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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工部《可叹》一诗，开篇便感慨“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两句系老杜针对同代人王季友的人生遭际，有感而发。王季友少时“群书万卷常暗诵”，但由于家贫而只能以卖草鞋为生，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妻子柳氏因此弃他而去。他在贫苦中发奋攻读，终于考上状元，而柳氏后来也回到了他身边——这个故事，像极了日后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家喻户晓的姜子牙“覆水难收”的传奇，然而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happy ending。王季友和柳氏之间是否存在“真爱”、这段离奇情变是否另有隐情，今天的读者自然无从索解，但至少有一个成语却因杜甫的诗歌流传了下来，每当人们感慨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白云苍狗”之叹便不免油然而生。

在张忌的长篇小说《南货店》中，亦有一双这样的的男女：黄埠供销社的总务龚知秋对生活商店的售货员于楚珺一往情深。龚知秋曾经救过于的命，于楚珺“便让要好的小姊妹传话，说自己以后定要嫁给救命恩人”，然而多年过去，此话仍然只是停留在嘴上。旁人都看得分明，于楚珺“眼睛生在额头上”，是绝对不会嫁给龚知秋的，只是利用他而已，日后她果然嫁给了别人。但龚知秋始终痴心不改，不仅主动为离婚后的于楚珺出头，踢伤了骚扰她的流氓，还冒着坐十二年牢的风险，挪用自己厂里的十万块钱还清了她前夫欠下的债务。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龚知秋无怨无悔，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这一世，就爱过这么一个女人，就算她断了我的手脚，挖了我的心肝，都是我自己事情，我心甘情愿。”

在《南货店》中，龚知秋因其“痴心不改”而成为一个独特、醒目的人物，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是一个异类，但也因此成为主人公陆秋林最值得交心的朋友。秋林刚刚从长亭村南货店调到黄埠供销社当文书，苦于不会写材料，是龚知秋出主意让他去寻刚调走的那个文书想办法；在童小军欺负新人、意欲借清理厕所一事捉弄秋林的时候，又是他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仅仅两件小事，便足以显出龚知秋的光明磊落。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临近结尾时龚知秋挪用公款的举动才会带给读者莫大的震动，但他的形象却并没有因此而崩坍轰毁，反倒生发出一种凄凉、悲壮之感。作为张忌的浙东老乡，鲁迅先生曾将南北方人的性格特征概括为“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在龚知秋这个“南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恰恰正是“厚重”至“愚”的“北人”性格，甚至超过了许多早已看惯并随波逐流于“白云苍狗”的“北人”。

《南货店》写浙东宁波一带一爿小店、一座小村、一个小镇、最多不过一个小县城里二十年间的日常生活，人们在此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哭过也笑过，聚了又散了，其间充溢的是浓浓的烟火味道，当然还有浙东沿海所特有的鱼鲞腥气。琐碎的日子里偶有波澜，但很快就归于风平浪静。这是张忌作品的一贯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二、三十年来评价越来越高的汪曾祺和他的小说，就连张忌本人也曾在许多场合坦陈自己对汪曾祺的心仪。但在我看来，流布弥散于汪曾祺小说里的，是一种闲适恬淡的诗意；他写“市井小说”，其间没有“史诗”“英雄”而只有凡人小事，但即使是“凡人”、即使是如他所说“哄自己玩儿”式的“随遇而安”，往往也隐约透露出一分士大夫气，以至于越到晚年，他笔下的人物越趋向“俗世奇人”。张忌虽然也把目光聚焦于市井民间，但他笔下所反映的是地地道道的升斗小民，在为生计而奔波、为生存而挣扎中不时闪现狡黠的民间智慧，反倒更接近明清“世情小说”。用两位作家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他所擅长的花鸟画，骨子里还是士大夫的那种悠游自赏，而张忌的小说则像他所热衷于收藏的“小插人”——这是一种过去普遍流行于江浙一带大户人家婚床、婚轿上的小木雕，人物形象基本上来源于民间戏曲、通俗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以及种种劝人向善或富有吉祥寓意的民间故事。从收藏的角度而言，张忌所看中的，或许是“小插人”在艺术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精美与繁复，但对于作为其精神来源的民间伦理和情感立场，想必他也是心知肚明，并自然而然地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中。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忌的小说就是彻彻底底的“俗”，他的超脱之处就在于，透过凡俗的日常生活、透过普通人为生存所进行的挣扎和斗争，他看出了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无奈、虚无，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悲剧意义和悲壮之美。正如梅特林克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存在，它远比伟大冒险中的悲剧更真实、更强烈，与我们真实的自我更相似”（《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也就是说，张忌摹写日常生活，摹写“我们真实的自我”，其实是在写人类普遍的生存悲剧，亦即刘小枫式的“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并以此来“构建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沉重的肉身》），用看似“形而下”的形式，表达出“形而上”的主旨。

