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於可训

曾楚风：於老师，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放假。一年过了恰恰一半。编辑部刚刚开了第八期的编前会，您的《临街楼》栏目发表的是《凉亭吴奶传—乡人传之五》，这是您在新冠疫情期间完成的最后一篇专栏稿。准确地说，疫情到现在根本没有完，应该说“封城期间”。时间是1月23日到4月8日，所谓封城之日到开城之日。开城的日子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仪式，但封城的日子，确实是一座纪念碑。封城给身在武汉的人以及与之联系紧密的人巨大冲击，震撼。我编了一年半您的专栏，感觉您的记忆力极好，一般人比不了，您还能记得23号那一天的经历吗？

於可训：楚风，谢谢你和《长江文艺》编辑部给我这个面对面谈创作的机会。我是《长江文艺》的老作者，算起来，该有近四十年的交往。以前主要是发表评论别人的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集中，都是在吴耀崚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现在轮到你来指导我写这些让别人评论的文章，我很高兴。

说正事儿吧。你要我谈谈1月23号封城那天的经历，我先跟你谈一点封城前几天的经历做个铺垫吧。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听到新冠病毒这件事的，新冠疫情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生活，或与我的生活发生关系的。但有一件事，却让我事后想起来都感到后怕。大约是在1月10号左右，我出去散步爽了汗，开始咳嗽。没有痰，干咳，咳得整夜睡不着觉。那时候，好像外面就在谈论新冠的事，气氛有点紧张，但也没太当回事。15号，一个同事邀我们去吃自助餐，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到了自助餐厅，看到很多人排队，电梯间也挤满了人。虽然戴口罩的并不多，但我还是有点怕，就有意识地把老伴儿往人少的地方拽，说明我那时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警觉。接着，20号又有个在高校工作的弟子晋升教授，请在汉的同门吃烤全羊，我也应邀前往。行前从我家出发的几个弟子，我给他们一人发了一个口罩。21号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邀我吃团年饭，我又去了。后面两次，我老伴儿虽然没有去，但也没有刻意阻止。我那几天夜里还在干咳，没有丝毫缓解。我自始至终没上校医院吃药打针，只把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送来的板蓝根冲剂喝了几包，用土法熬了点生姜葱白萝卜水喝。更没有往新冠病毒上想，因为没有头痛发热的症状。咳了一个多月，春节后就慢慢好了。

这是前情。1月23日封城的前一天，是个星期三。是我老伴儿每半个月到中部战区总医院取药或检测的日子。鉴于外面风声越来越紧，我老伴儿说，别去了，药我们自己买。23号是农历腊月二十九，这天上午，我和老伴儿到学校的菜场买了一次菜。我老伴儿是个很传统的人，虽然商量好了年饭简单点，但有几样应景的菜肴，如听话鱼、什锦菜，她每年都少不了，所以这天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买得比较多，我们一人一个手拉车都装得满满的。亏得这天买了这些菜，不然的话，年后一下子还接不上来。这天上午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封城的消息，有些摊主怕晚了出不了城，就已经提前歇摊了。熟悉的摊主告诉我们，下午菜场关门，就抢着做这会儿生意。我原来打算腊月三十再去买菜，听这样一说，禁不住直夸老伴儿英明。在这之前，我和老伴儿还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坚决不让两个女儿回来过年。二女儿在国外是回不来了，大女儿一家现在暂居深圳，车票都买好了，硬逼着她去退了。我们老两口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过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春节，这也是我老伴儿在这个世界上陪我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曾楚风：2月6日，您发给我《阴婆二奶传—乡人传之二》，并留言：“又交一单货。疫期安好！”您在文章结尾说老伴儿看到好玩的地方，拊掌大笑，说，这下日子好过了！我还对朋友说，我要向於老师学习。临危不乱，还能工作。看得出您心情很放松。我当时吓得半死。有恐惧，愤怒，也有温暖，安慰。整天为柴米油盐操心。担心会没有饭吃。您处之泰然吗？您对当时的疫情有怎样的认识？

