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秀竹的生活战斗》是我的系列小说“四姐妹”里篇幅最长的一个，何秀竹也是竹菊梅兰四个人物里，个人生命史最完整、最丰富的一个。在小说里，何秀竹有一个自己用废铁焊制的变形金刚，这个细节来自我个人的童年生活。八十年代初，电视上放动画片《变形金刚》，我家里没电视，只是偶尔从同村人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看两眼。长大后，我知道在同一个时期，城市里的孩子不但有各种变形金刚的小卡片，还有真的能变形的骑车。乡下当然不可能有这类东西，可是一个孩子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向往，是很难按捺住的。我便自己用大人丢弃的烟盒纸，叠来叠去加浆糊黏贴，制作了一个极其粗糙的方形纸人，假装是变形金刚。对我而言，变形金刚只不过是童年求而不得的影像和玩具，但何秀竹不一样，那是她钢铁般的图腾，用以帮她抵抗生活里的各种战斗。

不过，何秀竹毕竟不是变形金刚，她是一个活在当代生活中的普通女人。她要面对的生活战斗，除了大部分人都所熟悉的求学、工作、结婚、养孩子之外，还包含着性别所带来的挑战。

这几年，不管是在社会媒体上还是文学圈内，女性议题都算是热门话题。波及全球的meto运动自不待言，仅是文学界，这两年影响较大也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莉教授对文学界的性别观念做的细致调查，以及《十月》杂志今年所出的女作家专号；目力所及，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女作家在媒体采访和朋友圈中都在强调女性这重身份所带来的种种。总而言之，文学界似乎正在重新开始一波发现和阐释文学中女性形象、观念的热潮。

我们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不少，就当代来说，路遥《人生》里的巧珍，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缨花，莫言《丰乳肥臀》里的母亲，乃至年轻一带作家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或大姨妈，等等，都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了。

但是且慢，细看一下发现，这些较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竟然大都是男作家写的。写四姐妹的我，当然也是一个男作家。倘若做一个课题，好好分析一下同代作家笔下男作家写的女性和女作家写的女性，会是一个很有意思和价值的题目。性别不该是生活的原罪，也不该是书写的原罪，这个问题核心是：一种性别能够独立而完整地表达自我吗？还是相反，只有异性才能更好地塑造文学中的性别？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对类似的问题感到好奇，并且因为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女性和她们的命运，一次次让我深受触动，这大概可以算是我写四姐妹的最初动机。我对这四个女性人物比笔下的其他人物都要更加喜爱和尊敬，在写作中，我试图作为一个人去理解另外几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男作家去理解女性形象。

四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统一性的话，那就是我都在小说中设置了某个类似“觉醒”的节点，我极其关注她们“醒来”的第一瞬间，希望能找到这一瞬间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寻找潜在的问题是：性别和自我，到底哪一个才是促使她们醒来的第一动因？二者在这此过程中构成了怎样的逻辑关系？也可以将这些问题延伸得更广泛一些。我们对现代文学中有关女性觉醒的书写做下梳理，能发现几种很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所代表的女性，比如战争年代的革命女性，再比如和平时期女人顶定半边天的女性，甚至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里的都市女性……毫无疑问，她们都很有代表性，而且都指向有关女性的觉醒和独立，虽然这里的“觉醒和独立”都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规训中的。但在今天，我更想把问题拉到地面上来：以上几种哪一种才是普通女性的生活可能？或者说，我身边那些成千上万的普通女性，她们究竟该追求哪一种理想生活才是恰当的？

这同样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并不觉期待四姐妹能成为传统的“典型人物”，她们只是一个又一个深陷各自生活的普通女人：尹雪梅再有做饭天赋，也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老干妈；魏小菊不管如何放纵，终不免被一场阑尾炎拉回故乡；何秀竹战斗半生，所求的也不过是一份跟别人差不多的生活；少女苏慧兰文艺来文艺去，也只能靠角色扮演来脱离原始之壳、靠一场似是而非的旅行才能抵达想象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