生间通信的称谓更简单,少了繁文缛节,用词则无大变,不过词语后面的思想观念却迥乎不同。现代的师生关系是现代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师生关系的私人性大大淡化。同时,“五四”已降的教师接受了现代性的“人”的观念,不再重视师道尊严,普遍有了民主、平等的意识。

我与老一辈学者交往最多的,除了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就要数舒芜了。近二十年间,前十年邮寄书信,后十年发电子邮件,他总是称“兄”的。虽然他长我四十多岁,我也不以为意,只要记住回信不要称兄就可以了。1990年,我在一篇论文中评述他的研究成果,后以“同乡后学”的名义给他写信,并附上拙作的复印件。他很快回信,上款称“开发兄”。他说注意到我是安徽人,本来想联系,但又怕我把他说得太好了,有所顾忌。还说了鼓励的话:你那么年轻,写了那么好的文章。最后邀便中去他家一谈。读罢这封亲切、热情的信,我颇受感动,没过几天就骑车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拜访。

在现今的学界、文艺界,对晚辈称兄较为流行。我手头上有一本李辉编《黄裳致李辉信札》,收录黄裳于1988年至2011年间致编者的书信。1988、1989年最早的六封信均称“同志”,1991年信一封称“兄”,1995年信一封称“先生”。1996年以后,双方熟稔,成为朋友,则一律称“兄”。

就我个人而言,对在校学生叫某某同学,或直呼其名。对男研究生偶尔称兄,对女研究生偶尔称君。学生毕业后,则一般称“兄”或“君”,与对待其他朋友相同。称姓氏后的名字,常比称兄称君更亲切。比如胡适致受业弟子顾颉刚的信,大多数时候称“颉刚”,偶尔才称“颉刚兄”,表现出他为人亲和的一面。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称女性为兄还会让人觉得唐突。只是对极少数女同窗,我才有时以兄称之。有些同龄人不是很熟悉,称先生有些生分,叫兄又嫌过近,也以君称之。曾有分到我名下刚入学的硕士生来信,我回信的上款用了“兄”字,他很诧异,来信表示难以接受。我告诉他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中人的一种惯例,他好像也就释然了。还有位本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好几个春节都发来短信拜年,有一次我回拜称兄。他颇为不解,我同样加以解释。他回复云:谢谢,没想到发短信拜个年,还受了教育。我一下子想到一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以后也就没再收到他的短信了。

我习惯于对学生称兄称君,喜欢“兄”“君”等称谓所传达出的亲切、友好和平等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