於可训：说实话，整个疫情期间，如果没有我老伴儿去世这个突发事件，我们的生活是很平静的，和平常区别不大。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我们生活在大学校园里，与社会相对隔离，加上学生都回去了，有些教职工也不在学校，所以校园很安静，备足了粮草，就可以安心过日子。二是在疫情期间，除了社区和街道提供的一些防护物资和生活服务外，学校自己也有一套防护服务系统。从学校到院系，都设有抗击疫情的领导机构，各院系和后勤、医务部门还有志愿者组成的突击队，有些职能部门如人事部，还有提供服务信息、发送防疫和生活物资的微信群，武大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也作了很多贡献。对有些特殊人群，如离退休教职工和老弱病残者，学校有关部门都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有这么多部门提供保护，为我们服务，我们也就百事无忧了。这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团购活动，是自己到校门口购蔬菜的去取的。当时全副武装，连眼镜都用保鲜膜包裹起来，回来后又拼命消毒。平时吃的蔬菜、水果，包括禽蛋鱼肉，米面食油和用的口罩、目镜、酒精、消毒液等防护用品，经常有校内外的一些团体、机构派送，而且大都是免费的。我老伴儿的日常用药和我自己每日一片的高血压药，要么是物业的同志，要么是文学院的突击队员帮忙去取，煤气也是他们帮忙去圈存的。有一次，我老伴儿要到中部战区总医院开一批药，文学院就派了一位突击队员穿上防护服开车到医院去取。当这位年轻的女老师事后在我家窗外向我们挥手说再见时，我和我老伴儿都禁不住热泪盈眶。14天后，我老伴儿一定要我打个电话，确认这位老师没事才放心。我们在疫情期间所得各方面的照顾，尤其是文学院和物业同志的切近关照，真可谓无微不至。

有了这样的保障，我也就少去了你说的许多操心和烦恼，就能安心坐下来像平时一样读书写作。这些年来，因为老伴儿身体不好，我也很少外出，一心陪着她过一种很刻板的居家生活。新冠前，家里请了一个钟点工搞卫生、弄午饭，新冠后，我包揽了全部家务，还要照顾生病的老伴儿，之外的时间，才能用来读书写作。这期间，除了写作《临街楼》的专栏文章外，我还配合学校宣传部门，写过几篇有关抗疫斗争的诗文，其中的一首诗歌作品《武汉，我爱》，经著名朗诵艺术家柳棣朗读，传诵较广。《从现代文学的自然观看人对自然的态度》视频网课播出后，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我身为武汉市民，对武汉的抗疫斗争，未有半点贡献，仅以这些速朽的文字，表达我对我深爱着的这座城市和武汉人民的一点敬意，也表达我对抗疫斗争中牺牲的英雄和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全国医务工作者的一点感激之情。

曾楚风：在之五的文章结尾，您有附记：“本文起笔于2020年3月27日前，写到一半，中凡于27日凌晨突发心脏病去世。守丧期间，为排解悲痛，不时续写。二十天后，完成下半。5月7日，中凡安葬后，8日随丹儿赴深圳，10日至11日最后改定。本文写作前半，曾为故事素材和民俗歌谣，多次请益中凡。中凡又为我查找方言难字读音，一如既往，多所贡献。故此文实吾妻助吾写作之最后见证，当日情景，如在目前，思之泫然。”

您让我发表时删掉，我不愿意删，想让大家记得当时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心情，我知道，遗忘是必然的，遗忘也是很快的，别人会忘记，我们自己也会忘记，甚至我们会主动遗忘，比如忘记痛苦，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愈方法。所以要赶紧记录下来。能谈谈那段时间里的事情吗？

我知道太难了。有人告诉我，当你失去最亲近的人，要恢复基本的心情正常，有三个关键的时间点：七七四十九天，三个月，两年。我觉得这个时间表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好像是一个心理暗示。

於可训：2020年3月27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黑色星期五。我老伴儿五年前发现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问题，先在加拿大就诊，后回国在中部战区总医院治疗。平时，我陪她半个月去一次医院，主要是取药和做一些药物反应方面的检测，有时也做较全面的血检。一年或大半年住一次医院，调理调理。几年来病情一直比较稳定，有些核心指标，如肌酐等，还在大幅度下降，总体状况有所好转。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发生，中断了正常治疗，不会出现这样的突发事故。

