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首佚诗看张贤亮的文体转向
当代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但究其一生，他与诗歌却也有着不解之缘。从小练习诗歌写作，青年时期因为一首《大风歌》成为“右派”，复出后又创作了大量的古体诗歌。他一生诗作不多，诗歌却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六十年代初期，处于劳教期间的张贤亮也曾写作了一些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且艺术水准尚不足，但这些诗歌的写作环境、写作动机以及或尘封、或得以发表的情况，却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是研究当代文学的珍贵史料。
1958年张贤亮被下放到贺兰山脚下的西湖农场接受劳动教育，1961年末他被释放并送入附近的南梁农场就业，他的小说《绿化树》就描写了这一时期初入南梁农场的生活，而关于当时他个人的创作情况的记录则散见于一些散文篇章当中。如在散文《我与〈朔方〉》中，他提道：“在农场单身汉集体住的土坯房趁大家都熟睡了，在油灯下胡诌了一首诗给《宁夏文艺》寄去，题目好像叫《在废墟旁唱的歌》，笔名为‘张贤良’”①。根据作家的回忆，这首诗歌不但发表了，编辑部还寄去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数目巨大的稿费。由此作家继续“胡诌”，第二篇诗歌也得以发表并再次获得不菲的稿酬。
据笔者查考，这一时期张贤亮正式公开发表的诗歌有两首，分别是《春（外一首）》和《在碉堡的废墟旁》，刊载于《宁夏文艺》1962年第5期和第7期。时隔多年，作家只记住了“废墟”的字样，并把后发表的《在碉堡的废墟旁》记成了第一首。《春（外一首）》其实包含两个诗篇，一篇名为《春》，另一篇名为《造林》。上篇描写了清晨夜幕还未褪去时，农场工人整装待发，准备驾驶现代化机械，迫不及待奔赴劳动现场的场景。“拖拉机的前灯已经擦的雪亮，片片犁铧象新月一样发光”②，雪亮的车灯、发光的犁铧等意象让诗歌充满了明朗的色调。“我们要把春天从这里送到广阔的世界上”，“春天”喻示了希望和生活的欣欣向荣，借以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情绪。下篇《造林》篇幅较长，共两节八句，围绕植树造林展开，诗歌开头运用两个否定句给后面的内容设置了悬念，引出运送树苗和栽种树苗的欢快氛围，并在结尾将这一项普通劳动升华到了时间的层面上，由热爱春天而试图留住春天，展现了诗人饱满的劳动热情，与上篇呼应。总体来说，诗歌内容较为单一，以劳动场景描写为主，表达的也都是劳动的喜悦之情，艺术上较为通俗浅白。
《在碉堡的废墟旁》仍表现出重歌颂的时代心理。诗歌从废墟到田野再到工地，不断变换场景，从鲜血到红旗，随着意象的变换，情感线索清晰可见。在先烈的鼓舞下，作家表示要热爱这土地。虽然尚未脱离歌颂劳动的窠臼，但是在艺术上不乏可取之处。与《春（外一首）》相比，其篇幅和艺术手法都更加成熟。
严格地来说，这两首诗歌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就像作家本人所说，纯属“胡诌”出来赚稿酬的。但放置于张贤亮一生的诗歌创作中，结合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却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探讨的文学史意义。它们既体现了作家创作个性的变与不变，又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
首先，这两首诗是张贤亮诗歌创作特色的体现，与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几首诗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1957年在被划为“右派”之前，作家创作了诗歌《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的歌》和那首成为批判靶的《大风歌》，描写了红火的劳动场面和富足祥和的村庄生活，用豪迈的诗情表达了一个二十一岁青年对新生活的热爱。这几首诗歌陆续创作于1956年年底至1957年年初，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此时的张贤亮虽然与母亲和妹妹被迫从北京迁居到了塞外银川的金星农场，但是很快便因较高的文化程度而成为甘肃省第二干部文化学校的教员。相对于在北京时期因被诬陷而退学的境遇，在银川做一名教员对张贤亮一家来说总是一件不错的事。因此，对于一个绝处逢生的二十一岁青年来说，诗中表达的乐观的诗情是毋需置疑的，甚至在《延河》编辑部针对他投寄的诗歌提出政策方面的修改意见之后，他仍然字字铿锵地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如果‘不同的意见’相同了，一致认为我是‘百花’中的‘毒草’的时候，也可给人们认识什么是‘毒草’，擦亮人们的眼睛”③，“双百方针”影响下，一个文学青年爱好者的坦诚和激情溢于言表。如果没有“反右”运动中《大风歌》的历史遭遇，张贤亮或许会将这种锋芒毕露的劳动颂歌持续下去。与五十年代中期的诗歌写作相比，张贤亮写作于1962年的这两首诗，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有着前后统一性——延续了五十年代的歌颂劳动主题，书写勤快的劳动场面，在表达方式上也极为相似。