我们早已熟知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一观点，但他在阐释这一观点时所用的一个词——“消磨”——却容易被人忽视。“消磨”是一个漫长的变化的过程，如果说贾平凹在《秦腔》里描写的“泼烦”日子需要忍耐，张忌笔下的人物则更多是在“消磨”时光。“消磨”于日常生活，是相对“灭亡”于英雄行动而言，本质上是“反传奇”的；能够在这种“消磨”面前保持一份清醒与冷静，也便尤为可贵。在《南货店》里，许多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并感慨于日常生活对人生不可逆的改造：云芝因为卫国没有生活情趣、“没有共同语言”而移情别恋，卫国一怒之下去烫了头发、买了火箭式皮鞋和喇叭裤，却在恍惚间想起自己穿绿军装的样子，并且晓得“已经再回不去那个时光了”；秋林和昔日暗恋的春华偶遇，两人在小饭店里回忆学生时代，春华突然说“日子好了，不再苦了，我却想，要是能回到以前吃那些苦，该有多么好”，后来又在宾馆里对秋林说“那时，真是一生最好时光，苦是苦一些，但总是觉得前头有好生活等着你”；就连身患癌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杜毅，回想起童年时在“红猛日头”下割稻的情景，也觉得“那时真是再美好不过”……凡此种种，汇成秋林在办公室的昏黑中所得到的顿悟：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做人真是空空一场，丝毫没有意思。这种由“寂”而“空”、又由“空”返“寂”的感悟，冥冥之中竟接续了《红楼梦》的精神余脉。

在《南货店》的开头，十九岁的秋林记牢一辈子胆小谨慎的父亲的一句话，“今朝起，侬就是一个大人了”。这句话被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伴随着他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杯酒。他第一天到南货店报到“便争了这上门板的生活”，“咬紧牙关，每日天没亮，就爬起来卸板，忙到天黑，又一块一块上回去”。张忌的小说里多有宁波一带的方言土语，尤以“讨生活”一词最为传神，此处的“生活”等同于“活计”“工作”，搭配上“讨”字，让人心中无端生出一种艰辛、凄凉之感。“生活”便是为“生”而“活”，不仅要咬紧牙关，更必须要有心计，或曰“生存智慧”。于是我们看到，为了补上一匹布、两百块钱的亏空，南货店里三位老师傅各显神通：饼干罐盖子松一些，让饼干受潮增重，同样的饼干就能多卖出些钞票；包白砂糖时多包上一层“不会上账”的粗纸，就多增了一分进项；酒埕里要掺水，打酒时还要搞出些泡沫……而秋林自己，也便在耳濡目染下渐渐地成长、或者说“成熟”起来，以至于豆腐老倌批评他“你后生不要搞得这么世故”。但比起周围绝大多数人来，他的“世故”还是单纯得多，无非是提着两斤蛋糕去刚调走的文书家请教写材料的经验、当上团委书记后给“伯乐”许主任家送一袋橘子、用两盒硬壳中华烟敷衍找上门来的老上司而已；而对于曾经被自己视为“好人”、被调离后却日益堕落的许主任，秋林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仅感慨他“变得不熟悉了”，而且联想到自己“不晓得再过几年，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秋林由南货店的小伙计，“无心插柳”地一步步成长为供销社文书、团委书记、县供销社秘书股长、土特产公司经理，过程中并没有经受“严相逼”的风刀霜剑，但自有一种凉薄与苦涩在其中。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好友卫国，都会时常感到镜子里的那个人“有点奇怪”。在小说的结尾，秋林看着自己刚刚给齐师傅（这也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写好的悼词，突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自己写的就是齐师傅的一生吗？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人的一生是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就像天上的白云，现在像白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变成苍狗的样子；当上经理的秋林，已然不是刚刚来南货店报到时的那个十九岁小青年，而成为了一个饱看世态炎凉的“大人”。人终究会在岁月的消磨中变成一个陌生人，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陆秋林、龚知秋亦不能免俗。既然改变无可逃避，那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干了这杯酒，坦然启程，并在途中时时停下反观自己。唯其如此，方能无愧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