新冠疫情发生后，一直到3月20号前，都平安无事。我老伴儿年轻时能歌善舞，爱好广泛，中年写作，老年学画，都是她退休后的精神寄托。那些时，她精神好的时候，也写写画画，或帮我查查资料和方言生字。我写的作品，写完一篇，她读一篇，有时也在一起议论议论，听听她的意见，心情都比较轻松。我们对安全度过疫情，都较乐观。3月20号以后，她开始出现呼吸障碍，有时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当即用电话和微信咨询她的两位主治医生，又与医院门诊和急诊部门联系。综合他们的意见，说现在医院还不能收治病人住院，像她这样基础性疾病多的老人容易感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出门，去医院风险很大，最好能坚持到正常收治住院。还在医生的指导下，购买了一台制氧机和两种喷剂，吸氧和喷药后，虽有所缓解，但我还是不能放心，仍准备冒险去医院就诊，连去医院用车都联系好了。26日晚，上半夜，我们还在商量明天吃什么，然后我协助她洗漱完毕，帮她做完每天必做的按摩，让她躺下睡觉。睡了一会儿，她突然坐起来，说胸口闷得慌，我赶忙帮她喷药。喷了两次，不见缓解，就赶快拨打120求救。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27日凌晨就走了。短短几个小时，就像有人在抢一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而且按照规定，要立即火化，火化事宜都交由殡葬部门办理，我连跟车去送一程也不能。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救护车来的时候，多亏了陈美兰老师的女婿帮忙照应。当日凌晨，涂险峰院长得知信息后，就开车到医院接我，上午又开车带我去把骨灰取回来了，我老伴儿的人生就这么简单匆忙地划了一个句号。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连敲键盘的手指都是僵硬的。我实在不愿意再去回想那个黑色的夜晚，那夺命的几个小时的情景。一想起来，我的心就在颤抖。我和我老伴儿是黄冈高中的同班同学，她去世之后，我在答谢黄高同学的一则微信中，写了如下的一些话，现转录于此，以见我当时的心境：二十六日午夜，突发事变，上帝用一只无情的手，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从我手上硬生生地夺走了我的凡凡。人都有一死，这我知道，这几天，许多人都安慰我说，凡凡这样走是修来的福分，对她的病痛，也是一种解脱，在理性上，我也能接受。但她走得这么突然，这么仓促，这么简单，就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一个大活人就变没了，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无论用什么办法，我都无法搬开这块压在我心头的巨石，这些天来，我一直被这块巨石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对不起凡凡，我没照顾好她，我没能让她最后从从容容地向这个世界挥手告别。

我老伴儿的名字叫黄中凡，凡凡是同学们对她的爱称，她是一个谁见了都喜欢的人。

老伴去世后，我对着她的骨灰盒，每日早起抄经，直到六七那天，才送往石门峰纪念公园安葬。安葬了老伴，我就同女儿一家来到深圳。女儿安排我每天白天到附近一家咖啡馆读书写作，晚饭后陪我在海边散步，周末让女婿开车带我和一家人到周边的城市逛逛，或爬爬山，游游泳，有时也有在深圳工作的同学熟人，或在广东工作的弟子请去见见面，聊聊天。就这样，把我的时间填满，免得我一个人胡思乱想。刚来的时候，写作进展很慢，有时镇日枯坐，写不出几行字，最近稍好一点，栏目的之六、之七、之八，都是来深圳后完成的，这几天正在写之九。现在也只有写作能够救我，但愿这样的日子早点过去，但我又不愿意过早过快地遗忘。我老伴和我同年，我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我不指望两年后能坦然面对，二十年后，如果我还能保留这些痛苦的记忆，那才是真正的坦然面对。