其次，从这两首诗歌中又不难看出作家写作心态与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尽管都以生产劳动为题材、以爱国为主题，但是无论在构思还是情感体验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在五十年代的境遇中，张贤亮把这种安逸祥和的生活用许多具象来表现，如槐花和土地的香气（《夜》）、夜晚燃烧着的千家炉火（《夜》）、当当响的牛车（《在收工后唱的歌》）铺满马兰草的村路（《在收工后唱的歌》）、老槐树下美丽的歌曲（《在收工后唱的歌》）以及白菜汤炖肉的气息和烘干的尿布（《在傍晚唱的歌》），这些鲜活的生活场景极大地丰富了农场生活的诗情画意，让诗歌变得血肉饱满、感情真挚。而到了六十年代诗歌中，仅剩下“广袤的田野”，一垄垄田一畦畦地，“宁静的村庄”“一户户温暖的家”之类形成套路的表述，缺乏生活的诗意。除此之外，在劳动场景的展示上也大有不同。五十年代，作家虽然没有长时间进行生产劳动，但是想象力让他的诗歌超越了工作范围的局限，驰骋在广袤的农业和工业劳动现场。如月光下奔驰的火车、锵锵运行的印刷机、鼓风炉里沸腾的铁水，以及电报机、水电站、医院里出生的婴儿等，从田间到厂矿，意象切实而丰富，并加以典型化的提炼和细腻的摹写。而六十年代的诗歌中已然没有了宏阔而多样的社会生活，常年的田间劳作让他的诗歌内容仅剩下垦荒和栽树的场景及对直管领导的讴歌。
在语言艺术上，此时的诗歌创作也存在微妙的变化。在五十年代的几首诗歌中，张贤亮主要采用第一人称“我”，俨然一种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语气，积极主动地书写自己所见到的日常生活，甚至将“我”的爱情与对领袖的爱作类比，诗句中充满了豪迈的气概和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在《大风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开篇重复三遍“我来了”，让“我”的出场极具气势。诗歌中“我”要把贫穷“拔起”，把阴暗“吹飞”，“要破坏一切而又使一切新生”④。虽然诗中的“我”代表六万万人民和新时代的大风，但是对主体的强调显示了作家身为六万万人民中一员的底气和自豪感。但是在六十年代的诗歌里，那个具有天生自信、气势如虹的 “我”被万千同质化的“我们”所代替：“我们”的汽车，“我们”送出和留住春天（《春（外一首）》）；劳动者规模庞大，欢天喜地，“几十人一队，几百人在一起，欢欢喜喜，亲密得像兄弟”（《在碉堡的废墟旁》）。劳动也不再平常，而是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权利，“劳动，更是我神圣的权利，不论它多么平凡，我都要骄傲地担当到底，劳动，是我手中的红旗，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在碉堡的废墟旁》）。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联系张贤亮六十年代的生存处境或许更容易理解。张贤亮发表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在期刊上初发时叫《烦恼就是智慧》）是以自己六十年代的生活日记为原型而写就的一部自传性长篇小说。其中，小说引用的日记中提到“1960年7月12日，运土坯，拣菜，誊写《永放红光》”⑤。按照作家在小说中的解读，这篇《永放红光》是身处逆境中的作家出于向工农兵学习的虔诚心理，同时能够博得农场干部的照顾，在劳动的空余时间创作的，所谓“红光”，是指劳改农场老政委做出的“丰功伟绩”。从全书的情节来看，老政委显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革命英雄或生产英雄，反而表里不一，一方面大谈革命信仰，一面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因此，这种丰功伟绩显然是作家为了能够改善自己的境遇而特意“创作”出来的。不仅如此，在这段时间作家还创作了一系列类似的赞美诗，如《赞城市人民公社》《火车》《飞机撒药》等，均以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为主题。功夫不负有心人，作家苦心创作的诗歌在被当地最权威的党报《宁夏日报》等出版物退稿后，因为退稿信件在寄到作家手中之前需要例行检查，农场领导于是发现了作家的“心意”，在后来的劳动中给予张贤亮一定程度的优待，“被从大队中抽调出来，不再让我跟大队一起下大田了，就叫我干这几天日记上所记的背土坯、拣菜这样的好工作。”⑥
