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书写农民作为现代人的成长
我一直在考虑，作家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认识和理解，到底还有没有提高的空间？众所周知，新时代的变化之巨，广大的农民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变化，究竟是怎样的心理？我认为，长期以来，对中国农民素质和能力的判断普遍存在低估的倾向。
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本人通过学习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但依旧保留着不少农民的习惯，比如特别具有农民特色的所谓“节俭”。即便现在，我家的剩菜剩饭都不舍得倒掉。因为过去在农村的时候，食物是难得的，我以珍惜粮食为美德。反而我仍在农村生活的母亲对此就不怎么赞成，一再嘱咐我，现在不是过去，吃穿不要太不舍得，平时不浪费就好。可以说，我过度节俭的习惯不好改，而且生活也越来越简朴。我的城里姑姑回到老家，看到院子里四处丢弃的蔬菜，就说很心疼。还有，过去穿旧的、不想穿的衣服我会拿回家里，从很早父母就叮嘱不要再拿了，在村里白送给人人都不屑穿。
再举个例子。今年在老家过年，我去一个同学家坐坐，谈起他的儿子，他说儿子在县城卖房。我误以为是做房屋中介，一问，却是几个年轻人合伙开发房地产，是当房地产老板。过去只听说过村里人贩鸡、贩鸭、贩棉花，谁能想到，现在会是贩房子。我同学年纪虽比我大，结婚早，但他儿子的年纪顶多不超过二十七八，那么年轻，就敢这么干，而且干出了成绩。
再举个例子，我很少跟老家的人谈论自己的工作，我的父母也不是爱说话的人，再加上我回乡不多，使得一些人搞不清我究竟在外面干什么。事实上不是不想展示一下见过的世面，说一些自己在外界的所见所闻，而是因为你所知道的，人家也都知道，对很多事情，人家都会有自己朴素但不失准确的见解。
我老家那个县，在我印象中历来比较开明。我们地处齐鲁礼仪之邦，距离儒文化圣地曲阜，不过百十多里，但我几乎没见过磕头下跪的情景。过去，我们那里也不兴要彩礼。周边县里乡下彩礼重，会受到我们耻笑。女孩子的父母常说，闺女养大，不能让她空身儿走。不光不要男方彩礼，还尽可能陪送。我认为这是为人开通，是文明之风。
我讲这些话的意图在于，我们讲乡村振兴，要更好地书写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必须真正了解我们的乡村，真正了解农民，正确理解乡村振兴的意义。它已经不再是曾经被鲁迅先生调侃过的，看到“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看到老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芭蕉扇，看到小孩子在树下玩石子，就大发诗兴所说的“无思无虑”的“田家乐”。
新时代的“田家乐”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自己住着高屋大厦，就不能让人甘于搬个小板凳去到大街上吃饭。自己鲜衣怒马，就不能让人甘于破布遮体，推着小独轮车往田里送粪。那样的所谓田园风光，显然跟我们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终极追求不符。像我一样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所谓“田园诗”的背后，是无尽的艰困和辛劳，说到底是一味地一厢情愿地把农村放在了“被看”的位置。
显而易见，这种实质性的变化，也已经悄然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比如，过去农村常常是聚族而居，亲戚关系相对重要。而现在这方面就比较疏离。过去走亲戚会留饭，现在是扔下礼物，说上几句话就走，很少有在人家吃饭的。我认为这种变化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个人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多的闲工夫，相互之间的依赖大大减少。
我相信，一种新型的顺应时代潮流的社会关系，将会随着乡村振兴的逐步深入而建立起来。乡村发展的趋势，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逐渐靠近。在我的中国作协扶持作品《来者乡王》中，我拟将着重书写这个。
这是乡村的现状，也是我们书写乡村的前提。而对有关乡村振兴的写作本身，我想结合自己的创作，点到为止，简单谈三个问题。
今年疫情期间，我一直在写中短篇，更多的是农村题材。写着写着，我发现，小说中几乎没有坏人了，几乎一片好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即便偶尔写到坏人，也会想办法写到他的好，写到人性闪光，要让他更立体。好人坏人，当然这还只是表面化的冲突。我想说的是，在缺乏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写作会变得非常艰难。对于一个中短篇还好说，对于长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不能回避现实生活矛盾，应该鼓励作家善于发现生活矛盾，鼓励作家勇于揭示生活矛盾。不然，文学就不能称其为文学。
有关的乡村作品，可以说已是海量。第二个问题也就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一些乡村故事，从发表或出版之日起，甚至从落笔之初，就已注定成为了过时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缺少什么？我觉得值得认真思考。
第三个问题，同时是个方法。对一部作品，我们可能记住什么？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物形象。所以，对我来说，我可以尝试回到原点，从努力讲好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故事，塑造一个好的人物形象入手。当然，我也更希望看到别人的能被张口说出的好故事，看到别人笔下出现一个个闪烁出永恒光芒的典型人物形象。
我的这些体会是从实际创作中得来的，不过是一点浅见。总而言之，最为重要的，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乡村振兴是建立在农民需要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合理性体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意义，在于把农民从土地上，从千百年来传统落后的无比繁重的劳作方式中彻底解放出来，从而走向更为广阔的现代化天地，获得一个现代人的成长。
基于此，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是为时代的写作，也是为人的写作；既向世界提供中国“田家乐”经验，也要充分展示中国农民作为现代人的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