曾楚风：写完十篇乡村教师传记后您起意写乡人百事传。发表时去掉了百事二字。我看了开篇《看相细爹传》后还是问了老问题：写实和虚构，各占多少呢？您说：细爹这个人是真的，要我学扒手也是真的，（挑牙虫的细节是虚构的），他夫人左手进右手出也是真的，他当扒手的事和细节，都是我虚构的，遇见看相先生是我虚构的，晚年住猪屋是真的。大关节真的多，过程和细节虚构的多，虚构的也有生活依据，也是真实的。说实话，我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总是有点点心虚，这个专栏是个散文栏目，一定要写实。我的观念里，虚构和写实一定要分清楚的。其实哪里会有百分百写实？但依然要顽强地追求。我也不清楚这个念头的源头。您作为学者写作，我以为会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或者说设计感很强。会想清楚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能谈谈思路吗？

於可训：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所有的文学写作者不能不面对，又很难说得清的问题。说不能不面对，是所有的文学写作，甚至包括所有的写作活动，都存在一个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表情达意，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写作活动的一个终极悖论：言不尽意，不论你怎么说怎么写，都无法尽善尽美地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言、意之间引进了一个第三者：象，“立象以尽意”，即通过一些具体可感的事物，把不尽的意思包蕴其中，让你去感受、体会和想象。后来的“意境”“意象”理论，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既然你要把你的真情实感（真实的），寄托于一个包容丰富的具体事物（不确定的）之中，又允许读者去感受、体会和想象（见仁见智），这就为真实的表达，开了一个虚构的方便法门。写作的虚构，也因此获得了它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写作活动，不论你多么强调它的真实性，都逃不脱同时也不能不存在虚构成分的宿命。

这当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具体到一些写作活动中，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说不清楚，不是实际上难以区分，而是观念上束缚太多。比如，谈到历史写作，从前我们都认为，史书上写的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就是史书上写的那个样子。后来受了外来历史观的影响，说我们知道的历史，不过是文本的历史，是被人书写的历史，书写历史的人决定了历史被写成什么样子，所以书上写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实际上的那个历史。用这样的观念，回过头去再想想你曾经读过的那些史书，你对写作者是否在场的所有质疑，都可能得到证实，历史也就失去了它固有的客观真实，而容纳了写作者虚构的诸多可能。

又比如你说到的散文。有谁说过散文一定是写实的呢，散文如果都是写实的，那记事散文的两个小兄弟，抒情的散文和说理的散文又情何以堪。说散文是写实的，在中国，主要是受了史传散文的影响，又混淆了“立诚”和“写实”的区别，把内在的“立诚”和外在的“写实”混为一谈。事实上，不但中国古代有很多非写实的散文，而且散文在中国古代本来是指所有散体的文字，与讲究排比对仗的诗体的文字（“排偶之体”）相对。这种散体的文字，就包括虚构的小说和戏曲在内。想想这些问题，就可能把散文写作从写实中解放出来。

说到这个专栏文章的写作，我倒没有去刻意设计。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我比较关注中国的写作传统，对一些作家，如张承志、韩少功等主张文学写作回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的“书”，或“大散文”“杂文学”的状态，很感兴趣。也对一些作家取用中国古代文体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实验，乐观其成。这些，对这个专栏文章的写作，都可能产生过影响。所以，很难说我的这个专栏文章，是散文还是小说，抑或散文、小说都不是，只是用文字记下来的一些东西，或如中国人说惯了的文章而已。文字是散体的，内容真实的虚构的都有，貌似写实，但也不排斥抒情和议论。我不敢说我在做什么文体实验，我只觉得这样写起来自由。自从西方文体分类学传到中国以后，写作的条条框框太多，难免作茧自缚。我都这把年纪了，写作是一种享受，不想太苦了自己。我很感谢你们用我的书房为这个栏目命名，把这个栏目的名字叫做临街楼，而不特别标明是散文还是小说，让读者看了，知道有个老头在楼里面写东西就行，不必管他写什么怎么写，有兴趣就一眼，没兴趣就让他自娱自乐。

