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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本版刊发《为一册1922年的日记手稿本寻主》一文，文章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九旬老人叶淑穗。文章见报后，不少热心读者朋友提供线索，积极参与“解密”。今天本版发表叶淑穗老师和费冬梅有关“寻主”的新作，让大家分享寻觅百年遗物主人的有趣过程。

——编者按

【叶淑穗：两天“破案”令我惊喜】

8月30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我的一篇《为1922年日记手稿本寻主》的稿件，使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

厉害呀！我们的新媒体

早上6时许我打开手机，《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同志给我发来信息，告知我的这篇稿件今日见报。大约8点左右，我的朋友圈一下都传遍了。他们关心这本98年前的日记手稿本，盼望能尽快查找到日记的作者，很多同志都要求我多发一些日记的图片，以便更好地核对手迹找出物主。我的同事姜异新老师告诉我，北京语言大学席云舒教授查出这位日记的作者是伊齐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林荣教授也发了许多伊见思先生的手迹；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于殿利先生，也通过鲁迅博物馆找到与我联系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北京青年报社也不断接到帮助查找线索的电话；还有读者看到文中提到：与当年从造纸厂中抢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联系不上的情况，特来电话告知宋先生的手机等等。一天电话不断，应接不暇。

不幸的消息是，本人从宋致中先生儿子的电话中，才得知宋老先生已于2018年8月离开了人世，令人悼念！

厉害呀！我们的年轻人

《北京青年报》发文的当天下午约2时许，接到一个电话，她自我介绍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费冬梅，她说，她这个电话是通过她北京大学的老师高远东先生得到的。她告诉我，她可以找到日记的作者，我当时还半信半疑地问她，怎样证明呢？她说她对比字迹很像，不过她也说，她下午就可以写一篇证明的稿子。后来我们加上了微信，大约当晚8时半，她发来信息告诉我，文章已写好。

费冬梅从数据库中查找的材料，准确而有说服力，令我信服。她的论述完全证实这本日记的主人是伊齐贤（见思）先生无疑。这位费冬梅是一位80后，是2014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现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她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是一位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青年人，她向我表示，“我明天继续查资料，帮您找一下家属的线索”，并且还说，“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您实现您的心愿”。

凌晨5点，费冬梅又给我发来信息，告知“叶老师，伊先生家属我帮您查到了，他的子女有伊葆芳、伊剡（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西省委员会，已去世）、伊葆茱（北师大物理系毕业）、伊葆荫、伊葆芝。我正在联系伊葆茱先生”，并发来伊葆茱先生的照片。她告诉我这是她通过一些回忆文章查找线索找到的，但要联系伊葆茱先生就困难重重了。她又通过北师大人事处夏凡老师，打听到北师大物理系人事处杨硕尧老师，这样才找到63届的伊葆茱先生的线索。目前已和伊葆茱先生取得联系。他们对伊老先生的日记手稿能保存到现在非常感激，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正在研究中。

本人非常惊叹，对于这本1922年日记手稿本的问题，近40年来都搞不清，但现今在媒体的宣传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年轻人利用高科技手段的攻关下，两天时间就完全解决了。我感觉这就是社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一种人们心中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当初宋致中先生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抢救了这本日记手稿本，交给我，是一种责任；本人受宋先生的委托，曾极力想查出手稿的主人，无果后，只得妥为保管，也是一种责任；今天媒体将这本日记的故事公之于世，得到多方面的帮助；费冬梅博士更是以最快速度、最准确的论证，将这本日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论文；还竭尽全力找到日记著者的家属，这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些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新风尚。对此，我们要给予它最高的评价。

【费冬梅：我找到了“1922年日记手稿本”的主人】

8月30日早上，看到叶淑穗前辈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一册1922年的日记手稿本寻主》，日记是叶老师的一位读者宋致中先生赠送给她的，据说是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捡拾而来。几十年来，叶老师几度追寻，想知道日记主人是谁，好物归原主。读后深受感动，想略尽绵薄之力。于是以叶老师文中提供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开始了一番检索，不料竟很幸运地有了发现。

