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爱，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素质。冰心先生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新作《女工绘》是一部爱的产物。

小说写的是后知青时代青年矿山女工的故事。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女青年，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青生涯，穿上用劳动布做成的工装，开始了矿山生活。她们的到来，使以黑为主色调的黯淡煤矿一下子有了明丽光彩，让沉闷的矿山顿时焕发出勃勃生机。

幸好，我那时也参加了工作，由农民变成了工人，那些女工便成了我的工友。“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在我看来，每个青年女工都有可爱之处，都值得爱一爱。她们可爱，当然在于她们的美。粗糙的工作服遮不住她们青春的气息，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们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她们各美其美，每个人都像一棵春花初绽的花树。不光像我这样和她们年龄相仿的男青年被她们所吸引，连那些老矿工也乐得哈哈的，仿佛他们受到青春的感染，也焕发了青春。

然而，女工们作为社会人和时代人，她们的青春之美和爱情之美，不像自然界那些花树一样自然而然的生发，美的生发过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诋毁和扭曲。进矿之后，她们几乎都被贴上了负面评价标签。有一种标签是生活方面的，标明她们在生活作风方面有过闪失。所谓生活作风，在当时有一个特指，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生活作风。那些被舆论虐待的女工，日子更不好过，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受着煎熬。

青春之美、爱情之美，是压制不住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如同春来时，板结的土地阻挡不住竹笋钻出地面，急风骤雨丝毫不能影响花儿的开放。在顺风顺水时，或许显示不出青春的顽强，爱情的坚韧，越是遭遇了挫折，愈发能体现青春的无价之价值，增加爱情的含金量。这样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女性之美，人性之美，更让人难忘，更值得书写。

在《女工绘》中所写到的这些女工，其原型我跟她们几乎都有交往，有些交往还相当意味深长。写这部小说的好几个月时间里，我似乎又跟她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在一个连队（军事化编制）干活儿，一个食堂吃饭，共同在宣传队里唱歌跳舞，一起去县城的照相馆里照相。她们的一眉一目、一喜一悲、点点滴滴，都呈现在我的记忆里。

她们都奋斗过，挣扎过，可她们后来的命运都不是很理想，各有各的不幸。“华春堂”那么心灵，那么富有世俗生活的智慧，刚刚找好如意的对象，却突遇车祸，香消玉殒。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我没有同意。她勉强嫁给了她的一位矿中的同学。退休后，她到外地为孩子看孩子，留丈夫一个人在矿上。偶尔回到矿上，发现丈夫已经死在家里好几天。“杨海平”是那么漂亮天真的女孩子，因流言蜚语老是包围着她，她迟迟找不到对象……自打我从煤矿调走，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女工工友我都没有再看见过。想起她们来，我连大哭一场的心都有。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因为爱的不灭，我并没有忘记她们，现在，我把她们写出来了。时间是神奇的东西，也是可怕的东西。它给我们送来了春天，也带来了寒冬；它催生了花朵，也让花朵凋谢；它诞生了生命，也会毁灭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女工会像树叶一样，先是枯萎，再是落在地上，最后化为泥土，不可寻觅。她们遇到了我。我把她们写进书中，她们就“活”了下来，而且永远是以青春的姿态存在。

当然，每个女工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女工与女工有联系，女工与男工有联系，更不可忽略的是，她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社会、时代和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她们的命运里，有着人生的苦辣酸甜，有着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承载着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更承载着历史打在她们心灵上深深的烙印。

我写她们的命运，也是写千千万万中国女工乃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我唤醒的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代人或许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往远一点说，我保存的是民族的记忆，历史的记忆。遗忘不可太快，保存记忆是必要的，也是作家的责任所在。我相信，这些经过审美处理的形象化、细节化的记忆，对我们的后人仍有警示意义和认识价值。

继《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这是我所写的第四部描绘中国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一般说来，作家会用所谓“三部曲”来概括和结束某种题材小说的写作，而我没有停止对煤矿题材小说的写作。粗算了一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包括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作家在内的所写的矿工生活的小说加起来，都不如我一个人写的矿工生活的作品多。

煤矿是我认定的文学富矿，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这口矿井里开掘，越开越远，越掘越深。据说煤埋藏得越深，杂质就越少，煤质就越纯粹，发热量和光明度就越高。希望我的这部小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