在写乡村教师传记系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这些人作为个体，在历史上也许没有留下什么重大建树，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可能无足轻重，但他们所经历的，或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和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却有很重要的价值。但问题是，他们所经历的，或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事件，也不一定是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场景，而是一些散乱的生活细节或残留的人生碎片。如果把这些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散乱的生活细节和残留的人生碎片，用虚构的方式，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就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代人的一扇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就可以大致窥见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一代人的影像。这个想法看起来像以前的作家塑造典型人物，其实不是，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最终是要造就具有独特个性的“这一个”，我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万花筒，或一架望远镜，我要的不是这个万花筒，这架望远镜多么独特，多么与众不同，而是通过它能看到什么，能看多远。我制造的这个万花筒，这架望远镜，从前也许真的就有，或与曾经有过的类似，但透过它们，你看到的，却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历史。简言之，我是用我的记忆中的一些散乱的生活细节和残留的人生碎片，拼揍成一个个未必不真实的人物，让他们带着你去看他们存在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和人生。我写乡村教师传记和乡人传系列，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无论是人是事，都亦实亦虚，很难说是写实的散文或虚构的小说。

曾楚风：看了第一篇后，我对您说，希望后面写的人物有趣一些。您说后面的人物都带点传奇性，中国文学就讲传奇，无奇不传，不传不奇。您说：“从1958年以后，老中国乡村就接近尾声，我喜欢写的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及之前的残留，我觉得那更接近传统乡村。”你记录那个乡村，有哪些东西特别吸引你，记录的目的是什么呢？疫情之后，您的想法有没有变化呢？

於可训：我不是真正的农家子弟，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会干所有的农活，也像湖区的孩子一样，是捕鱼的好手。我的农村生活经历，主要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严格说来，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这也许是我侧重写这个时期残留的农村印象的一点资本。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所经历的这个时期的农村是传统的乡村和“现代”的乡村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农村，掺进了越来越多人为“计划”的因素，破坏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农耕社会的格局，古老的乡风民俗，也随之为一种渗透了很强的政治意识的新观念和新风俗所代替。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也容易唤起我们的一种怀旧情绪。当这种怀旧情绪不仅仅停留在留恋旧物、发思古之幽情的层面，而是同时也指向这种进步的历史中某些割断传统、违拗人情，甚至是有悖人性的极端倾向的时候，描写这些旧物，就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意味。我在写作中，把关注的重点和正面描写的对象，放在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写这个时期的乡村教师，写这个时期的普通乡民，突出的是他们的自然纯真、朴实善良。在他们身上，也有愚昧和迷信，迂阔和荒唐，他们因此也遭受欺诈愚弄，历尽艰难困窘，但那一点自然纯真、朴实善良的种子还在。这点种子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由自然的经济形态孕育而成的。我努力搜寻我记忆的残留，我要用我的写作保存这些种子的胚胎，让它在我们身后长出嫩芽，以便我们在向新的生活目标迈进的路上，时时有所回顾。这个创作的初衷，我至今没有改变。疫情过后，鉴于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许多违拗自然的负面效应，我的这个想法不但没有变化，而且更加坚定。我甚至有一个更大的写作《世情书》的计划，打算用这种写法，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那个年代的面貌。

用传奇的写法，主要是为了好看。但这种传奇，不是英雄传奇，也不是历史传奇，而是普通人的人生传奇或生活传奇。这些传奇，放在那个年代，也许不足为奇，但在今人看来，却不可思议，甚或“拍案惊奇”。我把这些传奇的碎片，像马赛克一样镶嵌在一些人物身上，让他们也披上传奇的外衣。这些人多半都有原型，只是经过我的改造，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说白了只是一些木模泥胎，与真人无关，无须对号入座。

用这种写法，我受过唐人传奇的启发。鲁迅说唐人传奇是中国人最早有意识地写的小说，这种小说自然跟外国的小说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两点，一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二是像写散文那样写，不刻意讲究后人认定的小说章法。这样的写法，我觉得很自由，所以我写的时候，也就不管虚实真假，合不合章法。我想把小说当散文写，或把散文写成小说，让散文和小说都回到文章这个古老的家族。