我先说一下结论。目前，根据已有材料，可以推断，此本日记为商务印书馆元老伊见思先生所著。

在前辈查证的基础上，放弃他人日记中的查找

此日记名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叶老师在文章中提到，该日记本的外壳受到了损坏，但日记本本身还是完好的，看起来原来应当是一本非常讲究的日记专用册。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姜德明先生在《老舍与“商务”》一文中也提到了这本日记（此文发表于1997年9月17日的《光明日报》）——叶老师文中说曾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资深记者姜德明先生帮忙查找日记主人，可知姜文中提到的《国民日记》即《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姜文对此日记的外观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形容“这本《国民日记》布面精装，竖格，每页附有中外名谚，并配有结合时令的古诗，如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选范成大的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二月初二即选李商隐的诗：‘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而据叶老师介绍，此日记“目录注明书内有‘节气星期表’‘阴阳历参照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览表’‘繁利息表’‘全国县名表’等，名目繁多，计有三十余项。”可见，的确是一本编排得很精心的日记本。

不仅在材质上编排精致，这本日记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据叶老师介绍，日记记录了主人与当年诸多文化界名人的来往，并对自己的业务工作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反映了真实细致的上世纪2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叶老师考证后认为，这本日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这本日记是他工作的手记本，而作者所在单位，应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馆领导下的北京分馆，且这位日记作者应当是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之一。而据读过日记的姜德明先生推断，“这本日记主人分别用毛笔、钢笔、铅笔写于本年（引者注：1922年），中间缺九、十月间的记录。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经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两位前辈都是仔细阅读过日记原文的，做出以上判断想来是有充分的证据，在两位前辈提供的信息和判断的基础上，我开始查找资料。

叶老师在文中提供了共19则日记材料，涉及不少人物、事件，如主人到新旅社访胡适之，又到教育厅略听梁任公讲演，访李子勤，又访汪一广等。凡涉及人物交往，查证史实的最好办法就是查双方日记，尤其是一眼看到胡适这样爱写日记的人出现，立即想到查日记。但叶老师文中说朱正先生曾依据日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线索，对照查找有关史料，如提到胡适则查《胡适日记》，提到郑孝胥情况时查找《郑孝胥日记》等等，但均未找到日记作者的确切名姓。想来我再查也是无用功。

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管理人员名单入手

想了想，决定还是先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管理人员名单入手。

在数据库输入检索词“商务印书馆”，很快地，在《上海文献汇编文化卷 10》（上海文献汇编编委会，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13）中发现了一则职员名录材料，从中得知1922年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负责人有四位，分别是：经理孙伯恒、副经理朱国桢、协理伊见思、会计主任张镜清。

姜德明先生文中提到，日记“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经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北平最大的书店。那么，姜先生文中的“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是不是就是这里的伊见思呢？联系叶老师文中提供的日记材料：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伯恒”应该就是“孙伯恒”，而日记主人也很可能就是孙伯恒的同事，即伊见思。

很高兴，第一步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材料，但孤证不立，我试着从叶老师提供的材料里寻找更多的线索。

再探国语讲习所同学录

我注意到，叶老师提供的日记材料有几次提到了“国语讲习所”。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一月三日记：“上国语讲习所上课”。

一月二十日记：“午到国语讲习所行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

由以上三则材料，可以初步判断日记主人是1922年北京国语讲习所的学员，且学业成绩很是不错，以至于他在日记里颇有些自得地说，“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这里提到“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是个重要信息，我决定再从此处探探路子。

在数据库里输入“国语讲习所”后，发现了一则重要材料，是一份教育部文件，由时任教育总长齐耀珊颁发。这份《部令：敎育部訓令第六一號（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令各省敎育廳、京師學務局：國語講習所第三屆畢業學員名册》，登载于《政府公报》1922年3月31日第2183期上。其中完整记录了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的学员名单。

看到这个名单，心里有点踏实了：日记主人就是国语讲习所这69名学员里面的一位，没跑了！国语讲习所是当年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教育部召集全国各地有志于研究国语的人在京学习的机构，而日记主人既是在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工作，依照人情之常，很可能籍贯就是北京，属于就近“就业”。在这份名单里，籍贯属于北京的有24人。于是，我对这24人的名字都留意了一下，并特别关注是否有姓伊的。

然后，我看到了“伊齐贤京兆宛平”这个学员。心中一喜，这个伊齐贤是否就是伊见思呢？此刻，心中盼望，这两个名字要是一个人就好了，但希望归希望，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佐证。