在这种物质待遇的刺激下，作家总是在寻找机会利用诗歌创作这一有利武器改善境遇。这就有了《我与〈朔方〉》中所描述的场景，作家故伎重演，并为了掩盖“右派”身份，特意改用“张贤良”的笔名写作。这首《春（外一首）》的意外发表，让张贤亮收获了困难时期的第一桶金，这也激发了他提笔写作的动力，“其实我已毫无闲情怡趣写诗作词，但为了可观的额外收人就继续胡诌”⑦，最终这首《在碉堡的废墟旁》发表在了改版后的《宁夏文艺》第7期上⑧。至此，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夏之际，虽然被释放但仍然处在劳动改造境遇中的张贤亮破天荒地发表了两首诗歌，并赚到了不菲的稿酬，这对于身处逆境中的作家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就在作家准备第三首诗歌的时候，看似平坦的创作之路最终因为作家曾经的“右派”身份而昙花一现，“然而在我准备以更大的积极性和更多的业务时间投入诗歌生产的时候，《宁夏文艺》编辑部却发现了我的身份。大约是因为我胡诌得好吧，他们想吸收我当他们创作员通讯员之类的编外人员而向农场发函调查，才知道‘张贤良’就是1957年曾有过‘轰动效应’的张贤亮，经过三年多劳改还没有‘摘帽’，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从此《宁夏文艺》与我断然断绝关系，农场政治处把我叫去狠狠收拾了一顿，命令我只许老老实实改造，不许乱说乱动。”⑨至此，作家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再次中断。
新时期以后，张贤亮以更加轰动的形象进入文坛，但均以小说名世，尽管后来他也写作了不少诗歌，但总体上以古体诗词为主，现代诗在他笔下已然绝迹。关于从诗歌向小说的转变过程，张贤亮在《我与〈朔方〉》一文中曾有详细地叙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没有立即获得平反，因为在1963年我又添了顶‘反革命分子’帽子，成了个‘双料货’。听说王蒙邓友梅李国文甚至邵燕祥这些家伙都平反了，觉得自己的罪过并没有他们大，颇为不平，于是想方设法找对策寻出路，想来想去只有继续写诗以引起领导注意。当时的目的仅仅是平了反可调到农场子弟学校当个教员，了却残生。可是写来写去发现诗不好写，因为时代不同了，内心开始有了自我表现的冲动，再胡诌连自己都看不下去，这样才改弦更张写起小说来。”⑩虽然在表情达意方面，相较于其它文体，诗歌或许是最直接、最自由、最舒放的表达方式，但也正因如此，环境对诗歌抒（真）情属性的扭曲、对工具性的过度强调更易显现，让诗歌抒发一己之真情的属性被空洞地赞颂所取代。而参与到合唱式的赞颂队伍中也没能获得生活上的长久安稳，张贤亮已经厌倦了，因此即使新时期赋予了文学创作宽松得多的环境，也无法唤起作家对诗歌的好感。从诗歌向小说的转变过程，不仅仅是写作体裁的变化，更多的是作家寻找内心的过程。
附两首诗歌全文：
春（外一首）
张贤良
拖拉机的前灯已经擦的雪亮，
片片犁铧像新月一样发光，
快把机库的门打开吧！
——不是把春天从外面迎进来，
我们要把春天从这里送到广阔的世界上。
造 林
不是春风扬起了大路上的尘土，
也不是春风给荒滩带来了新绿，
我们的汽车在大路上奔驰，
运来了千万株速生林木。
挖好树坑，栽下树苗，
红旗在荒野上到处飞舞；
我们比春来得更早，
为了在这里永远把春留住！
（刊于《宁夏文艺》1962年第5期）
在碉堡的废墟旁
张贤良
我扛着锄头到荒地的土岗上休息，
在土岗上，躺着一座碉堡的废墟，
那枪眼虽然残破，
还透出一股狰狞的杀气，
颓坍的墙上，好似仍有斑斑血迹。
这时，我靠在锄头上，
和风向我絮絮低语，
它吹拂起我阵阵思潮，展开了我情思的双翼，
这碉堡的废墟，给了我生动的启示……
啊！在我面前的这一片广袤的田野，
这一垄垄田、这一畦畦地，
不都是我们从敌人手中
一寸一寸夺来的？
这宁静的村庄，这一户户温暖的家，
啊！为了大地上这一片和平的景象，
我们曾付出多少血肉的代价。
远方，开工的哨音响了，
于是，我又想起我们在这田野上劳动，
几十人一队，几百人在一起，
欢欢喜喜，亲密得像兄弟，
这种现象
现在看来是多么平凡，多么普遍，
就像阳光一样常见，
啊！但是，就为了这，
我们牺牲了多少先烈，
洒下了多少鲜血。
广袤的田野啊，
我愿掏出我一颗火热的心，
熨贴在你宽阔的胸脯上，
来表示我深切的爱你。
而劳动，更是我神圣的权利，
不论它多么平凡，
我都要骄傲地担当到底，
劳动，是我手中的红旗，
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
我大踏步地走下土岗，
奔到我们垦荒的工地上，
我仿佛高擎着先烈曾拿过的红旗，
从每条肌肉里都迸发出万钧力量。
（刊于《宁夏文艺》1962年第7期）
注释：
①⑦⑨⑩张贤亮：《我与〈朔方〉》，《朔方》1999年第10期。关于这次写作与发表经过，张贤亮在两篇同题文章中都曾提到，只是具体细节略有不同，另见张贤亮《我与〈朔方〉》，《朔方》2009年第5期。
②张贤亮：《春（外一首）》，《宁夏文艺》1962年第5期，本文中《春（外一首）》内容均出自此处。
③《延河》编辑部：《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延河》1957年8月号。
④《大风歌》，张贤亮，《延河》1957年7月号。
⑤⑥张贤亮：《我的菩提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1页，第20页。
⑧从这一期开始，《宁夏文艺》从月刊改版为季刊。参见《编后谈》，《宁夏文艺》196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