曾楚风：印象里是去年，我看到您的退休感言。您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四十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一直是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四十年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特别是湖北文学的发展进程。您评论过的当代湖北作家及其作品在本省的学者中大概是最多的，会不会是最好说话的那一个？我感觉您评论不太挑人。好作家好作品您评论，有一些明显水平不高的作家和作品您也评。您不太说激烈的批评的话。换句话说，您不当旗手。我不知道这是性格还是理念决定的。

於可训：我开始走上文学评论道路，是大学毕业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主要关注的是身边的作家，也就是湖北武汉的作家，尤其是这期间比较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方便，就地取材，后来渐渐地有一种意识，觉得这样便于了解作家，也熟悉作品所写的生活，比评论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地作家作品，更便于贯彻知人论世的原则。这样做，当然有它的局限，就是不容易造成影响，有好心的朋友甚至劝我放弃这种做法，去跟踪那些当红的作家作品。无奈我这个人做事只凭兴趣爱好，不太顾及影响不影响，所以尽管外面不断有批评新秀崛起，我却依旧乐此不疲。再往后，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文学评论不是助人排名论次，夺冠选美，也不是帮忙打扫店堂，清理垃圾，而是与作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作家无论大小，写出来的作品，就像泡出来的清茶，名茶固然韵味十足，不是名茶未必就索然无味，相反，较之名茶，还可能别有一番风味。要真正辨别各色茶品的风味，不能因其名贵，就拍案叫绝，也不能因其不名，就弃之不顾，而是要靠细心的品味。拍案叫绝和弃之不顾，都过于简单粗暴，细心品味，却要靠客观精致的分析。我的评论做不到精致的地步，却注重客观分析。在我眼里，作家不分大小，爱文学便是，作品无论等级，有特点便好。我也不以为评了名家名篇，就是对文学史作了贡献，评了新人新作，就是扶持了新进作家或文学青年。我也不认为文学评论能指导作家创作，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如此等等，这都是我个人所持的一些文学批评观念，与好不好说话，挑不挑人，激烈不激烈无关。文学评论在中外历史上，曾经做过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工具，在当下中国，正在被文坛清客和书界商贾所玩弄。我希望文学评论回到文学的本位，重建评论家和作家之间觅知音求友声的关系。我知道这样做很难，但作为一种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曾楚风：6月28日，上班了。我在给您发邮件时看到一千万的消息：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28日5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突破1000万例。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原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说，全球新冠确诊超过1000万例不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人类与病毒的一场恶战。目前还看不到全球疫情何时可以结束，任何预测没有根据。我想问，时至今日，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问题，和文学有关系吗？

於可训：这次疫情显然对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疫情期间，我应约写过两篇短文，都与文学有关，现将主要观点摘录如下，算是我对疫情问题的一点思考。

这两篇短文，一篇是从现代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观，看人对自然的态度。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的一大主题，也是当前抗疫斗争的一大主题，第二个问题，现代文学自然观的三种形态：1、以自然为人性的本来状态。2、以自然为人类生存的家园。3、以自然为审美观照的对象。第三个问题，现代文学三种形态的自然观给我们带来的启示：1、保持人性的自然状态，远离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的污染。2、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友好关系。3、以自然为最高审美境界，在对自然美的观照中诗意地栖居。

另一篇是从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谈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我在文章中说，鲁迅在上世纪初提出的国民性问题，虽然今天已有极大的改善，但有许多历史的痼疾，仍残留至今。这次新冠病毒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社会心理问题，例如某些麻木和迷信、自卑和自大、围观和看客的心理等，就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国民性的劣根性残余的表现。尤其是鲁迅所痛恨的围观和看客心理，在这期间表现得十分突出。凑热闹趁风凉，无端的架秧子起哄等等，这些心理意识，通过互联网和自媒体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舆论，不但影响群众情绪，而且也干扰形势判断，影响正确决策，是抗疫斗争中的一种负面的社会心理。克服这种心理，固然有很多途径，但加强国民素质教育，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是其重要的一环。

卑之无甚高论，仅录于此，聊备一格。

曾楚风：特别感谢您回答我提问，您辛苦了。