伊齐贤是否就是伊见思？

在数据库中将检索词设置为“伊齐贤见思”，继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7）一书中发现了一份文件：《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该会事务所编，1913年4月）。据会务纪要可知，北京教育会是一个以谋取北京地方教育之发达为宗旨的团体，会所设于北京。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又另外设干事员48人，分别处理各种会务。会务则主要有筹设图书馆、编辑教育报、开设小学研究会及通俗讲演研究会等内容。教育会采取分股办事制度，设调查股、编辑股、文牍股、会计股、庶务股，各自负责不同事务。其中，文牍股员主要负责往来公牍文件及会场记事等工作，在这个文牍股员名录里，赫然写着：伊齐贤（见思）。果然，伊齐贤就是伊见思！

而据叶老师文中提供日记：

“七月十四日记：到教育会开临时会，决定设立研究编著股执行股，予被举为执行股员。”

由此条可知，日记主人参加了一个“教育会”，此会设立“研究编著股”和“执行股”办事制度，日记主人被推举为“执行股员”。联系上文《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由“教育会”及“股员制”这两个关键要素，我做出了基本判断：这本日记的主人就是伊见思。

然而，为了更稳妥起见，还是继续看一下叶老师提供的其他日记材料吧。

三月十九日记：“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

在数据库里检索“伊见思”，很快发现了一篇署名为伊见思的文章《体育研究社略史》，此文刊发于1924年《体育丛刊》创刊号。文中交代了体育研究社成立之缘起和发展之经过：

“德、智、体三育皆为教育之本，而三者之中以体育为尤要。盖身体不健，不惟道德学术无所寄托，而国家亦无由强盛。况吾国讲求体育，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未或稍止。[……]乃有京师志士许禹生、郭秋坪、钟一峰、岑履信、关伯益、金湘甫、延曼生诸君，谋组织体育研究社，对于体育从事研究，更得佟旭初、吴彦卿、治鹤清、于子敬、王模山、章联甫、祝荫亭、刘芸生、伊见思、钟受臣、赵静怀、陈筱庄、维效先、王鹤龄、赵绍庭、梁载之、郭志云、郭幼宜诸君之赞助，乃于民国元年冬正式成立。”

该社宗旨前后曾有变化，初始注重社员之训练，后则转为纯粹研究体育的学会，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机构设置上，“社务分为研究、编译、交际、会计、文牍、庶务等六部，职员计分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基金监二人，评议员九人，均用社员投票选举”，评议员规模后又增大，“嗣于十一年春，复将评议员额扩充为十五人”。——日记主人1922年3月19日日记记载，“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正是民国十一年春，体育研究社扩充评议员而伊见思再度当选之际。

至此，日记主人是伊见思，已确凿无疑。

日记主人伊见思，究竟何许人也？

那么，伊见思究竟何许人也？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至于我自己，也是通过这一机缘才知道伊先生的一些事迹。

检索才知，伊见思，满族镶红旗人，满名伊吉斯欢。作为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职员，伊见思和当时北平文化界联系密切，因工作的认真细致，赢得了众多文化人的信任，经常受托代购图书，如黄炎培日记中就有多个委托伊见思代购书籍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伊见思担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其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工作也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是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发起人之一，并在首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作为商务印书馆代表发言。

上世纪5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倡议并主持编纂大型戏曲作品总集《古本戏曲丛刊》，将刊物的出版交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时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的伊见思，因此和郑振铎多有往来，如送书、取书、商谈印制细节等。伊见思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1954年10月，他将寄往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的丛刊第二集古本原书装箱之际，“除了照例抄录一份‘装箱清单’之外，还郑重地写下了‘第三次交下曲丛二集原本十一种检查略记’”（引自肖伊绯《纸江湖 1898-1958书影旁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在这份“略记”里，伊见思详细列出了某些书籍页面上重要历史信息的历史去留问题，并将请示郑振铎后的郑的意见用毛笔一一标示出来。

郑振铎对伊见思的工作很是满意，1958年4月29日记记载：“伊见思持商务已印出的毛边纸本《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样书16册来，甚为高兴。”此后，丛刊编委会委员之一的吴晓铃先生也在《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中特意提及：“参与前四集的编印工作的，在北京有健在的陈恩惠先生、郑云回女士和周妙中女士，在上海有丁英桂先生；已故的有北京的伊见思先生。他们默默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

而今，得以确证伊见思先生早年的工作日记依然存世，真觉莫大的欣慰。正如叶老师所说，伊先生一生辛勤地工作，体现了对文化事业的执着，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令我们这些后人由衷地钦佩。而这样一本曾流落于废纸堆的日记，得到了宋致中先生的爱惜和叶老师多年的守护，这本身也是一个“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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