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里下河文学是充满水泽氤氲的，湖光水气，河流船桨，拂岸绿树，照影荷花，片片垛田，弯弯曲径。自然风物如何照应人世精灵，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我觉得，这正好可以用来考察里下河文学的悲悯情怀。就是本文的题目所言，上善若水长浩荡，悲悯情怀被万家。里下河的河水和湖水，它是多情柔曼的，不但烘托出作家笔下的生活风情画面，也在哀婉感伤中，映照出人世的悲凉与惆怅，从宋人苏辙《高邮别秦观三首》之“蒙蒙春雨湿邗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将诗卷洗闲愁”。“笔端大字鸦栖壁，袖里清诗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污交朋”。从典雅俊秀怅然清愁，到当下的里下河作家群，少有悲歌慷慨怒发冲冠，偏爱举重若轻韵味悠长，皆可以作如是观。

说到悲悯，当然首推里下河文学的开创者汪曾祺。汪曾祺的作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逝水与流年中回望人生的深深浅浅各色各样的足迹。《受戒》中的小英子那秀气稚嫩的脚印诱发了少年明子朦胧的性意识，《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在十一子遭祸受伤后与水边人家的青年妇女们一道去当挑夫，那伴随着说笑声的蓬勃生机，尽显出乐天知命的生命热情。更多时候，人们会遭遇到或浓或淡的悲剧，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情怀，悲天悯人的目光也随之流曳笔端。有些论者会将这种人道主义的萌发归诸汪曾祺少年时代的快乐生活与家庭氛围，但自身遭遇过几番世事浮沉，经历过动乱岁月后的痛定思痛，才是这种悲悯情怀最重要的触媒。但汪曾祺一般不会把人物和事件推向绝境，那一群动乱中失范的孩子，在任性胡闹中越走越远，以将一只只猫虐待摧残致死为乐事，释放出天性中顽劣不堪之恶，要将一只猫从高楼上抛下，这让人不知如何收拾，伊于胡底；一位小伙伴李小斌的父亲跳楼身亡，让他们的胡闹戛然而止。《云致秋行状》中的同名主人公，终生在梨园行都是为他人做衬托唱“二路”，甘居人后，尽心尽力，人品和戏品俱佳，但是他在“文革”风云变幻中失去定力，做了几件拿不出手的事情，留下永久的遗憾，也让此后他的人生渐显没落。作品中的“我”力排众议为其撰写挽联，总括其生平，其间有几多悲悯！

学界共识而为作者自己认可的说法是，汪曾祺为了温润和谐，放弃了深刻与犀利，这和他的儒学传承密不可分。作为后起的作家，则对现代哲学有更多的关注。毕飞宇的悲悯情怀，也是学界经常会论及的重要命题。《玉米》《青衣》等皆可为证，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怀，对她们在权力、舆论和青春流逝等压迫下的极端处境与困兽犹斗，尤其是对后者的深切体察，形成毕飞宇创作的一大特色。死亡与毁灭，经常缠绕在作家的笔端。但是，毕飞宇的悲悯还有更高的视界。《平原》中端方和吴曼玲的感情纠缠及其结末，令人唏嘘，但是，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作品中还有一位立足于超拔的哲学视野的顾先生。在《平原》第七章中，他的阅读与宣讲，远远地超逸出王家庄具体人事的沉沦，这段宣讲出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这当然也得益于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得益于当年围绕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激烈论争，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引发这场论争的思想渊源之一。正是因为对于理论与哲学的热烈兴趣与用心研读，毕飞宇的悲悯情怀才能够凸显在人性异化的本土呈现上。

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执著地讲述着江南水乡少年儿童在时代动荡与个人命运的挫折和苦难中认识自我认识生活的故事，把世事艰难与关爱悲悯交织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形成鲜明特征。在《红瓦》《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等作品中，对于桑桑、林冰、根鸟、葵花等少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挫折，对于生活中的各种苦难，作家表现出忧郁感伤，表现出关爱与悲悯，也倾注了强烈的希望与鼓励，鼓励少年人能够摆脱困境、拓展人生。《青铜葵花》中，当我们读到为了一只丢失的公鸭，嘎鱼父子打上门来声讨青铜的时候，会以为他们是乘人之危混淆是非，甚至怀疑他们的人品；后来青铜终于捉到那只丢失的公鸭，示威式的在全村“巡游”，为自己的清白做出有力证明，嘎鱼父子却悄没声息，不知他们作何感想；当奶奶生命垂危的时候，嘎鱼代表父亲拎着两只鸭送到青铜家，这强有力的一笔，让我们对作家的融融爱心怦然心动。

曹文轩旗帜鲜明地将大爱和悲悯情怀认定为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正是因为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怀。当简·爱得知一切，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有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擦亮最后一根火柴点亮了世界，并温暖了自己的身和心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曹文轩：《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曹文轩身体力行，对人性和情感的培养熏陶，要从儿童时期做起。而且，不能只对儿童讲述那些简单的快乐的蜜糖式的故事，比“快乐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生活中有阳光也有阴霾，苦难和悲伤是生活中必有之义。而且，孩子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知晓人间还有大量的苦难和悲哀，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能有足够的坚强去承受苦难与悲哀，进而能够理解和分担并懂得悲悯与同情。“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在中国大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高考指挥棒引导下的学业竞争，父母亲为了生存打拼而忽略幼小子女的情感抚慰的需要，留守儿童和打工子女的孤独而且不公正的成长环境，都让孩子们过早地体会到孤独、冷漠、情感缺失和人际交流的困境。曹文轩的努力，显然是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

与偏好做哲学思考的毕飞宇、曹文轩相异，一直守望在家乡热土的刘仁前更接地气，也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现实的演进之中。他的“香河”三部曲，从“文革”时期铺叙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前后，让香河的三代儿女们在时代变迁中载浮载沉。如另一位里下河作家徐可所言，“刘仁前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总是怀着悲悯情怀，带着深深的感情。在刘仁前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闪光点。柳春雨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一个正面人物，可他在琴丫头和杨雪花之间的举棋不定，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他与琴丫头的爱情悲剧固然有着客观因素，但也不排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嫌疑。香元独断专横，玩弄异性，基本上是一个反面人物，可是在涉及社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上却不徇私心，不畏权贵，宁可丢官也不退缩，体现出他的担当意识。”在《残月》中，围绕一场颇具商业色彩却又搭上迎奥运之宏大叙事的大型演唱会，信奉“消费人生”的演艺公司老总柳永，一心扑在报社业绩上的晚报总编秦晓月，陷入了众多的运筹、公关、举报、灭火的怪圈，被查处，遭重罚，甚至身陷囹圄，在从人生高峰和成功幻梦中跌落之时，他们才开始回望既往，沉思自我，开始对人生与情感的新的追寻。迷途而知返，就是作家悲悯目光注视下指给他们的救赎之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