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日前，中国诗歌学会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通知，该学会申报的《百年中国儿童诗歌的演进与发展研究》被立项，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16家社团唯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主题学术活动的课题。记者为此专门走访了中国诗歌学会。

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于1994年。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诗歌活动，团结全国广大诗人、诗歌评论家、诗歌出版编辑、诗歌工作者，繁荣了中国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壮大了作者队伍和力量，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活动的日益增多，中国诗歌学会与其他社团一样，开始出现“重活动，轻内容；重形式，轻实效；重影响，轻学术”的矛盾和问题。“其实，学术研究是社团建设的总基调，亦是社团实际工作中的共同难点。这就要求社团在具体工作中，从思想上牢固树立学术活动这个意识，始终给所涉领域的学术预留出空间，并找出学术活动和日常工作的同心圆。”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向记者介绍说。

以申报社团评级开路，引领学会新气象

2016年，也即中国诗歌学会成立的第22个年头，这一年的新春伊始，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办公会向秘书处发出了向国家民政部申报参评3A社团的工作指令。

“刚发布这个指令时，办公会上还是议论纷纷的。”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程步涛感慨不已，“当时中国诗歌学会的局面，是包括我在内的学会人员，习惯了以往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对评级的响应并不热烈。多数工作人员抱着观望心态对待评级申报工作。”

因驻会人员已经习惯了学会原有的工作方式和流程，申报评级一开始并不顺利。甚至有抵触情绪，有的意见听起来似乎还有十足的道理，譬如类似“学会既无编制，又没有财政拨款”，“条框多了就缺乏灵活机动，是自我束缚，是自找麻烦。”等等。

评级申报，归根结底是一项管理自觉的工作，要求高且繁琐，可以用面面俱到来概括。成立以来的各种行文、会籍和活动管理等等，无不需要追溯廓清。这对一个已经成立了20余年的学会，梳理起来极其繁冗，情况也复杂。当时直接摆在面前的是，大量整理工作需要人手，千头万绪，不知道这个头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换届，人员更迭，届与届之间的交接，有些手续和资料不完整，历史沿革不够清晰。

评级申报的“出师不利”，并没有动摇学会新的领导班子的决心。

过去没有制度的，要建立，过去没有流程的，要按评级规范设置，过去没有建档的资料，要尽可能补齐补全。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学会评级申报小组就将学会成立以来所有历程、各种档案等一一完善补齐，并建立起学会新的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完成了申报材料的全部准备。

经民政部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审核和到学会现场验收，于2017年9月1日授予诗歌学会3A社会组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首家获得等级认证的社团。

“学术+”计划，影响当代诗歌的写作方向

3A社会组织的成功评级，无疑给中国诗歌学会为继续创办以学术领先的国家优秀社团带来了信心和铺平了跑道。趁着成功评级的东风，会长黄怒波开始着手推进社团建设要以学术活动为主导的战略。

黄怒波向记者介绍了他自担任会长以来，对一个社团学术建设倚重的原由：“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社会组织而言，不是看办了多少场活动，而是要分析活动的含金量。含金量从哪里来？须从活动的独特和专业性入手。既然叫‘学会’，如果举办的活动，与学术根本不沾边，那就不该称为学会。”

梳理学会成立以来逐年主办和参与主办的各项活动，很容易得出逾百个活动，看似热闹非凡，但90%是浮光掠影，有的活动仅仅举办一次，便偃旗息鼓。保存下来能持续的只有十几个。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囿于“奖项+采风”的形式，即便有差异，也差异不大。

2017年10月起，中国诗歌学会开始全面实施“学术+”计划。

“学术+”计划，就是学会所有的项目，要围绕学术活动为中心设计。哪怕看似单一的新书发布会或分享会，要定主题，要有诗学延展。

迄今为止，中国诗歌学会已举办论坛、研讨会、讲座近百场，其中，《新时期诗歌美学》《诗歌与城市发展》《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审美维度》《新时代新诗学》等为代表的研讨会的诗学观点，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学术+”计划，还表现在重大事件面前不缺席。面对今年年初发生的新冠疫情，中国诗歌学会迅速组织《疫情之下，中国诗歌的态度》大讨论，部分文章在《工人日报》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大量读者和诗人给中国诗歌学会公众号后台留言，这些留言，大都是感谢和赞誉。

“学术+”计划推行以来，也为中国诗歌学会收获了口碑，除了业内看好，社会上也对中国诗歌学会的活动赞不绝口。一些活动已在国内拥有一定影响，如关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全国诗歌公益活动“我们与你在一起”和响应国家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地区诗歌文化建设工程”等。

学术主导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

“学术+”计划中的论坛、讲座、研讨会，是个让古今中外诗学“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以学术占据诗歌的制高点，用中国诗歌讲好中国故事。

以中国新诗百年为契机，2017年伊始，中国诗歌学会在联袂北京大学共同筹备2018年9月举行的《百年新诗纪念大会》的同时，黄怒波提出了与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编撰、出版《中国新诗总论》和《“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的计划。

通过计划提出到实际编撰、翻译过程中的10余次座谈会的反复“风暴”，这两套丛书从最终的设想至雏形，不断在提升和充实具体的架构和体量。

2019年5月，《中国新诗总论》如期出版。《中国新诗总论》由中国新诗理论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担任总主编，它收录、严选了中国新诗百年来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献，共6卷约400万字。同年8月，《“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第一辑22卷亦如期出版（第二辑21个国家的诗歌译著尚在编辑出版中）。

两套丛书的计划和成功出版，使中国诗歌学会也由此团结了一大批中国诗歌领域的理论权威和优秀研究学者，以及优秀翻译家，这些力量充实到中国诗歌学会的学术专家库后，一时间，学会学术人才济济。

“学术+”计划，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用诗歌讲好中国故事。2017年起，中国诗歌学会每年在上半年以多国语种发布《中国诗歌年度报告》。

《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以年为单元，是中国诗歌活动的大事记，成果、创作和理论的总成，是一部了解中国诗歌的工具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教授说：“填补中国诗歌史上空白的《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以多国语种发布，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它在以诗歌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学会还积极与国外的社会组织或高校联合，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诗歌学术交流活动，自2016年起，先后与日本城西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韩国诗歌协会建立起定期的诗学对话关系，让中国诗歌的头部学者和代表诗人，与国外的头部学者和代表诗人进行民间性质的学术互动，在推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